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亚里士多德讨厌工作狂，他觉得，工作的目的是休闲，就像战争的目的是和平一样理所当然。不过，世界上有三种休闲——“第一是指容许做某些事，第二是指容许做任何事，第三是指容许什么事情都不做。”英国传记作家切斯特顿这样划分，他觉得，第三种休闲，最为难能可贵。

检视我们排得满满的假期生活：旅游打卡，飞盘露营，艺术展与音乐会一个接着一个，如果假期什么事都不做，就会涌起白白浪费时间的羞愧感。《等待周末：双休日的起源与意义》一书指出，现代人连玩乐都变得严肃认真、煞有介事，休闲的原初含义被我们远远丢在脑后——一段允许私人白日梦的时间，做一些波西米亚式的混杂游戏，仅仅出于玩心，而非为了求胜，甚至不是为了玩得好，“如果某件事值得做，那就是做坏了也无妨。” 

假期在现代社会是不是演变成了另一种奴役方式？我们多久难以拥有“什么事都不做的高贵习惯”了？在这个春节假期里，或许我们也可以享受发呆、晃荡和无所事事，保有一些“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消磨的时光”。

《是休闲还是奴役？》（节选）

撰文｜维托尔德·雷布琴斯基 翻译｜梁永安

《牛津英语大词典》对休闲的定义如下：“一段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消磨的时光。”换言之就是一段“自由”的时光。但英国新闻记者兼评论家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在他颇受欢迎的《伦敦新闻画报》周六专栏中却指出，不应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拥有休闲并不代表拥有自由。切斯特顿认为，大家之所以会混淆这两件事，是因为“休闲”一词通常用来诠释三件不同的事情：

“第一是指容许做某些事；第二是指容许做任何事；第三是指容许什么事情都不做（这也许最难能可贵）。”

他承认第一种意义的休闲最常见，而且近来（他这番话写于1900年代初期）在量的增加上是最快的。第二种意义的休闲（也就是拥有随心所欲的自由去形塑自己的休闲时间）却罕见许多，而且通常只见于艺术家和有创造性的个人。然而，在切斯特顿看来，最真切的休闲要算第三种意义的休闲，也就是懒散。 

切斯特顿这么胖的一个人（传记作者沃德估计其体重超过136公斤)，歌颂懒散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更有可能的是，懒散之所以吸引他，正因为他是个最不懒散的人。他的著作清单可以罗列出一百多部已出版的作品，包括论文集、诗集、小说、短篇小说集。他同时也是杂志主编、受欢迎的演讲者和广播节目主持人。虽然他把这么多的事务压缩到了不算长的生命里（享寿六十二），但他的人生却充满了乐趣且出奇地不慌不忙。他的人生并不悠闲，但至少是以从容不迫的步伐走过的。 

现代社会提供了许多休闲的机会，但却“越来越容易让人获得这些东西而不可能获得那些东西”——这项切斯特顿的观察至今还站得住脚。例如，如果你想打网球或高尔夫球，球场比比皆是；你喜欢看录像带出租？专门店、出借图书馆和邮购俱乐部所在多有。然而，鳞翅类昆虫研究者却很难在乡间找到一块没有围篱的空地，好尽情发挥他们的兴趣。所以，如果你就像丘吉尔那样嗜好砌砖，但又不像他那样拥有乡村房地产，你要怎么办呢？难不成在邻近的林荫广场上砌砖？还是打打高尔夫球算了…… 

切斯特顿主张，一个人如果是因为别无选择（或受社会压力的驱策）才玩高尔夫球的话，他跟一个因为主人睡觉而获得几小时空闲的奴隶无异（主人一醒，奴隶就得随时待命）。两者都无法说自己是休闲时光的主人。他们拥有自由时光，但并不拥有自由。把这个比附更往前推，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我们已经受到了周末的奴役？乍看之下，这是个匪夷所思的问题，因为奴役我们的显然是工作而非娱乐。我们把耽于工作的人称为工作狂，却没有一个词是用来形容沉迷于游乐者的。也许我们应该造一个词。许多我认识的人将周末作为比工作日更重要的时光来度过，甚至言行之中仿佛觉得工作日才是真实生活中的恼人干扰。有时我会感到，想要深入了解这些周末的水手、登山客或女骑士，我就应该陪着到他们所谓的“自然栖息地”去一趟。届时，我将会看到一个与平日截然不同的人？抑或看到的只是行为举止与穿着装备不同的同一个人？

看一些滑雪的老照片总是让我钦羡不已。在这些照片里，你会看到滑雪者穿的衣服与平常无异，脚上绑着的也只是两根普普通通的弯木板。这些男男女女看起来一副玩心大发的样子，没有半点矫揉造作。反观今日，哪怕滑雪新手穿的都是紧身的弹性纤维滑雪衣，俨然奥运选手。哪怕只是越野滑雪这样再简单不过的消遣，滑雪者仍会讲究正确穿着、专门术语和最新的装备。这固然反映出大家对身份地位和消费水平的在意，但也意味着大家对游戏的态度不同于往昔。过去从事大部分的户外活动，人人都抱得过且过、蒙混过关的态度，不像今日个个严肃认真。从前，“专业”一词是形容那些拿钱从事某种运动的人，以便和出于兴趣而运动的人相区别。时至今日，“专业”越来越常用来形容技巧熟练、高明的人。“专业装备”是现在人人都认为需要且想要的。相反地，“业余人士”一词从前是指“爱好者”，如今却沦为贬义词，指那些笨拙的新手或技巧没有达到某种程度的人。“他是个业余人士”，这句我们常说的话，不再像从前那样是个恭维话了。 

娱乐的时候缺乏漫不经心的态度，身不由己地追求表现，以及讲究正确的礼仪和举止，这些无疑都是某种受到奴役的表现。过去大家打网球是为了“玩玩”，如今却个个“苦练”反手拍。要是切斯特顿看到这种人人奉献热忱的情景，不难揣度他会做何感想，这一类艰苦的追求正是他常常嘲笑的。他曾说过：“如果某件事值得做，那就是做坏了也无妨。” 

切斯特顿的传统观点主张，真正的休闲与现代周末提供的那些典型娱乐是有分别的。他自己的消遣是由一些并不流行的波希米亚式活动混杂而成：素描、搜集武器、用硬纸板剪裁的人形在玩具舞台上演戏。休闲是个人追求个人特性的机会（哪怕是怪里怪气的个人特性)，而非参与大众娱乐的机会；是一个做做私人白日梦的机会，而非一个公开炫示的机会。人从事某种运动应该是出于玩心，而非为了求胜，甚至不是为了玩得好。自由时光如果是真正自由的话，那它理应是可以让人免于成规习俗的羁绊，免于操劳的需要，是可以让人享受到“什么事都不做的高贵习惯”的自由。而这些，是现代周末难以提供的。 

“工作日-周末”循环的意义何在？它是不是芒福德（Lewis Mumford)）或埃吕尔（Jacques Ellul）等社会评论家所担心的日常生活的规格化和官僚化的另一征候？周末是不是只是物质主义文化的一种狡猾的营销伎俩，是一种促进消费的诡计？抑或是用来治疗职场生活的空虚乏味症状的虚假安慰剂？

或者说，这是休闲社会的先声？但若真是这样，这个先声未免雷声大雨点小。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每周的工时数持续递减：从六十小时降为五十小时再降为三十五小时。大家有各种理由可以相信，这个趋势会继续下去，一周的工时数会越来越短。这一点，加上大规模的工业自动化，都让所谓的“普遍休闲”显得指日可待。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是件美事。不少评论者猜测，有人将会对这种新获得的自由不知所措；而一些心理学家则担心，普遍休闲只会带来普遍的无聊。但乐观主义者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普遍休闲可以带来自我提升和接受成人教育的机会，也会使得创造性艺术繁花盛开。较不乐观的人则担心，在美国这样歌颂劳动的社会，人将难以适应不需要工作的生活，也担心美国人没有足够的成熟度和智慧去选择有益身心的休闲活动。 

然而普遍休闲并没有到来，至少没有以大家所预期的面貌到来。主因有一个：一天的工时数降到八小时之后就停住了。自动化确实如预期般在某些产业削减了工作机会，但整体就业数字却不减反增，尽管增加的不见得都是高薪的职位。女性也进入了职场，让工作的人数不是更少而是更多。由于家事还是得做，所以对许多家庭来说，休闲的时间要比从前还少。 

也许大家并没有得到更多的休闲，但周末制度的演变却无疑导致了休闲时间的再分配，让很多人一周的工作日数变少了。这种休闲时间的再分配，加上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让人可以从事五花八门的从前难以想象的娱乐（有些有益身心，有些则不然），而且不只在一年一度的长假期里娱乐，还可以在一整年的任何一个周末里娱乐。 

所有这一切都让“工作-休闲”关系的传统观点变得站不住脚。一直以来，文化对“工作-休闲”关系的态度总是矛盾的。大体而言，有两个看法南辕北辙的阵营。其中一方认为，一个社会越能够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就越理想，持此论者包括了马克思和天主教哲学家皮珀（Josef Pieper）两个大相径庭的思想家。这种主张响应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人生目的是快乐，而休闲则是达到这种目的的必要状态。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一书中指出：“一般相信，快乐是建立在休闲上的。我们工作，是为了得享休闲，一如我们参与战争，是为了得享和平。”爱情男孩合唱团1982年的一首热门歌曲《为了周末而工作》（“Working for the Weekend”），其歌名说得更为扼要。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较近代的工作伦理，即所谓的“新教徒工作伦理”。根据这种伦理观，工作的价值是自足的，而工作的减少将会让人类生活的质量大幅降低（废除工作的后果更要命）。“唯一可取代工作的东西只有更严肃的工作。”芒福德写道。他把有意义的工作视为最高级的人类活动，又夸张得把废除工作比作纳粹邪恶的”最后解决方案”。根据这种观点，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奖赏，不管那是工厂的工作、家里的工作还是体能锻炼。休闲等同于懒散，休闲者是犯罪嫌疑人:任何与工作分离的休闲都是不折不扣的罪行。因此，周末并不是自由时间，而是休息时间，是工作与工作的间歇。 

我一下子说太多了。在谈周末的意义之前，我想先检视一些有助我们理解“工作-休闲”关系的问题：日常生活是如何严格划分为五个工作日和两个游戏日的？“周”是怎么成为现代的主要时间制度的？而这个大家普遍接受的架构，又如何反过来影响了我们休闲的轨迹和性质？——无论你在周末是打打高尔夫球、砌砖，还是只做做白日梦。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等待周末：双休日的起源与意义》第一章，内容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