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是郭敬明

飘在高空中的感觉，曾让郭敬明沉醉不已。

那是15年前，他前去上海参加2001年新概念作文大赛时的记忆。飞机升空后，城市灯火与头顶星空，营造出一种美丽的幻觉。这位高二学生，觉得自己是个“幸福的乞丐”。

此前，他从没看见过地铁，心心念念赚一大笔稿费，买下看中已久的羽毛球拍。

从他的老家四川自贡——一个以恐龙、井盐和灯会闻名于世的重工业城市，到达中国最发达的大都会，需要近2000公里的路程。为买飞机票，父母花掉了积蓄多年攒下的几千元，他只能独自前往。

在散文中，他描写故乡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农村一样的城市”，而是上海则是神往之地。就像所有试图改变命运的年轻人一样，他揣着野心而来。

他擅长细腻敏感的文字，喜欢苏童和安妮宝贝，坚持在文学网站上写作。上高中时，他就在文章中表达过：写作是孤独的，但他不要孤独，“我辈岂是蓬蒿人”。

他对生物老师说，人类社会应该用战争和瘟疫淘汰一批弱者。

为了拿到第一名，他研究了前两届新概念比赛几乎所有的获奖作品，揣摩评委喜欢的风格，填了7张报名表，最后交了7篇5000字的作文。

连续两届新概念一等奖，令他声名鹊起。那一年，虽然新概念已不再有保送名额，但他依然借势，得以到上海大学就读。

上海好大。他爱上海，可上海不爱他。

郭敬明曾提及，因为不会走地铁闸门，他和母亲被工作人员羞辱。他曾被外滩的奢侈品店拒之门外，遭受冷言冷语。他用复读机一遍遍的学上海话，却依然融不进同学的圈子。他蹲在繁华的上海街头，上海回应给他一张冰冷的脸。

45度仰望星空的忧伤，被现实打回了原形。那些后来给他带来荣誉的文字，其实层层叠叠包裹着伤口。

大学暑假，他熬夜写完了《幻城》。发行量在短短几个月后超过50万册。同一年接连出版的《左手倒影、右手年华》和《梦里花落知多少》，令这个大三学生，摇身变为身价百万的作家，也得以“真正融入了上海的生活”。

这时，上海爱他了。

所有的爱都是有代价的。他追逐荣华的方式并不光明。几年后，作家庄雨打赢了诉讼《梦里》抄袭她《圈里圈外》的官司，获得了赔偿，却没有获得郭敬明的道歉。庄雨为胜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曾有媒体指出，郭敬明用的是一种打散之后的“模仿”，法律上界定十分困难。

直至今日，这还是郭敬明的禁忌。

我们知道的是，判决当天，郭敬明大哭一场。他曾在《夏至未至》中设计了这样一个剧情：完美善良的男主在大赛中一举成名，却被人起诉抄袭别人画作，千夫所指。当然在小说里，男主是冤枉的。

粉丝们选择了宽容。对于那些在校园高墙内、课外读物还停留在说教式书籍的中学生而言，郭敬明营造的世界带着特有幻彩。学业的困惑、独生子女的孤单，以及从成人世界透过来的残酷，都需要一个幻境逃避。青春文学，这个体量巨大的市场被激活了。

王朔和金庸，都已经是上个世纪的故事。别嘲笑那些被郭敬明统治的青春。再幼稚的青春，也是青春。

人们需要作家，于是就有了作家。人们需要偶像，于是就有了偶像。

人们需要一个偶像作家，于是，就有了郭敬明。

2. 人造郭敬明

郭敬明其实什么都明白。

高中时，好友说他没有方向，“你连自己是什么、要什么都不知道”——而当命运真的推开一条门缝时，他选择得比谁都清晰果断。

几年间，他的《爵迹》、《悲伤逆流成河》等作品均是百万销量。《小时代》系列最终卖出了550万本。

实际上，他的第一本书，2002年出版的《爱与痛的边缘》，当年只卖了6000册。书分两卷，《白昼明媚》与《暗夜未央》，意思是在白天黑夜轮转中分享少年的烦恼与忧伤。都是真情实感，可是，谁爱看？

接下来那些耳熟能详的作品，最终造就了公众眼中的那个郭敬明，那个会讲最浮华故事的郭敬明。

他成功抓住了这个时代的一部分需求——数量庞大、没有步入社会的年轻读者，向往着那个由豪宅、名车、时尚衣装拼凑起的光鲜世界。哪怕是梦，也可沉溺偷欢。

评论者称，《小时代》是理解这个时代的一个标本。郭敬明击中了年轻人一代人的潜意识——每个人与身处的历史环境都是断裂的，人们试图用外在物质确认自我价值。

那个曾经被上海嘲弄的自贡青年，那个被上海抛弃的瘦弱小孩，成为最世文化的总裁，旗下《最小说》发行量，超过中国其他文学类期刊的总和。

他签约的几十个作家几乎都外表靓丽，很难说这是个巧合。这些颜值作家都有着特定的粉丝群体，郭敬明热衷将自己与他们捆绑“销售”。每年年末，郭敬明会邀请他们中的一部分来到上海参加公司的年会，而条件是进入当年码洋排行榜前15名。

他们被要求穿着礼服，如同明星走红毯般，接受员工们的注目礼。

他是成功商人郭敬明：拥有强烈的控制欲，具备敏锐的市场嗅觉，熟稔如流水线般的包装运作，以及长期保持旺盛的精力。他连年登上作家富榜，进入中国作协，通过出版业的挂职，获得了副处级干部的身份，还曾登上纽约时报，被称作“中国最成功的作家”。

他用上亿元买下别墅，在屋子里摆满奢侈品，收集古董和名画的仿制品；他将公司年会的地点在英国领事馆改造的外滩一号、利兹卡尔顿酒店，或者宋美龄就餐过的和平饭店6层；他偶尔秀下内裤，还不忘露出CK标签。

曾经为了拍戏，他凭借一己之力打通各方关系，封锁了上海的延安路高架桥。

上海爱不爱他，已经无所谓了。

剽窃引发了巨大的非议之后，他选择了更能处理负面消息的出版方。他们在媒体公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让郭敬明在各种活动中的形象更加正面。镜头前，他不用再揪着头发，或者含泪掩面。

他是强势的成功者，他是大上海的上位者。他甚至不承认逆袭，他天生贵气。

虽然《幻城》、《爵迹》等作品，直至今日仍然遭受外界“抄袭”的诟病。但这时他已不用辩解。他的粉丝自然会反击：他已经这么努力，他一经如此成功，你们有什么资格批评他？

在这个习惯快速阅读、抄袭与模仿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的功利时代，火不火远比真不真，更为重要。

出版人黎波说“是各种合力造就了他，他赶上这么一个时代，其实他自己什么都不是。”

3. 套中郭敬明

男人的价值并不在于身高，不在于赛车，而要是拥有一颗折纸般轻盈，青木般剔透，刺金般闪耀的心。

电影《小时代》四部曲最终突破了20亿票房。批评者语塞，打脸打得山响。

电影上映前夕，他可以不吃午饭接受四五家媒体专访，一天只睡3个小时。他往往扫一眼提纲，就开始侃侃而谈：“大家看到的是一个作为符号的郭敬明，需要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

导演郭敬明，只是作家和商人郭敬明在幕布上的延续。喜欢他和讨厌的他人，还是那批人，只是换了个战场。

有人说，其他导演注定无法拍出郭敬明眼中的繁华与虚幻。也有人说，在影院看《小时代》遇到熟人，如同嫖娼被抓。

他已经可以从容的面对攻击。他自认为一个规则破坏者，去了哪个领域都会造成争议。他说，如果有一天就算是韩寒写影评批评《小时代》是烂片，他也不会反攻。

或许转变的一个更直接的原因在于，出版业的寒冬让郭敬明察觉到了危机。近几年，《最小说》销量已经下滑至每月30万册。纸质出版占这家公司2000万利润中的近八成。

《小时代》之后，郭敬明开始承接一些电影和电视剧的剧本。他要求下属，把这件事当成科研项目去做。

最世文化旗下的两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剩者为王》和《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票房和口碑均遭遇滑铁卢。很快，郭敬明宣布拍摄《爵迹》，并决定亲手续写这部搁笔许久的玄幻小说。

不久前，他对即将上映的《爵迹》海报中，“郭敬明作品”字样被删去而大发雷霆，接连在微博上发问，进而登上各大媒体头条。

事实上，几年前，小说《爵迹》面世之时就曾陷入抄袭动画兼游戏《命运长夜》(FATE)的漫长的口水战。

但剧情演变为郭敬明与宣传方的和解时。有网友认为此举有炒作新片的嫌疑。我们笑了小四好多年，却发现越来越看不透他了，这真是一件不好笑的事情。

有人说，郭敬明身型语态的像卡波特，经历犹如中国的盖茨比。电影上，他想成为诺兰一样商业和艺术兼顾的导演。他自己则希望在70岁时像乔治阿玛尼。

他学生时期所写散文《变形记》的开头提到——我没有企图抄袭卡夫卡，我也不敢。卡夫卡是个最让我恐惧的作家，拒绝光明，热爱黑暗，身居陋室，寡言少语，拥抱绝望……我和他有太多的不同，我在世俗精致而光滑的物质生活中成长，被尘世甜腻的香味所围绕.

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这个时代，这都是个有趣的隐喻。

其实，我们真的没有理由去苛责他。你我皆木偶。

我们既然生活在这个荒诞的时代，就必须接受时代给我们这样一个郭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