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赵孟

编辑 | 翟瑞民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的专业学术期刊《社会学研究》发表一篇题为《供需与结构：中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构的逻辑》的论文指出，中国养老服务体系发展面临的诸多突出问题中，最为重要的是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包括供需结构、供给主体结构和政策体系结构失衡等。

“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从2010年-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上升了4.63个百分点。与上个十年相比，上升幅度分别提高了2.51和2.72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另一方面，根据民政部资料显示，2019年我国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达到20.4万个。

该论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教授赵一红和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聂倩。论文数据来源于对南京、杭州、上海、哈尔滨、长春和昆明6个城市15家养老机构的实地调研和对162位老年人的面对面抽样调查。

论文指出，近几十年来，中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国家战略不断发展并逐步成形成，但从迄今为止出台的各项养老服务相关政策以及基于这些政策建立的养老服务制度来看，目前的养老服务体系在顶层设计、整体部署等方面仍然存在明显不足，尤其欠缺从供需结构平衡角度进行的政策和制度设计，再加上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较快，导致出现“未富先老”“慢富快老”矛盾，较突出的表现主要有城乡不平衡、区域不平衡甚至不同社会群体、社会阶层之间不平衡等，即养老服务非体系化现象。

论文介绍，在调研的养老机构中，入住老年人的性别结构中女性居多，男女性别比约为1∶1.5，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入住老年人的性别结构相似，只有西部地区的样本男女人数相若；从各机构类型来看，公办、公建民营、民营养老机构的老年人性别构成也都是女性多于男性。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目前我国女性的平均寿命普遍高于男性，且女性老年人对机构养老方式的接受度更高。

在中国养老文化传统中，居家养老是首选的养老模式。调研显示，综合来看，入住机构的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其一，被调查对象大部分为高龄甚至超高龄老人，其子女年龄也多为五六十岁，因此，65.4%的老年人选择的原因中都有“在家无人照顾”这一选项。其二，不愿意麻烦子女和其他晚辈也是不少老年人选择入住机构养老的原因之一（占56.2%），只有极个别老年人（占1.9%）是因为“与子女共同居住矛盾多”。其三，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养老政策的完善，老年人对机构养老的看法也在逐步改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从自身角度考虑选择更优质的养老方式。

调查显示，老人们普遍对紧急救援和心理护理服务更加关注，因为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基本上属于中高龄老人，身体状况较差，害怕万一出现意外不能及时就医的话就会耽误或错过治疗的“黄金时间”。

从养老服务供给角度看，162位老年人中享受到生活照料相关服务的比例高达95.7%。但是就其自身状况而言，调查对象中可自理、对生活照料并不急需的老年人居多，占总数的87.7%。在医疗保健服务方面，所调查的养老机构基本都为老年人提供了相应服务，其比例为72.8%。然而，大部分养老机构只能提供量血压、测体温等基础医疗保健服务，入住老年人身体不舒服或者有疾病时还是选择去市里大型医院诊疗，且所需药品亦是由其本人或子女去医院购取，对所在养老机构的医疗服务依赖度较低。

老年人对养老院各项服务的满意度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当前养老院养老服务的供给水平是否能满足其自身需求。调研显示，老年人对护理人员、服务人员的满意度最高，其次是行政管理人员的服务态度和活动空间，满意度最低的是饭菜质量。进一步比较不同地区养老院服务满意度评价发现，中西部养老机构各项服务的满意度大多高于东部，究其原因，作者发现，上海、南京、杭州等市的老年人更注重养老服务质量，所以在评价满意度时打分更加严谨。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被调查者对各类服务的总体评价基本满意，其中对收费价格的满意度最低。究其原因，大部分老年人的唯一收入来源是退休金，且将退休金全部用于支付养老院费用，然而每年入住养老院的费用在不断提高，故老年人对收费价格的满意度较低。

对于供需差异的分析显示，养老机构提供的生活照料、休闲娱乐服务能基本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其满意程度较高，但是在医疗保健、紧急救援、心理护理等方面，老人们普遍认为供给不足，满意度较低。此外，中西部地区老年人相较于东部地区老年人对养老服务需求的急迫程度较低。调研人员通过深度访谈发现，中西部地区的老年人在养老服务项目上并没有更高要求，只要保障其基本生活就感到满足，而东部地区老年人对生活质量要求更高，希望有多元化的养老服务项目。

作者认为，养老服务供需不平衡是当下中国养老服务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养老服务供给内容与需求内容存在严重脱节，在优质公办养老机构床位“紧俏”与一般民办养老机构床位“滞销”之间存在突出的结构性矛盾；在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等方面，现行养老服务供给充足，而在养生护理、医养结合、精神慰藉等养老服务方面明显供给不足。

作者认为，要解决好这些结构性失衡问题，关键在于选择怎样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从老年人需求出发还是从国家供给出发，是立足于制度与政策框架还是立足于大众对养老服务体系的认同。”

作者建议，在供需制度结构层面，应始终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供需的制度结构放在怎样的框架下去思考，是基于老年人的需求还是从国家供给模式出发，是基于政策制度框架还是立足于老年人对养老服务体系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关系着我国养老服务供需制度结构的重构。

此外，在国家层面，从时空结构的视角看，服务体系的建构是全方位的，这不仅仅是地域概念，更主要的是多维度的社会制度结构概念。比如政策体系、服务标准化体系、评估监管制度体系、养老服务网络技术与信息体系等，都需要突破原有的政策制度框架，从供需结构平衡的角度进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