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两会邻近，一系列代表提案正在社交网络掀起关注和讨论。昨天登上新浪微博热搜的是全国政协委员熊水龙的一项拟提案，他建议适时调整“双休日”，试点开展周休日实行“隔周三休”的制度，即首周休息一天，次周休息三天。“这样做既保障了公共休假制度的刚性约束，又提供了全年多个分布均衡的‘三天小长假’，还能助力分散休假、缓解旅游高峰压力。”

就在几天之前，关于“四天工作制”的讨论也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2022年，英国61家企业和约2900名工人参与了一项历时半年的实验，在保留原有工资的前提下减少工时，每周工作四天，休息三天。实验结束后，其中56家公司（占92%）选择不恢复五天工作制，继续试行四天制，18家公司决定永久改为四天工作制。《工人日报》2月24日发表了评论文章《少上一天班，究竟“香不香”？》，称尽管近年来全世界四天工作制试验的节奏明显加快，但现在要下定论或许还为时尚早。“尽管在多国试验中收获了一片叫好声，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肯定地说，四天工作制一定‘没问题’。”

借着当前对于休假制度的讨论热潮，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特此重刊2019年劳动节的一篇旧文《加班、失业与打零工：互联网如何改变了我们的劳动？》。我们默认和习惯的“双休日制度”似乎出现了动摇的可能，每一次关于劳动、加班和休假制度的讨论都热闹非凡，其根源正是劳动者对于自身权利的珍视和捍卫。事实上，无论是双休日制度还是8小时工作制，都是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劳工抗争取得的成果。

《加班、失业与打零工：互联网如何改变了我们的劳动？》

撰文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长久以来，不合理的加班一直是劳动者抵制的对象。五一劳动节的设立初衷，实际上就是为了纪念这一反抗。1866年9月，“国际工人联合会”在日内瓦召开会议时首次宣布将8小时工作定为全球劳工运动的共同目标；1886年5月1日，美国工人举行芝加哥大罢工，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为了纪念这一事件，5月1日被确立为劳动节；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8小时工作制首次在国家层面立法颁布；1919年，刚刚成立不久的国际劳工组织（ILO）通过的第一号公约即规定了工作时间每天不得超过8小时，每周不得超过48小时。

1995年5月1日起，中国开始执行双休日制度。2018年修订版《劳动法》规定“每日8小时、平均每周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与上述国际公约保持基本一致。当下中国劳动法中规定的8小时工作制，是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劳工抗争取得的成果。

需要注意的是，长时间加班在中国职场——特别是传统制造业——实际上是一个长期且广泛存在的现象。超额工作撑起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令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中国速度”，但承受加班之痛的工人通常很难在主流舆论场中发出声音。在长期加班对个体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的问题上，无论收入高低，各个劳动群体实际上殊途同归，这一点不能被任何冠冕堂皇的加班理由抹杀。某种程度上来说，加班合理化更是个社会分配不均的隐喻，一个互联网时代劳资关系日益失衡的标志——随着科技发展，即使是自诩中产的专业技术人员也将发现，自己在劳资关系中讨价还价的能力越来越少。

加班合理化：过劳时代中被裹挟的无力个体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虽然物质享受日益丰盛，但工作压力也日益沉重的“过劳时代”——这是关西大学经济学家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一书中呈现的观点。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全球化发展、信息通信革命、消费社会的成熟、雇佣与劳动限制的放宽、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席卷世界等资本主义的跨时代转变”。

在“过劳时代”的时间轴上，1980年代占据重要位置，因为自那时起，发达国家缩短工时的趋势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工作时间开始变长。这与发生于同一时期的全球新自由主义转向有着密切关系：1980年代初，撒切尔和里根分别在英国和美国执政，国家福利政策紧缩，让位于市场导向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开始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席卷全球，并在1989年冷战结束时成为了资本主义阵营胜利的最佳注脚。

新自由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社会组织和人类生存价值的认知——竞争是人类活动唯一合理的组织原则。而为了提高企业竞争力，企业开始摈弃关系稳定的雇佣关系、较多的闲暇时间和优厚的员工福利，采取较为严酷的经营方式。

进入1990年代，一个对当下职场影响同等重要的趋势发生了——电脑、手机、电子邮件等通信工具的不断普及让员工工作与生活的界线日益模糊，而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工作速率的不断提高亦让基本单位时间内的竞争变得愈发激烈。

与此同时，包括中国、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融入市场经济，成为跨国公司降低人力成本的出口，全球化格局被深刻改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开始在工资和工作时间上同台竞争。为了增强生产率、提高竞争力，延长工作时间的做法越来越普遍。

“新型信息通信技术是减轻、省去工作量的强有力的工具，然而它同时也加速了业务运转、加剧了时间竞争，商品和服务种类多样化，经济活动出现了无国界和24小时化的趋势。”森冈孝二同时指出，即时通讯手段的推陈出新也为“员工全天候在线待命”式的工作方式铺平了道路，即使雇主不强制要求员工加班，也能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和即时传讯把员工拉回到工作状态。“24/7”（一天24小时，一周7天）开始成为一个职场热词，用来描述这种超高强度的工作模式。

“24/7”的超强工作模式实际上是永不休眠的全球化市场要求。森冈孝二援引前美国劳动部长罗伯特·B·赖克的观点指出，技术革命的飞速发展让竞争日趋激烈，速度成了抓住消费者的关键。消费者在互联网时代被培育出来的对更快、更好、更便宜的商品和服务永不餍足的需求，实质上变相催生了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就业的不稳定。

24小时便利店、网购和快递——如今的都市人不仅已经完全习惯甚至已经无法离开这些异常便利的服务，然而一个容易忽略的事实是，撑起城市便利生活的群体正在默默忍受越来越长的工时。以便利店为例，森冈孝二发现，日本便利店从业者中约八成为小时工和兼职员工，他们在不同时段倒班工作，保障了24小时的营业模式。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超市、百货店、快餐店、参观及其他零售业、饮食业和服务业也在越来越“便利店化”，支撑这些行业的从业者也因此承受着超负荷工作。

即使是在职业声望阶梯上占据更高位置的白领工作者，也无法避免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被迫贡献出更多的工作时间，很多时候这甚至无需雇主强迫，而是在一种强有力的企业文化中潜移默化地得到了规训。在这一方面，硅谷科技公司对全天候工作（all-hours work）的狂热可谓是树立了一个典范。

美国学者尼基尔·萨瓦尔（Nikil Saval）在《隔间：办公室进化史》一书中指出，从1980年代起，硅谷的办公室氛围被不断神话并被全美（乃至全球）视作榜样。在科技创业者们的刻意引导下，这种办公室氛围有意地挪用了斯坦福等大学的校园生活方式，“对自发性的强调，对娱乐性的压倒性关注，兄弟会般的氛围，这一切都在消解着旧有的——或者用硅谷人的话说，过时的——对工作和闲暇的区分。”

这一切被包装为企业文化贩卖给员工，让员工相信自己是在从事一项自由、自主又有创造性的工作，长久地工作不是为了他人，而是为了自己。与此同时，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在硅谷兴建包罗万象的园区，如校园般为员工提供包括免费食物、日托、医疗、健身在内的一切服务和生活便利，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这是大公司为员工提供的慷慨福利，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也是变相“怂恿”员工花更多时间在办公室里工作，甚至将全部的个人生活都托付给公司。

如今我们看到，这种企业文化也已蔓延至中国互联网企业，这也是为什么某位企业家能够侃侃而谈“福报论”。员工挤出个人时间投入到工作中，取得的成果实际上大部分由企业收入囊中，员工本人看似得到了高薪回报，却在精神和肉体两个层面都遭受了压抑和损耗。在年龄渐长体能跟不上快工作节奏，或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这些员工通常会迅速沦为弃子。另外，个人在企业中充其量发挥的是一枚螺丝钉的作用，纵然有自愿加班的拼搏精神，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发挥自主学习和思考能力，获得实质上的个人提升呢？

一个更有可能的场景是，员工在令人窒息的加班环境里筋疲力尽，丧失了探索未知领域的激情，甚至无力挣脱令人不满的现状，从而堕入某种职业生涯的恶性循环之中无法脱身。

外包、零工经济与结构性失业：互联网加剧社会分配不均

在互联网刚刚开启狂飙突进发展模式的1990年代初，纽约大学教授、媒介理论家、批评家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在《技术垄断》一书中警告人们不要迷信技术进步一定能够解决一切难题、给人类带来更多自由。他认为，历史证明了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新，实际上就是在摧毁传统知识垄断的同时，塑造一种由另一群人把持的新的知识垄断。也就是说，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既有赢家，也有输家。因此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谁会是赢家，谁会是输家？是赢家多还是输家多？

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互联网时代的输家就是那些IT技能不足的人，且这一群体正在不断扩大。《大分流：美国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危机与我们的策略》（The Great Divergence: America’s Growing Inequality Crisi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作者Timothy Noah认为，数字革命将个人的就业竞争力与高级IT技能深刻绑定，对就业产生了破坏性影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Bradford Delong也提到，纵观人类历史，任何一种解放人力的机器都促使人们转向那些对智力和技术要求更高的工种，但随着IT技术慢慢地入侵智能要求较高的领域，人类擅长且不易被取代的好工作就会越来越少。

当下我们已经隐隐可以看到这一趋势。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经济学家Loukas Karabarbounis和Brent Neiman发现，1970年代中叶以来，全球工人的收入配额都在减少。经合组织（OECD）于2019年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在全球最大的一些经济体中，中产阶级正在萎缩。平均而言，中产阶级人群比例从上世纪80年代的64%跌到了61%左右，且呈现一个逐年平稳下降的趋势。与此同时，中产阶级的经济影响力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幅下降。千禧一代跻身中产阶级的难度越来越大，门槛也越来越高。这不仅是因为生活成本的增加，也是因为收入增长的缓慢甚至停滞——报告指出，1/6的中产岗位因自动化而面临被淘汰的威胁。

“人们越频繁地使用当今的数字网络，从中获得的经济利益越少。网络无法促进经济平等，反而是贫富差距拉大、中产阶级被蛀空的罪魁祸首。”CNN专栏作家安德鲁·基恩（Andrew Keen）在《科技的狂欢》序言中做出此番论断。互联网时代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与不公正不仅是技术进步造成的技能和经济区隔的结果，也是科技公司充分贯彻自由主义市场逻辑，破坏颠覆传统行业的变现。

基恩首先指出，谷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形成了赢者通吃的规模经济，造成了结构性的失业危机。以亚马逊为例：规模效应对线上经济变得前所未有重要，亚马逊的成功取决于一个事实，它的规模越大，产品价格越丰富，服务越可靠，就越有可能击败竞争对手。数据显示，1990年代中期，美国有大约4000家书店，到2015年这一数字已经下降了一半，也就是说几千个零售岗位消失了；2014年英国书店数量已经不到1000家，比2005年减少了1/3；小出版商在亚马逊强势的定价策略面前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

与此同时，科技巨头在掌握越来越大的资源和财富。互联网提供的免费工具——比如谷歌、Facebook、微信、微博——一方面方便了互联网用户，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是在通过用户创造的数据来为自身创造价值，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些网络公司的免费劳动力，我们使用得越多，搜索引擎的服务就越精准，社交网络的价值就越大。当传统行业被打击，少数科技公司掌握大量资源和财富时会发生什么？按照红杉资本董事长迈克尔·莫里茨（Michael Moritz）的说法，“如果你是穷人，生活会极其艰难。你是中产阶级，生活还是极其艰难。那意味着你必须接受对的教育，最终到苹果、谷歌工作才行。”也正因此，在科技行业与其他行业相比薪资差距明显的大背景下，即使对工作环境不满，员工也是很难轻言退出的。

另外，由互联网创新者们一手打造出来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虽然赋予了劳动者更多的自由，但也加剧了劳动者的职业不稳定性。为了降低人力成本，企业完全可以减少全职工作，用短时工取而代之，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转嫁正常全职员工所需的保险、福利等人力成本了。基恩在书中援引《纽约时报》一篇报道的观点：“这种高度不稳定的劳动力模式、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模式正在成为新型网络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长此以往，工作将日益碎片化，劳动者将日益原子化，薪资水平的发展也不容乐观。

自由职业者在欧美国家劳动力中的比例蹿升，引起了部分学者对“办公室无产阶级”或“朝不保夕阶级”的讨论。萨瓦尔援引美国圣约瑟夫学院劳工史学和社会学教授理查德·格林沃尔德（Richard Greenwald）的观点指出，这些“朝不保夕阶级”的成员有些是自己主动离开全职岗位，但大部分是不得已为之。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医保，许多人总是“超级缺钱”，并且有些人有“一种错觉，觉得他们中很少有人正在被剥削着”。

自由职业的问题在于，对于部分佼佼者来说，他们的确享有工作自主权和劳动定价权，并在出售劳动的过程中获取满足感，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孤身作战的危机感始终悬在脑后，而脱离工作组织的一个后果是，事情出了任何差错，都只能归咎于自己——这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信仰的最极端内化。

零工经济的另外一面就是，即使是有幸跻身科技行业的程序员也无法独善其身。森冈孝二指出，IT技术不仅创造了新型的技术岗位，也造成了工作或业务的标准化和简单化。这些岗位往往只需要可替代性强的非熟练工人，这使外包业务变得更容易，方便了由正式员工转向非正式员工的操作。小时工、兼职员工、派遣制员工等非正式员工人数不断增加，这一现象在高科技产业领域愈发常见。森冈孝二援引日本《劳动经济白皮书》的数据指出，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派遣制员工人数是最多的，早在1998年，从事软件开发、办公机器操作、办公自动化教育等工作的劳动者就占所有派遣劳动者的46%。

反思与反抗

当下，我们在很多时候将劳资关系斗争史的历史性成果视为理所当然。诚然，进入工业社会后，自古以来不断增强的政治和经济不平等趋势出现了重大逆转。在美国社会学家格尔哈特·伦斯基（Gerhard E. Lenski）看来，这一逆转趋势发生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现代工业社会专业化趋势和对有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强，导致精英阶层不得不越来越倚赖专业人士的劳动，以牺牲权威的代价来增进效率和生产力；在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迅速提高造就了物质丰裕、经济富足的社会，精英阶层倾向于对下层做出一些经济上的让步，以减少敌意和革命的危险，增大劳动报偿。

因此，专业技术人员的不可替代性很大程度上是缩小社会不公的重要因素。“这些专业技术人员不可能被大规模地替代，这就给劳动力市场引入了一定的有利于劳动力出卖方的刚性，在对技术性能力的要求急剧增长的时期中更是如此。”

然而伦斯基同时指出，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几乎总是会出现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趋势：“在过去，由于交通和通信系统的不发达，加上合理化的经济组织和行政机构的发展也有限，这一倾向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随着当代社会中技术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这些限制在很快地消失。”也就是说，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逻辑的驱动下，资本方一直都有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不断扩大资本积累的动力。在这之中，技术发展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变量，不少学者认为，如若我们放任技术自由发展，劳资关系的天平将再一次以一种几乎不可逆的态势倒向资方。

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就在《未来简史》中预测了一个令人惊骇的前景：“随着人工智能加速进化，未来99%的人类将变成无用之人。”他认为，未来的智人有可能分裂为两个物种：一部分人可以通过尖端生物技术来改造自己或子女的胚胎、增强器官功能、减少免疫缺陷，从基因上成为更高级的智人物种；而难以负担这种改造的则会降格为低级智人。“随着AI、机器人逐步取代人类的职业，许多人都将会失去经济价值。更可怕的是，一旦低级智人丧失了军事和经济价值，精英阶层与政府可能会丧失投资教育、健康、福利的动力，最终导致他们被整个系统抛弃。这将是无以伦比的噩耗。”

在当下，赫拉利描述的未来还显得相当遥远，但在细微处，技术进步对劳动者的钳制在不同职业、不同群体中皆可见端倪：一位某独角兽公司基层员工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告诉记者，公司为了防止员工磨洋工，实行了一套称为“资源利用率”的工作饱和评估机制，员工每天做了哪些事都要在系统中登记，一天12小时的工作时间，“饱和度”要在90%以上。据当地媒体报道，南京河西区的环卫工人配发了一款手表，除了定位功能之外，工人们只要在原地停留休息20分钟以上就属于违规停留，手表将发出“加油”的报警声；南京雨花台区则通过手机摄像头对环卫工人进行实时监控。

劳资关系和阶级冲突是个亘古已久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自由主义允诺我们可以通过充分竞争和平等的机会获得成功。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机制的无情一面也在显现，在“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个人主义环境下，弱者的权益被冒犯，声音被遮蔽，劳工问题被重新包装为一个个人选择问题。

是时候意识到个人努力的局限与边界、反思当下经济运行机制的弊端了。事实是，社会的结构性压迫是无法通过市场调节的，必须由国家立法兜底提供安全保障网，确保个人不会因失败而毁灭。正如《穷忙》作者戴维·希普勒（David K. Shipler）所说：“市场经济的铁律只会向更严格的政府监管和良心的尺度低头。”

参考资料：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美]尼尔·波斯曼 著，何道宽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4月

《过劳时代》[日]森冈孝二 著，米彦军 译，新星出版社，2019年1月

《科技的狂欢》[美]安德鲁·基恩 著，赵旭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6月

《隔间：办公室进化史》[美]尼基尔·萨瓦尔 著，吕宇珺 译，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

《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美]格尔哈特·伦斯基 著，关信平、陈宗显、谢晋宇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月

《未来简史》[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 著，林俊宏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2月

《穷忙》[美]戴维·希普勒 著，陈丽丽 译，译文出版社，2015年1月

《新自由主义是如何节节颓败，极右民粹主义又是如何步步蔓延的？》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567847.html

《经合组织经济不平等报告，收入停滞正将千禧一代挤出中产》

http://www.qdaily.com/articles/62924.html

《996背后，那些真实的人们和真实的工作》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30424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