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期主持人 | 潘文捷

春节拜年活动终于告一段落。你喜欢拜年吗？面对亲戚朋友，有的人觉得快乐兴奋；有的人感到无话可说，认为拜年是一种负担；也有的人在日渐年长的亲人身上看见了自己。

亲戚朋友是世界上最高级的“情报机关”。他们有的给你击溃灵魂的直球：“小朋友期末排名第几？”“交女朋友了吗，怎么不带回来看看？”；有的是暗藏玄机的套话大师：“在外工作不容易，你上班是坐公交还是开车啊？”当然，反过来说，春节拜年也是非常高效的信息交换场所，在泄露我方情报的同时，我也能搞明白哪家的女儿发达了、哪家的儿子被甩了、谁对父母不孝令邻里街坊唾弃、谁和谁的关系只是表面笑嘻嘻——虽然当事人或许并不希望我们知道这些。

当然，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不愿意交换信息，只是想到半生不熟的人会用自己的价值观来评判我们，难免感到有些不爽。比如有人就认为只有生越来越多的孩子才会幸福，有的亲戚因为自己赚钱不少就以金钱作为衡量其他人能力的唯一准绳。对于价值观的冲突，鲜少有人愿意再去辩论和反驳，大多数会采取策略进行躲避。

在实践中，我发现了几种避免尴尬的拜年策略。有一种是个人代表法。因为家里其他几个人实在是和这个亲戚家不熟或不愿登门，于是就派出真正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去拜年。“没办法，他要加班啦”、“和同学出去玩了”之类的话大家都听到过，自己也用过，也许加班是真的，“不能登门，极其遗憾，下次一定”之类的说法听听就好。

还有一种是一哄而上拜年法。也就是一大家子人成群结队，十几个人一拥而上进行拜年。我在外婆家遇到了这种拜年法。比较生疏但不能不来的一家人携儿女及孙辈一下子涌进门，旋风般来了又去，面对这样庞大的人口，寒暄的话来不及说两句，招待客人的枣茶也还来不及端上，外婆只能忙着给小辈们塞红包。

多拿红包，少听啰嗦，成为了理想的春节成就。仔细想来，其中也不免有一些令人伤感的成分。 

红包与串门

徐鲁青：拜年是收红包的好时候啊。齐美尔在《货币哲学》里说，货币形式的礼物会拉远赠予者的关系，让他们变得疏离，金钱也不可能成为“人际关系合格的中介”——他的话完全可以用拜年送的红包反驳。拜年时亲戚往我兜里塞红包，旁边的父母总会出场推拉阻拦，两方撕扯时间越长，越能展现双方的礼数，情谊越深。在乡下，送红包经常升级为一番形式上的打斗表演，人们互相追着满院子跑，一个红包推回去又塞过来，红彤彤的纸看起来是真烫手，我在旁边也是真不知所措。

这几年已经很少有人给我红包了，好不容易收到一个，推脱“这么大了收红包不像样”，对面的礼数就说“还是小孩子”。从“还没工作就是小孩子”变成了“还没结婚就是小孩子”，我还是一样地不知所措。

红包也以赛博形态继续联络一段又一段关系、一个又一个群聊，“抢”这个动词总让我想到亲戚间的打斗式红包赠送，这算是另一种电子拜年吗？数字货币来来去去，最后总是没多失去什么，没多获得什么，但却用齐美尔不屑的货币，到处拜了拜礼轻情谊重的年。

尹清露：我家亲戚多，往年是初一进行文捷说的“一哄而上拜年法”，初二在姥姥家吃饭，初三初四转战别家——总之是同一拨人聚好几次。后来都觉得太累，改良成为只去姥姥家，今年大家都忙，有人还阳着，也不方便见老人，连最后这道仪式也省了。如果我还是高中生，肯定会为此欢呼雀跃，但现在少了喧闹又很落寞——为什么儿时不屑一顾的东西现在却视若珍宝呢？。有些亲戚正是因为只在过年时出现，才能带来“年味儿”吧（何况他们通常都穿红戴绿），前两天舅舅和舅妈登门拜访，我弟甚至感叹说：“哇，见到你们可算像是过年了。”

串门拜年对我来说，像是来到和平日生活截然不同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充满了喜气和善意（无论平时亲戚们互相多么看不顺眼）。我喜欢穿着父母辈眼中象征乖乖女的新衣，一群人在车里挤作一团，上车再下车，在别人家吃橘子瓜子看春晚重播，电视机前摆满花鸟市场买来的盆栽。它也带来一种庇护的感觉，所以小时候“叛逃”出家庭聚会，和朋友在商场闲逛也是轻松惬意的，直到长大以后，压岁钱伴随着这层庇护之感逐渐消失，过年的含义也就变了。

董子琪：想问什么样的新衣是乖乖女式的呢（笑？）

潘文捷：清露有时会穿黑色裘皮之类炫酷的衣服，大佬气息浓厚。猜测乖乖女式是那种看起来温良恭俭让的吧。 

场面话和家长里短

潘文捷：社会学者杨华在《陌生的熟人：理解21世纪乡土中国》一书中谈到，中国农村正在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自己人”的范围不断萎缩，从家族到联合家庭，最后压缩为个体家庭，血亲的规则只能运用于家庭内部。这意味着家族里较远血缘的人们逐渐不被当成“自己人”。可以“当着面”说你不是的人群范围在逐渐缩小，但“背地里”说的可能性还在增加。杨华看到，背地里谈论的话题也越发接近个体家庭的私生活，也就是说，讨论你家事情的时候，除非有家庭（联合或直系）成员在场，使话题无法延伸至其家庭，其余任何人在场都可以使话题接续，五服成员、堂兄弟家庭成员都不再是信息、情报的透露人，而是在背地里谈你家里事情的畅所欲言者。

这样看来，很多长辈在拜年时当面问你的事情的时候，虽然有冒犯隐私的嫌疑，但或许还是在把你看作“自己人”，是在“当面说”；而很多年轻人会觉得反感和尴尬，他们觉得自己的事情，比如考试分数，自己爸妈知道就行了，为什么要搞得所有亲戚朋友都知道？这也表明了“自己人”范围的萎缩。不过有趣的是，拜年时不少人会乐于参加当事人不在场的吐槽，这种“背地里”说，反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亲戚之间的感情。

尹清露：我觉得不如把“尴尬”视作一件值得观察的乐事。由于生活经验不同，两辈人之间总归是有代沟的，谁也不能指望跟多年不见的亲戚有什么心灵沟通，真要那样反而可怕吧。每逢拜年，不太熟的亲戚们在客厅说说场面话，熟络一些的就私下在房间里吐槽家长里短，边说边向你投来意味深长的眼神，念叨着“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以后就懂了”。我在想，对于年轻人来说，家长里短可能是相对缺失的，但它们的确构成了老一辈的生活经验，以及他们的人生叙事，而这些叙事也很重要和珍贵。

曾经离家，踌躇满志

林子人：今年过年我们没怎么走亲戚，只有部分亲戚在一起聚了餐。有意思的是，我终于意识到，亲戚聚会的谈话焦点其实总是年纪最小的孩子和年轻人：我表哥、表姐家的两个孩子吸引了席上所有成年人的爱怜注意力；表妹在攻读博士学位，即将成为整个家族学历最高的人，这一点得到了全家人的认可与赞美，但长辈们仍然要耳提面命她别只顾着读书（我爸起哄：“明年领个男朋友回来！”），眼看表妹都要把脸埋进碗里了，我赶紧帮她岔开话题。

大多数时间还是和爸妈在一起。其实如今和爸妈一起时，双方已经很有默契地尽量避开需要阐述个人观点的严肃对话或让人不适的艰难话题了，因生活经历、见识眼界的差别，两代人的所思所想已渐行渐远，虽然都没有明言，但爸妈应该和我一样已经接受了这一点。

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深爱、关心彼此。假期里每天被我爸敦促着去练习开车，虽然我抱怨说自己就像一个被按头写寒假作业的小学生，其实还是愿意的。在车中的这段时间成为了我和我爸这些年难得的独处时光，我开着车经过一条又一条填满了我青少年时代经历的道路，我爸不再嚷嚷那些让我受不了的“男性说教”，而是回忆起他自己的青年时代，细数他记忆中的那些我已不知道或只有模糊印象的城市往事。这些回忆，这些平静的、不被其他事打断的交谈，有一种暖融融的质感，轻抚我们的心。

另外，我也在暗自忖度，我爸如此殷切地教我开车，是不是也因为他重新找回了曾经被女儿全心全意仰赖的时光呢？我是不是也在借机卸下成年人的面具，重新做回一个娇憨的小姑娘呢？写到这里，我不禁落下几滴眼泪。如今回家的感受是如此复杂，既温暖又伤感，既叫嚣着“不如归去”又敦促我勇往直前，这是多年前踌躇满志地离家的自己完全没想到的。

董子琪：今年仍旧是在上海过年，从过去几年想要与故土一拍两散终于变成了对家乡连根拔起，连同年节的仪式，童年的日程安排都被扫荡得干干净净。如果说上海过年与蚌埠过年有什么不同，我想应该是自我的完整度不同。在家乡那是一个从小长到大的女孩，她有她的学校、期末考试成绩单还有被理解的性格、邋遢的习惯，而这里的是相对凝固在妻子、儿媳与母亲身份里的成年女子。她有很多功能，但没有过去，她需要让这些已成的身份结冰，冻成一个本来如此的样子。过年的许多问候都是通过视频电话完成的，我暗自嘲讽视频拜年，透过镜头，我们彼此看见，也隔绝了对方的气息、声音与环境，这是交流也是阻塞，是祝福也是对见不着面的安抚——今后可以更久不见面了。

上一次回家不是过年而是奔丧。在奶奶的葬礼上，我重新看见我和哥哥生着一样的眼珠，一样的少年白，一样手指骨骼的轮廓。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写，她在母亲的葬礼上羞于看见与自己长得相似的亲人，而我想，人的面孔的相似在悲伤或欢乐时最有体现。葬礼和过年都是生命的周期，一种告别的仪式。那也是我这些年最接近回家过年的时刻。

我把奶奶的离去与庆祝新年这两种情绪完全不同的事件并置，是因为我一想到奶奶，就会想到她很爱听年三十午夜的鞭炮，热衷于延续山东老家的习惯——年夜饭蒸上各种彩色动物馒头，也会想到爷爷最后的落寞——那是由于一个怎么都燃放不起来的炮仗，我们站在露台上，看着鞭炮燃起来了，等了许久却蓦地灭了，悄然无声，爷爷靠近检查，脸色铁青，那是个不好的预兆吧？

我反思自己对情感的计较、对生命周期节庆的吝啬，重新思考回家这件事，回家是倒退到贫瘠与一无所有吗？是一个狭窄的选项吗？我怎么觉得回家预示着无比阔大的方向，在亲戚身上我可以看到自己想要逃避但是终将面对的宿命，而家庭经验闪着光耀与美好的部分，也是人类良好生活的体现。若你也如此用力地斩断与土地的联系，可能也会生出葬礼与过年有关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