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指控富国银行员工为实现销售目标，在5年内私自开设了200余万个未经授权的账户，其中涉及存款账户150万个，信用卡56.5万张，客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这些“隐形”银行卡和信用卡负担了卡费、年费、利息费等多种费用。该行由此面临1.85亿美元罚款。随着伪造账户丑闻事件愈演愈烈，10月12日富国银行首席执行官John Stumpf在一片舆论指责声中下台。

职务欺诈导致企业蒙受巨额损失的情况不止在富国银行发生。美国注册舞弊审核师协会（ACFE）近日发布的《2016职务欺诈和滥用国家报告》在调查分析了2014年1月至2015年10月间发生的2410起全球职务欺诈案例后发现，职务欺诈让全球机构平均损失5%的年收入，其中资产侵吞是最常见的职务欺诈方式。

这家以减少欺诈和白领犯罪为使命的机构调查的2410起职务欺诈案例，涉及的损失总额超过63亿美元，调研的机构中位损失金额达15万美元——ACFE特别强调，这一金额仅反映了受害机构的直接损失，如果算上名誉损害、利益相关方联系断绝等间接损失，总体损失金额很可能会更高。私营公司和上市公司的涉案比例达2/3，它们也是职务欺诈损失金额最高的两类机构（分别为18万美元和17.8万美元）。

报告指出，资产侵吞、贪污及财务报表欺诈为职务欺诈的三大形式。许多案例实际上包含多种欺诈形式。在2284起案例中，727起（约31.8%）包含一种以上上述欺诈形式，其中最常见的组合为资产侵吞与贪污（约23.6%），有3.8%的案例则包含了全部的欺诈形式。

在资产侵吞案例中，发票作假为最常见的作案形式（约占全部资产侵吞案例的22.2%），而支票篡改导致的损失金额最高（中位损失金额达15.8万美元）。

ACFE的调研显示，职务欺诈的平均作案时间为18个月，其中超过32%的案例直到两年后才被所在机构发现。职务欺诈的作案时间越长，机构蒙受的损失越大。多数作案人员会采取措施掩盖欺诈罪行，但也有5.5%的作案人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伪造或修改实际文件是三类职务欺诈形式中最常见的掩盖方法，而在贪污案例中，最常见的掩盖方法为伪造虚假文件。

报告发现，员工人数不到100的小型机构涉案比例高达30%，而员工人数超过1万的大型机构的涉案比例最低（20.5%）。ACFE指出，尽管这两类机构的中位损失金额都为15万美元，但小型机构由此受到的冲击往往大于大型机构。在这两类机构中，贪污案例在大型机构中更普遍，而在小型机构中，支票篡改、高额定价、工资盗用和现金盗窃的犯案比例与大型机构相较高出两倍。

从行业来看，银行金融业、政府公共机构和制造业是职务欺诈的重灾区，而职务欺诈影响最小的行业为传媒出版业、矿业和批发贸易。尽管矿业和批发贸易的涉案比例最小，但这两个行业蒙受的职务欺诈损失平均高达50万美元和45万美元，其他损失较大的行业还有专业服务、农林渔牧业和油气业。银行金融业虽然涉案比例最高，但其中位损失金额仅为19.2万美元。

ACFE发现，只有5.2%的作案人员此前有过欺诈举动，88.3%的作案人员为初犯。ACFE罗列了17条可能预示职务欺诈的行为，发现在91%的案例中，作案人员至少表现出了其中一种行为，57%的案例涉案人员表现出了两种以上的行为。6种最常见的预警行为有：生活难以为继、财务困难、与卖家或消费者关系异常密切、倒买倒卖心态导致的过于精明或不谨慎行为、控制欲过强或不愿分权、刚刚经历离婚或其他家庭问题。约79%的作案人员至少表现出了上述6中行为中的一种。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38.2%的作案人员表现出了与欺诈无关的不端行为，其中最显著的包括欺凌恐吓他人、旷工严重、消极怠工、工作时间上网等。人事上的异常事件也有可能预示着职务欺诈，其中最显著的原因包括害怕失去工作、得到糟糕的绩效考核等。

ACFE认为，压力、机会和行为合理化机制是导致欺诈的“神圣三角”。“如果上司们说：即使所有人都知道技术上这不可行，你也要办成这事……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引擎比雷诺汽车的引擎功率高30%，但你知道这不可能……这意味着你要无所不用其极地做到这件事。”ACFE旧金山分会主席Steve Morang表示，“机构做战略决策的人——无论是在大众、沃尔玛还是富国银行——没有明白这些决策一旦被贯彻执行，就非常有可能引起欺诈的风险。”

以富国银行为例，其重视销售的业绩考核系统和企业文化受到了外界质疑。该行多名员工在接受CNN采访时指出，银行提出的销售目标过高，而管理层疏于监管。在这样的情况下，“神圣三角”开始起作用：员工面对业绩的压力，且没有监管的约束有机会滥用权力，而降薪甚至被解雇的威胁又促使他们合理化自己的违规行为，这导致的结果是，约5300名员工参与了账户造假案。

ACFE估计，在任何一家机构中，5-10%的员工永远不会有不端行为，5-10%的员工会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而剩下的大部分员工则落入“神圣三角”的控制，其个人道德容易被外界影响，当面临压力、拥有违法机会且能够说服自己采取行动时，他们很有可能就越过了欺诈犯罪的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