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了2022年年末全国人口基本情况。自1962年以来，全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人口出生率持续降低。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1亿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3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

在《人类之旅》（The Journey of Humanity）一书中，以色列裔经济学家、美国布朗大学教授奥戴德·盖勒（Oded Galor）从宏观视角出发，分析了人口增长曲线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他将19世纪人类社会的增长与繁荣归因于：迅猛的技术革新赋予教育更高的价值，家庭为此在子女教育上投入更多资源精力，而这也意味着他们不再能够像以前那样生育太多孩子——对整个社会而言，下降的生育率保证了生产力提高的成果不会被过快消耗殆尽，反而带来创新和进步。这一良性循环持续至今，且盖勒在书中乐观地认为，人口下降不仅能使得生活水平继续提高，并且可以减少碳排放。

《人类之旅》以30种语言在全球发行，具有成为像《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简史》等社科畅销书的潜质。盖勒在书中展现出了对人类未来无比乐观的态度。在接受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专访时，这种乐观精神也溢于言表，例如他反复表达了对用更因地制宜的教育方式弥合地区之间在制度、文化、地理和多样性方面的差异，并因此缩小经济差距的信心，尽管他自己在《人类之旅》通过诸多例子说明了文化惯性之强大。

在充满了动荡和不确定性的当下，他启示我们从一种长期主义的视角中汲取信心与力量。考虑到气候变化正在迫近，盖勒认为，生育率下降能够减少人类物种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为技术创新争取更多时间，以便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

01 移民带来的好处要几十年或几代人之后才会显现

界面文化：千百年来，生产力停滞和人口增长对人类社会的繁荣形成掣肘，使人类总是在一段时间的增长与繁荣后陷入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是什么让人类历史的变革之轮在19世纪以更快的速度运转，将人类带入后马尔萨斯时代的呢？

奥戴德·盖勒：当我们回顾人类存在的历史，我们会发现99.9%的时间里，人类的生活水平在温饱层面上下波动——人均收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预期寿命在30万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在25-40岁这一狭窄区间内波动。大约200年前，人类社会突然出现了一个剧烈变化，19世纪初以来，人类的生活水平迅猛提高，全球平均人均收入提升了14倍。

3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远古人类具有一个强大的工具：大脑。与其他物种不同，人类的大脑让人类具有学习和创新的能力。最初的创新非常原始，比如用一种石质工具取代另一种石质工具、发现和使用火，但慢慢地，人类开始掌握越来越多的资源，这些资源让家庭能够养育更多的后代，并带来人口增长。在人类存在的整个历程中，这一互动都意味着技术进步支持着人口增长，更多人口带来更多潜在创新者，推动更大的技术进步。这就是我所说的变革之轮：人口结构、人口规模和技术进步的相辅相成。

在30万年的时间里，我们从石器时代进入蒸汽时代（工业革命）。在1.2万年前的农业革命前夕，地球人口总数约为250万人；在工业革命前夕，这一数字达到10亿，增长了400倍。停滞时代存在一对有趣的对立：技术进步会带来人口增长，但人口增长会吞噬技术进步的成果。

然后，技术环境的变化速度不断加快，起初人们对此没有多少意识，但技术进步不知不觉地突破了一个关键的临界点，要应对这一前所未有的新情况，人们必须在孩子的教育上加大投资。但经济资源是有限的，加大教育投资后就不得不削减其他方面的消费——很多时候这些消费涉及温饱问题。为此，人们必须减少生育子女的数量。

于是我们看到生育率的下降，人口增长速度减缓，让技术进步可以作用于创造一个更繁荣的社会而非仅仅带来更多人口，这个社会转型最终将人类从停滞时代带入增长时代。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提到，理想的社会应该存在一个“甜蜜地带”——在该国的人口多样性达到某一水平时，就能既促进创新，又保持社会凝聚力。要如何在社会异质性和社会同质性之间取得平衡呢？

奥戴德·盖勒：人类多样性和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是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人类多样性会对经济繁荣产生两种彼此矛盾的影响：一方面，人类多样性能促进创意交流和创新，但另一方面，人类多样性也会削弱社会凝聚力——多元社会通常更缺乏社会信任、在公共利益问题面前有更多争议（比如一些人想改善教育，一些人不想；一些人支持左翼思想，另一些人支持右翼思想），而这会带来冲突，冲突会降低生产力。这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达到某种中间状态的多样性，才能有助于实现繁荣。过度多元的社会饱受内部冲突之苦，但同质性过强的社会又无法从创新中充分获益。

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中古时期人口多样性的“甜蜜地带”存在于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当时的创新速度不像今天这么快，由社会同质性带来的社会凝聚力因此是一个比拥有更多潜在创新者更有力的因素。但随着我们进入现代，技术进步的速度大大加快，多样性促进创新的因素就更加重要了，更多元的社会也因此占了上风。

界面文化：那么移民政策呢？在全球化时代，移民政策或许就足够预测一个国家的多样性情况了。

奥戴德·盖勒：移民的确也是一种了不起的创造多样性的力量，但正如我们在目前的欧洲所看到的，移民在短期内会削弱社会凝聚力，它带来的好处往往要几十年或几代人之后才会显现。从这个方面来看，是否采取开放的移民政策取决于一个国家对未来预期的偏好。如果一个国家愿意为了长远利益等待，移民政策当然会带来很大的变化。但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移民有短期的负面效应，它的长期正面效应往往是延迟的。

02 没有一种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增长政策

界面文化：了解了这本书提出的种种促进增长的因素之后，我们应该如何改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呢？

奥戴德·盖勒：《人类之旅》提出的最重要洞见是，没有一种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增长政策，政策制定应该因地制宜，每一个国家都有独一无二的发展轨迹，都需要调和其独特的历史遗产，在进行政策制定时我们需要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

举例来说，我在书中提到的一种促进增长的文化因素是未雨绸缪的心态。未雨绸缪（或者说积极规划未来的能力）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特质，因为它会影响一个社会的教育决策、储蓄决策和技术应用。这种能力在不同社会中参差不齐，与每个地区的地理环境直接相关。

假设你来自一个适宜种植小麦或水稻的地方，这里的农民需要努力播种，半年后收获稻谷，并为来年的种植做准备，这一农业实践告诉他们如何延迟满足，规划未来。这种心态会世代传承，并让整个社会习惯于未雨绸缪。而在一个渔民社会中，最有利可图的职业是渔业。渔业无需长期规划，我们今天捕鱼今天吃，或者卖掉手中的鱼获，因此渔民社会不像其他社会那样重视规划长期未来。

比如说中国就是一个非常重视规划未来的社会，但很多其他国家不是。我之前发表过一篇论文，指出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回报率差异与未雨绸缪心态差异密切相关，那些更容易进行谷物种植的地方，未雨绸缪的心态就更显著。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地理环境注定了一个社会会永远囚于贫困、永远短视吗？当然不是这样。我们可以运用有限的资源改善教育，培养孩子们为未来规划的能力，比如说鼓励孩子去学习乐器——乐器的特性在于需勤学苦练才能奏出有意义的声音，到那时你会发现投入非常值得。

我要再强调一遍，历史不是无法改写的命运，了解历史，我们就能更好地设计教育政策：如果一个社会不够多元，我们就要教育人们对他人更加宽容，减少社会分歧；如果一个社会同质性过高，我们就要教育人们进行批判性思考，打破陈规；如果一个社会缺乏长期规划的能力，我们就要培养这种能力。

界面文化：我相信历史不是命中注定，但我有点怀疑教育能起到多大作用。我的意思是，文化惰性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我们很难改变人们的意识形态、文化或传统。

奥戴德·盖勒：的确，文化非常顽固，但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抗它。想一想在美国的华人移民吧，两三代之后，他们就会和当地人别无二致，所以某种文化融合是可能出现的。虽然文化惰性很强大，我们无法完全消除文化的初始条件，但我们可以努力调和，为此，我们需要首先理解造成发展滞后的根源是什么，然后采取行动。我们不能确保100%的成功，但我们在理解了过去的遗产是什么之后能够向正确的方向努力。

界面文化：在我看来，《人类之旅》的整体基调非常技术决定论，技术进步被认为是长期社会繁荣的保证。你在书中很少谈到资本主义（无论是它的正面还是负面），但当今许多其他思想家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长久剥削以及全球环境恶化归咎于资本主义无限扩张的意识形态（特别是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机制），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国家内外财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罪魁祸首。你对此是怎么看的？

奥戴德·盖勒：我们需要区分技术进步对国家繁荣的作用，和技术进步对个体间的经济不平等的作用。我的观点是，当我们进入一个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国家的繁荣程度也随之提升，全球各地的贫困状况都有所改善，但是技术进步也会加剧国家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不平等。这是因为，加速变化的技术环境对教育投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认知能力的回报也有所提高，但鉴于个人获得的教育机会和认知能力是不均等的，技术进步造成了巨大的不平等。

一个重要的解决方案是促进机会均等。如果一些年轻人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接受教育——比如他们住在教育系统不完善的偏远地区，或父母没有足够多的资源——并因此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处处碰壁，那么我们需要创造条件，让每一个人能够尽可能发展自己的全部潜力，我们至少应该保证技术进步的成果能够让全社会享受到。机会均等无法阻止不平等，不平等依然会出现，但它不会像之前那样激烈。

与此同时，整个社会需要更加慷慨，这其中既有道德的考量也有经济效益的考量——如果技术进步要求人们提高教育水平和认知能力，那些未能获得这些机会的人应该享有某种社会安全网，维持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所以这里有两方面：机会均等创造社会公平，社会安全网提升社会凝聚力、防止社会动乱。

另外，我想请你问问自己，我们真的意识到人类社会取得了多大的进步吗？250年前，1/4的新生儿会在满周岁以前死亡，一半的孩子活不到生育年龄。如今，无论在中国还是非洲，新生儿死亡都是罕见的，也就是说医疗水平的提升提高了全球各个社会的托底能力。还有贫困问题，中国在消除贫困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球范围来看，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都在减少。虽然一些人从技术进步中的获益比其他人多得多，但整体而言我们依然取得了进步。

03 降低生育率能够帮助我们避免环境灾难

界面文化：在东亚地区，生育率下降是一个日益严峻的问题，但根据你的理论，生育率下降能够减少人类物种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为技术创新争取更多时间，以便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

从长远来看这种观点或许是对的，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要如何应对剧烈变化的人口结构对社会稳定性的冲击呢？对许多其他国家而言，金字塔型的人口结构正在出现倒转，老龄人口越来越多，新生儿和青年人口越来越少，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情况。

奥戴德·盖勒：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我们需要意识到人类目前所面对的最严峻的挑战是气候变化危机，也许十年之前普通人对此还没有充分认识，但在今天这个问题已经非常显而易见了。为此，任何能帮助我们抵御环境风险的措施都应该被我们优先考虑。从这个方面来看，降低生育率、降低地球上的人口数量能够帮助我们避免一场巨大的灾难，这场灾难有可能让地球不再宜居，甚至导致人类灭绝。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要如何应对剧烈变化的抚养比率（dependency ratio），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在远东社会比如中国，抚养比率在提升，也就是相对于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正在增加。问题是，这必然是一件坏事吗？生育率如果一直下降，甚至降到人口替代率以下，就必然是一场灾难吗？我认为未必如此。当我们比上一代人有更少的孩子，就意味着我们能在每一个孩子身上做更多教育投入。

当我们思考抚养比率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只想着年轻人群体和老年人群体的数量差异，而是对比两者的质量（教育水平和谋生能力）差异。想想你自己吧，和你的父母辈相比，你的生产力是不是更高了？你父母辈的生产力和再上一辈相比是不是也提高了？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思考，我认为生育率下降的严峻程度还不是很清楚。

是的，人们担心数量的失衡，但数字本身不能说明全部。考虑到气候变化正在迫近，我认为最终我们需要降低生育率，把人口降到更低水平。我们不必为生育率下降过于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