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么让一位思想家具有持续的吸引力？在这个纷繁而平庸的年代，我能够想到的最有力的答案，就是对于思考本身的忠诚。今天是德裔美籍哲学家、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诞生110周年，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同阿伦特生活的时代相比，这个世界的表象，已经迥然相异，就像我们只能在《广告狂人》的浓厚怀旧情绪中，感受那个在发黄的旧报纸上跳脱出来的年代；但是，究其本质，历史似乎并未挪动脚步，那些战后未曾解决的难题，依然困扰着这个世界，疼痛和焦虑无法躲避。所以，即便四十年过去，我们似乎仍是阿伦特的同路人，我们仍需从她的思考中获取启迪。而阿伦特的任何一部著作，都不会像她的《思想日记》那般，对我们如此坦诚。

她拥有比男性进化更好的女性心智；她是影响世界一代人的精神导师；偶像级女性思想家。她超越自由与保守，在主义之外，对政治保持独立省思；她追随苏格拉底和康德，拨开历史黑暗，寻求政治人的根本立场。她痛批极权主义根本的恶，更担忧普通人的恶之平庸。她不是道德学家，她只是提醒世人，要追随自己的思考，作出自己的判断。

她是汉娜·阿伦特，一位因独立精神而被世界敬仰的女性思想家。

我们时代的重负

1949年末，德国仍在寒冬之中，流亡异乡16年的阿伦特，第一次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作为欧洲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的执行负责人，阿伦特这次从美国赴欧洲的主要任务，是寻找犹太文化的遗物，主要是犹太书籍。在阿伦特的带领下，委员会重新发现了150万册遇难犹太人留下的图书。在列奥·维斯提耶——这位大屠杀遗孤、《新共和》前编辑——2010年的文章“重建”（Reconstruction）中，他将阿伦特领导下的这次行动，称为“重寻人类尊严的战役”。

在这件重要的事情之外，阿伦特还有另外一件同样重要的事情，至少对她自己来说，是同样重要的。她需要海德格尔的一个解释。1933年，44岁的海德格尔，抛弃了他的犹太朋友，加入了纳粹党，从哲学高度鼓吹纳粹上台的合法性。正是在这一年，27岁的阿伦特，作为犹太人，因为协助犹太组织的工作，被纳粹党关押，逃离后旋即开始了流亡生涯。即便阿伦特一定能够理解，海德格尔的选择，并不是动荡历史中的不慎，更不能称之为投机，但是在如此重大问题的根本性问题上站在了人道的对立面，无论有着怎样的思想支持，都是不容原谅的。整个1940年代，她都没有停止过对海德格尔的不满和批评。这次重返祖国，阿伦特已经是43岁的中年人，而海德格尔也已近耄耋之年，一切都以结束，时间为曾经的选择做出了定论，创伤无法被抹平，但他们需要坐下来谈谈。

他们的这次见面，是一次关于语言、复仇、宽恕与和解的长谈。当阿伦特在1950年3月返回纽约，她收到了海德格尔的一封信，信里写道：“我很高兴，你回到了家中，又能再次被你的书围绕。那句‘原木的重负’（the burden of the logs），是出自那首‘水果熟了，在烈火中烤炙’（Reif sind, in Feuer getaucht）……我之前一直在想原木的重负这个问题。”他们谈论的是荷尔德林的一首诗Reif Sind，这是一首关于记忆与过往的诗。面对已经过去的一切，当下的自处成为了问题。是以回忆来赎罪，还是以活在当下的方式来解放自己？原木的重负，荷在肩头。历史的浩劫之后，这一道德隐喻，不仅压在当事人的肩上，也压在思想者的头脑中：此时的阿伦特，刚刚完成《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初稿，“我们时代的重负”（The Burden of Our Times）正是她为自己这部书稿最初取的名字。

在收到海德格尔的信后不久，阿伦特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段话：人们所做的不义之事，是肩上的重负。而这重负，是人们自己压到自己身上去的……

写于1950年6月的这段话，出现在2002年德国PIPER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阿伦特《思想日记》（Denktagebuch ）的第一页上。

书中失落的，在日记中继续

《思想日记》来自阿伦特的28本日记本，时间跨度23年，从1950年一直到阿伦特去世前两年的1973年。这是真正的思想笔记。虽然Denktagebuch这个名称并非来自阿伦特自己，而是来自阿伦特遗作管理者的主张。阿伦特只是简单地把这些保存思想火花的线圈本子称为笔记本，也并没有想着要出版：对于思想家来说，大概没有什么能够比随意自由的思考，更为私密了。无拘无束的自由思考，毫不掩饰的犹疑和矛盾，任由想法从头脑流溢到笔端，将日记作为这样鲜明而纯粹的思想仓库，同时代人中，大概只有西蒙娜·薇依身后留下的诸多札记可以与之相仿。这些笔记提供了一个实验的思想空间，阿伦特利用对话构思、素材阅读、概念思考、问题设想，以及对诗与哲学之间界限的探索，进行着思想练习，在这些日记中，阿伦特可以挣脱因思想传统断裂而带来的影响，也不必拘束于学术写作规范的限制。这些笔记最为集中的时期，恰好是阿伦特撰写《人的境况》的时候。

敏感多思，并不是思想家阿伦特的脾性，而是犹太姑娘汉娜一辈子的心性。1950年6月的这段话，是《思想日记》的第一篇，却并不是阿伦特日记的全部。即便是这段话，其实也是取自一本笔记本的后半部分，同一本笔记本的前半部分，有着阿伦特在1942年的一些文字。《思想日记》没有中收录进来的文字，有着截然不同的风貌，在那些笔记本中，阿伦特写下的不是哲思，而是诗歌、故事、散文，还有是用讽喻的方式对生活经验的记录和反思。在日期为1942年10月的一页，阿伦特写了一首诗，“写给W.B.”，十有八九，这是为本雅明去世一周年而作。未出版的这些手稿，现在仍保存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最早的日记早至1923年，那时17岁的阿伦特辗转求学于马堡大学，即将与风华正茂的年轻教师海德格尔相遇。

承担起政治哲学家的身份

不过，对于阿伦特的思想生命来说，从1950年《思想日记》的第一篇开始，的确有了一个转折点。从这段思考开始，当然，更是因为《极权主义的起源》完成，阿伦特承担起了政治哲学家的身份。此前的阿伦特，更像一位贴着欧洲血统标签的文化评价家。

从1941年到纽约，在美国的这头十年，阿伦特在流亡知识分子和纽约知识分子圈子里，主要是以文化和文学评论为业，比如写海涅、卡夫卡、里尔克、普鲁斯特、布莱希特，以及柏林的沙龙和街道（这些文章，收录在2006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Reflections on Literature and Culture中），也包括她早年在德国写的拉赫尔·法恩哈根（Rahel Varnhagen）的传记。但从《极权主义》开始，一直到她去世，虽然文学和诗歌一直不曾在阿伦特的文字中消失，却已经逐渐退后，成为哲学、政治思想的引线，退居在思考的背景之中。阿伦特作为政治哲学家而著称的那些作品，都是在这之后完成的。

如果说，在她的著作中，文学与哲学之间的这种关系体现得还不够明显，那么在《思想日记》中，这种关系几乎就是昭然若揭的：文学常常启示阿伦特的哲思。日记中除了阿伦特自己写的诗歌，还包含大量的文学摘抄，维吉尔、弥尔顿、席勒、歌德、迪金森、荷尔德林、里尔克、布莱希特、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卡夫卡、福克纳、麦尔维尔，这些风格、思想迥异的文学巨擘，都被阿伦特视为哲学思考不可或缺的部分。文学是用另外一种语言形式，来表明阿伦特自己对于特定哲学问题的思索，就像她在日记中写下的：“阐释、引用——只为智慧，也为友谊。”

啊，对啊，友谊，建立在思想相互理解上的友谊。阿伦特在日记中曾记下这么有趣的一条：

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会说：‘一个哲学家怎么能这样缺少智慧？’，海德格尔会回答：‘一个思想家怎会仍然在意智慧，他从哪得获得了这样的合法性？’——他们都是对的。

就像文学和哲学的相互滋润和无法相互取代，语言同样如此。从《极权主义的起源》开始，阿伦特出版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用英语写就的，《极权主义》的德文版，要晚在英语版五年之后才出版。而《思想日记》，阿伦特却执拗地使用母语德语，除了摘抄，几乎完全没有使用英语（除了一条，就是她在日记中抱怨，读者觉得她的英语看不懂……）。这似乎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区分，她似乎试图以此避免写作和环境对自己思想的蚕食。将思考与写作分开，有意识地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拉开距离，哪怕她正被裹挟其中。在公共领域之外，在作为美国大学教授的身份用英语教学和写作之外，她用德语记下了那些无处安置的想法，未被修剪，未被置于写作的逻辑之中，未曾受到规训。

表述限制了思考。阿伦特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曾这样写道：“出版的书一本接着一本，但人们从来不需要真正撰写一本书。”相形之下，《思想日记》的坦诚就在于，它展现了阿伦特在最自由的思想片刻是如何思考的，而不是怎么“表述自己的思想”。

还有什么，比这份思想的坦诚更让我们期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