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潘文捷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在今天这个时代，一些年轻人感觉自己是‘地下室人’，感觉自己是螺丝钉。尤其是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人们感到自己在被算法控制着。这种情况下，如何从俄罗斯文学中汲取养料？”面对一位年轻读者的困惑，首都师范大学俄语教授王宗琥谈到，俄罗斯文学本身就是苦难和严苛的社会环境下诞生的，探讨的是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做到自我心灵的救赎。“在人被异化的环境下，如何真正做回自我，做一个大写的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都提供了很多可能的答案。虽然俄罗斯文学提供不了唯一正确的答案，但能够提供可能性。”

这是日前在《俄罗斯文学的黄金世纪：从普希金到契诃夫》新书发布会上发生的一幕。王宗琥与本书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教授张建华进行了对谈。王宗琥认为，对于今天感到苦闷的年轻人来说，读俄罗斯文学之后，会觉得别人和你有着一样的苦难，甚至还要比你苦难得多，会“形成一种众生平等的感觉”。不论是什么样的阶层、有多高的官位，每个人要受的苦都少不了，这样“对你承受的苦难有一种释然”。而且，俄罗斯文学是理想主义的文学，会提供希望，他引用奥登的话“辛勤耕耘的诗歌，把诅咒变成葡萄园”称：“人就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严酷的、丛林法则的现实世界，一个是理想主义的文学世界。”

苦难中产生的俄罗斯文学

俄罗斯文学为何会与苦难相关联？在《俄罗斯文学的黄金世纪》中，张建华给出了这样的回答：“俄罗斯千年文化史中有近二百五十年鞑靼人的统治史，三百余年残酷的农奴制。历史上最严酷的政权，社会上最长久的动荡与混乱，暴力与流血，世界上最可怕的战争都曾经发生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因此，俄罗斯作家的精神探索、灵魂拷问的文学旅程穿越了一个“充满苦难、不幸的世界”。

张建华也谈到俄罗斯文学的黄金世纪从何而来——“黄金世纪”的说法最早出自学者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将人类历史分为了五个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黑铁时代，后来这些称呼成为了衡量文化现象、社会体制等盛衰的标志。作家王小波也著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等作品。在文学上，所谓的“黄金”意味着一个民族文学的繁盛时期，例如唐朝就属于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

他看到，英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是维多利亚时期，法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是19世纪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折时期，两者都与俄罗斯文学的黄金世纪有很大重叠，但不同之处在于时代背景。在18、19世纪的英法，社会相对稳定，资产阶级制度也已经比较完善，中产阶级发达，因此大多数作品不会写不稳定和灾难性的内容，而是聚焦于市民阶层的思考与生活。而俄罗斯则还处于封建农奴专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动荡历史时期——从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到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再到19世纪末，社会浪潮风起云涌，“俄罗斯文学的黄金世纪的关键词就是危机和苦难。”

美国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提出，西方文学发展史上出现过最为辉煌的三个阶段：古希腊时期、莎士比亚时代和19世纪后半期的俄罗斯文学。英国作家劳伦斯也曾提到，就19世纪的欧洲小说而言，到19世纪后期，欧洲文学思想艺术的高峰是以俄国文学为代表的。张建华认为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期始于普希金，以1910年托尔斯泰的逝世为结束的标志，其间俄罗斯文学呈现出了多种多样的现实主义表现形态——以普希金为代表的“文化复兴型”的现实主义，果戈里“巴洛克式”的现实主义，以屠格涅夫为代表的带有“抒情性”的现实主义，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的“存在式”现实主义。

俄罗斯文学的内容比西欧文学更为丰富，张建华说，其中人物形象的丰富程度是西欧所不具有的。既有有教养的贵族也有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还有在探索俄罗斯悲剧根源的知识分子，以及鲜明各异的女性形象，这一切都构成了对人类精神灵魂和对民族历史的关注。

中国人读俄罗斯文学

“俄罗斯文学早就广泛深入到中国人的精神和物质生活中了，”王宗琥认为。新中国在成立七十余年的历史中，参考了前苏联的路线，所以，中国人了解俄罗斯文学也是在了解自己，体会俄罗斯作家对民族性的反思也是在反思自己。

他继而提到，阅读俄罗斯文学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学。张建华在书中对果戈里和鲁迅做出对照：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在果戈里的《狂人日记》的基础之上演化而来的，但是果戈里对民族文化心理批判时，是从宗教精神进行思考的，他认为治疗民族心理痼疾的方法是人的道德自新和灵魂忏悔，意图弘扬一种基督精神；鲁迅则有所不同，小说《风波》描写赵太爷，说革命党来的时候他把辫子盘上去，听说皇帝又坐稳了龙椅又把辫子放下来。张建华认为，这体现了中国人“乃至是现代社会中人的一种趋附潮流、迎合时代的生存哲学”，这也使得中国作家的小说和俄罗斯文学区别开来。

在五四前后的知识分子中，最早注意到俄语文学的是鲁迅兄弟。1906年，鲁迅在课间放映的幻灯片上目睹了神情麻木看杀头的中国人，忧愤不已，从仙台医专退学到东京，抱着以提倡文艺运动来改变精神的信念，开始大量搜读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被压迫民族文学和有民主革命思想的俄罗斯文学。”每月初各种杂志出版，鲁迅和周作人就忙着寻找，如果有俄罗斯文学的介绍和翻译，就要把杂志买来，把文章拆出保存。1907年鲁迅写下《摩罗诗力说》，热情地把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里等介绍到中国。后来他做了这样的概括：

“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辛酸、的挣扎……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不足道的，但是那时，却是一个大发现，正不亚于古人发见了火可以照暗夜，煮东西。”

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在经济发展、教育模式上也学习了前苏联模式，王宗琥说，在这一阶段，文学创作者纷纷“以俄为师”。他曾经带着俄罗斯作家团访问中国多个地区，每到一处，当地的中国作家都对俄罗斯文学如数家珍，作家铁凝也带着其中一位作家的作品请对方签名。“当时完全是学习心态，”就连学术研究也是这样，以俄罗斯思想家、作家的观点为主要观点。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才有了中国视角，也就是从中国人自己的经验体会出发去研究俄罗斯文学。张建华指出，中国读者并没有俄罗斯的文化经历和传统，所以必须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去解读。他认为，近年来中国视角可能已经成为一种学术上的流行，但“中国视角不是方法论，而是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