文｜创瞰巴黎 Julien Hernandez

编辑｜Meister Xia

一览：

• “助推”指借助特定的方式来影响群体和个人的行为及决策。手机的默认设置也是“助推”的一种。
• 学界尚未在“助推”的定义上达成共识，其效果也参差不齐。
• 受“助推”影响的人们是否拥有自主选择权？人们正就“助推”的伦理问题展开讨论。
•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助推”或将导致国家层面难以实施真正有效的措施
• “助推”固然有效，但我们也需不时考虑采用其他工具，多措并举改变人们行为。

很多人也许没有意识到，“助推”正在影响我们的生活。这一概念由Richard Thaler 和Cass Sunstein提出，指借助特定的方式来影响群体和个人的行为及决策。该过程不对选择设限，不涉及任何金钱激励，也不会给受影响者提供任何额外信息。

何为“助推”

阿姆斯特丹机场男厕小便池里的苍蝇图标是“助推”的经典案例。由于小便池里多了个苍蝇图标，男士在如厕时会“瞄得更准”，进而大大减少清洁工的工作量。从这个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人们十分容易受到“助推”的影响。根据Kahnemanian提出的行为经济学理论，人们深受认知偏见和社会影响的制约，而Gerd Gigerenzer提出的生态理性等其他理论却论点相反。不过，这两位理论家均认为，“助推”锁定的对象是“普通人”，而不是经典经济理论中的“经济人” （Home economicus）。

法国蒙彼利埃第三大学社会心理学讲师Daniel Priolo解释道：“助推”一词较为笼统，我们很难知道它的确切含义。由于学界尚未在定义上达成共识，“助推”一词的定性方面仍存有灰色地带。“如果助推者的动机和目的不纯，那么‘助推’可能会演变为‘暗推’。在看到认知偏见等因素在社会心理学和社会经济学中扮演的角色后，人们提出了上述概念。”

“由于学界尚未在定义上达成共识，‘助推’一词的定性方面仍存有灰色地带。”

有些人甚至认为，“助推”也有类似“禁令”的效果。比如，在日内瓦大学从事慈善助推工作的伦理学博士、捐赠伦理学专家Emma Tieffenbach指出，在某些情况下，禁令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助推”。“机场的禁烟令可被视为一种‘助推’。那些犯烟瘾的人需要多走100米，到室外吸烟。吸烟的权利并没有被剥夺，但他们需要为此付出更多努力。”

“助推”无处不在，例子比比皆是：我们手机中的默认设置、前往银行取款时必须完成的一些操作步骤，以及超市里放在齐眼位置的健康食物。“助推”的支持者说，有效的“助推”旨在帮助人们以更少的努力，做出更好的选择。

褒贬不一

Daniel Priolo称：“助推”有很多运作机理和实践方式。“笼统宣称‘助推’是否管用，就好比说病人吃药就能痊愈一样。”药物的有效性取决于治疗方法、具体的评判标准、利弊权衡，以及病人的具体状况，与之类似，“助推”也需各种因素的多方考量。

话虽如此，“助推”的有效性仍未取得共识。最近，一项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上的荟萃分析[1]披露了其整体的有效性。不过，该分析一经发表就收到了其他作者的抨击。他们声称，由于存在发表偏倚，上述有效性毫无意义[2]。

科学界对“助推”也是褒贬不一。考虑到“助推”的目标具有“规范性”，它们在伦理学和政治学领域也引发了热议：“助推”使用的限度在哪？如何在伦理层面对其进行评判？举例而言，你可能会因为一个“助推”而放弃巧克力蛋糕，转而选择更健康的水果沙拉。然而，如果你今天非常想吃蛋糕，你可能会因此而不满“助推”的存在。Emma Tieffenbach对此持有异议，她说，“只要‘助推’下的行为属于二阶欲望（second-order preferences）的范畴，‘助推’在伦理上就不存在任何问题”。

二阶欲望指代那些我们在理性上更愿意做的事情。Thaler和Sunstein称，虽然人能对自身行为做出理性预判（‘foreseeing self’），但一阶欲望会促使我们向着相反的方向行动（‘acting self’）。这一点在理论上不难理解，但在现实中很难评估二者是否统一。Emma Tieffenbach 指出，“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会受到‘助推’的影响。但我们很难判断他们的行为究竟是二阶欲望的产物，还是良好的判断所带来的决策。”

如果“助推”影响到了人们的自主性，那其合理性理应存疑。Emma Tieffenbach表示，“‘助推’不会影响我们的判断能力，但会利用我们的认知或情感偏见，或是羞愧和内疚等人们想要极力避免的负面情绪。这可能会带来一些伦理方面的问题。”伦理学家对此也展开了激烈讨论，有些人认为，“助推”影响到了人们的自主性，应该被禁用；另一些则认为，“助推”在全球层面的益处对其合理性提供了支撑。

“科学界对‘助推’也是褒贬不一。”

“助推”可能会利用羞愧、尴尬和内疚等人们想要极力避免的负面情绪。例如，慈善组织常常会利用内疚这一情绪来诱导人们捐款。Emma Tieffenbach 解释道，“以机场的吸烟区为例，专属玻璃房的设计可能会引来路人对吸烟者的鄙夷目光。在这种情况下，‘助推’让吸烟成为了一种令人羞愧的体验，即便是烟瘾最为严重的人，在吸烟前都会思忖再三。问题是，这种体验带来的精神损失，可能与人们在经历罚款时的感受并无二致。那么人们的吸烟自由是否真正得到了保护？这一点有待商榷。”

政治影响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助推”受到的抨击可以归为三大类：一，助推可能会变成维护现状、逃避改革的一种策略；二，助推是暂时的解决方案，会延缓系统层面实施真正有效的措施；三，助推会对个人施以过多责备。最近，发表在《行为与脑科学》（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上的一篇评论列出了这些批评意见，并给出了几个具体案例[3]。

为了诠释第一点，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房东。他可能会声称，人们之所以不健康，是因为他们不具备良好的卫生习惯，或是因为他们的饮食不均衡。由此，“助推”政策就会被用于推广肥皂的使用，或是改善人们的饮食。然而，生活条件欠佳才是这些居民健康堪忧的真正原因，而问题的解决之道是针对住房而出台政策改革。

“绿色助推”可以用来诠释另外两点。例如，法国在全国推广了Linky智能电表。尽管此类“绿色助推”旨在帮助公民意识到节能减排的重要性，但有些人指出，这种做法可能会将能耗责任推给家庭，而非能源政策。不过，法国政府似乎意识到了这些问题[4]，对“助推” 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些举措未能带来行为和制度上的彻底改变。

然而，法国政府并没有因此而限制“助推”的使用。Audrey Chabal称：“政府经常要求法国公共改革委员会（DITP）和其行为科学部门来制作视觉传播和广告短片，在新冠疫情期间尤为如此。” Audrey是一名记者，曾在疫情期间发表过有关“助推”的一篇调查报告（报告原名：Souriez, vous êtes nudgé）。“DITP并非需要对此负责的唯一机构。例如，为政府提供服务的BVA研究公司提交了‘一线、二线、三线岗位’这一术语，旨在让人们逐渐接受在家进行可以远程完成的工作内容。”

总而言之，“助推”的形式多种多样，其效果参差不齐，合理性上也存在诸多争议。“助推”固然有效，但我们也需不时考虑采用其他工具，多措并举改变人们的行为。

Julien Hernandez

参考资料：

1.https://www.pnas.org/doi/10.1073/pnas.2107346118

2.https://www.pnas.org/doi/10.1073/pnas.2200300119

3.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 =4046264

4.https://www.ecologie.gouv.fr/nudges-verts

Daniel Priolo

法国蒙彼利埃第三大学社会心理学讲师

Emma Tieffenbach

日内瓦大学伦理学博士、捐赠伦理学专家

Audrey Chabal

记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