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的今天，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福柯出生在法国普瓦捷的一个小乡村。那时候，他那个作为内科医生的父亲，肯定不会想到，在90年后的中国，会掀起一波接一波的“福柯热”。让我们先把时间往回倒一个月，来到9月11日。

纪录片《米歇尔·福柯》的北京首映是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学术报告厅，预告的放映时间是14：30，不到14：00，报告厅已经座无虚席，连阶梯过道也一级级坐满了人，晚到的人都堵在了门口，教室里面水泄不通，挤都挤不进去。主办方临时决定加映一场，两个小时后看完第一场的观众陆续离场，等待看第二场的队伍已经排到了美术馆大门口。整场放映过程中一片安静，只有到最后，福柯生前的同性恋人说起福柯和德勒兹的暧昧关系时，报告厅里爆发出一阵意味深长的笑声。

“大厅坐满了是400人，第一场加上走廊的有600人，再加上第二场大概有400人，央美这次我估计来了1000人。”汪民安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说“没有想到”，“ 当时我和央美美术馆的人说，如果有两百人就不错了。这就是一个小范围放映，对福柯感兴趣的人或者研究福柯的人来看，来这么多人我也觉得很惊讶。”

今年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诞辰90周年，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汪民安原本只是出于个人兴趣制作的一部纪录片《米歇尔·福柯》，让本来就在中国知识界流行的福柯又增加了热度。“开始我什么目的也没有，就是出于我个人对福柯的爱好，想做一些跟福柯有关的事情，我写过一些书，编过一些书，想再弄一个影像这样的东西玩一玩，完全没有针对公众的想法。”片子剪完后，在朋友的建议下这部片子拿出来放，首映是在广州时代美术馆，然后北京五六家美术馆等机构要求放映，在上海也有六场要放。

不过很多希望看到一部关于福柯传奇生平的精彩电影的人大呼上当，因为这是一部“论文纪录片”，没有任何故事，自始至终只有一些中外学者对着镜头谈话，分“人之死”、“权力与知识”、“自我技术”三部分讲了福柯早期、中期、晚期的三个思想脉络。“开始我也想拍一个比较传统的纪录片，讲福柯从出生到死亡，他的生平、工作，我第一次到法国，去了福柯出生的地方、死亡的地方、福柯的学校，拍了很多素材。回来之后面对这些资料我觉得无从下手，剪出来的片子可能就是一个通常的纪录片。我觉得这种片子不应该是由我来拍，一般的纪录片导演也可以拍这种片子。我认为这样没有意义，就剪掉了很多讲故事的内容，拍成一个纯粹的谈话的东西。”

同时，这部片子的拍摄手法也完全随性，背景有在宾馆的房间，有在嘈杂的餐馆，没有统一的调色，镜头也不时摇晃。“没有事先安排过，我们就是要基于偶然性，采访时拍摄者在哪儿就在哪儿拍。有些是手机拍的，有些是录像机拍的，有些是相机拍的。我没有找任何专业的摄像师，就是我自己，还有朋友，学生帮我，谁有空就让谁来拍。”就是这样的一部电影，却引起了那么大的热潮。“真的是，我开始只把它当做一个好玩的事情，没想到变成这么一个事情。”汪民安说道。

不过来看这部片子的观众，真的都了解福柯吗？大部分观众的面孔都十分年轻，穿着打扮学生气或者文艺范儿，“不少人是来赶时髦的吧！”汪民安笑道，“我看来的都是些年轻面孔，估计好多人没怎么读过福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看不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来看这部纪录片？汪民安自己也纳闷地摇摇头，“我不知道，我也很奇怪”。

他重新定义了“我们可以思考什么”

上世纪80年代，在西方哲学思潮压缩式地引进中国时，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福柯，尼采、萨特、弗洛伊德是当时知识青年人手必备的书目，但福柯的名字只是极少数介绍西方思想的文章中有提到。中国出现的第一篇专门介绍福柯的文章，是1986年福柯去世后，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上的一篇《法国哲学家福柯逝世》。自此之后，中国零星出现了一些及其简略的介绍福柯的文章，对福柯的关注仅限于一小部分研究西方前沿思想的学者。

到了1990年代中期，福柯开始在知识界广为人知，不仅是哲学、文学，还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和教育学，各个领域都开始谈论福柯。两本中国人自己写的论述福柯的著作出版：刘北成的《福柯思想肖像》和莫伟民的《主体的命运》。1990年代末，包亚明编选的《福柯访谈录》和杜小真编选的《福柯集》，收录了福柯的重要论述。1999年三联书店同时出版了《廉狂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知识考古学》三本福柯的著作，引起了轰动，很快脱销，又重新再版。福柯这个时候成为了公众话题，《南方周末》甚至用了整版的篇幅向普通公众来介绍福柯。福柯在中国的影响逐渐超出了知识分子圈子，到了2000年前后，几乎所有人文学科的研究生，包括一些社会上的“文艺青年”、艺术家，都可能听说过福柯。今天，在豆瓣小组上，福柯小组的成员有11000多个，人数仅仅次于尼采，远超过萨特、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康德等哲学家。

想必，如果有一部关于尼采、萨特，或者德里达、列维·斯特劳斯的纪录片上映，都不会出现像福柯这样火爆的情景，就像汪民安所说，“赶时髦”，福柯俨然已经成了当下的文化时髦。为什么在中国当下，福柯能走出专业圈，吸引那么多哲学专业之外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呢？

界面文化记者在《米歇尔·福柯》纪录片北京首映后，随机采访了一些观众，发现其中一大部分是高校人文学科的学生。一位人类学专业的博士告诉记者，他是在上硕士之后开始仔细阅读福柯，“福柯基本的东西是学科都必须要读的东西。其他的人文学科，像比较文学，艺术史，社会研究等学科都会阅读福柯，所以我在五六个课程上都读到过福柯。”而另外一位北京某高校文学专业大三的学生在文学理论课程上读到过福柯的一篇文章，这次五六名同学结伴来看纪录片，“现在的文学青年不都是追这些学术明星么”，她说道。

翻译过福柯《不正常的人》、《说真话的勇气》、《必须保卫社会》等作品的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钱翰认为，福柯能够吸引如此多人的原因有两点。“第一，要是全面深入地理解福柯确实有一定难度，但是大概地了解一点他局部的东西，福柯相对来说还是不那么难，比如疯癫问题，人群的排斥，至少可以有大概了解，虽然理解不一定完全正确。第二，他涉及的面相对比较广，和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也就是说和纯粹的形而上学不一样。福柯当然也有形而上的思考，但他比较多地涉及到一些具体问题，比如监狱、医疗，还有艺术问题、少数人群的问题、政治的问题，这样从不同的侧面都有可能吸引到不同的人。在中国知网上查一下《必须保卫社会》，引用这本书的有好多学社会学、法律的。包括他讲疾病问题，对医学伦理、精神病学、卫生学，都有影响。其他的学者很少会涉及到这么多面。”

从疯癫史，到临床医学，到监狱的历史，再到性史，涉及范围如此广泛而具体让但凡学习人文学科的人都多少会接触到它的理论，进而才可能被他思想所颠覆。“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他重新塑造了我。”汪民安说。而钱翰第一次接触福柯是在上世纪90年代读书时参与杜小真《福柯集》的翻译，“他的思路和以前接触的都不一样。所谓话语分析的问题，比如说知识话语，以前你会把话语当做一个知识，不管接受也好，反对也好，是直接去考虑这个话语的内容，没有考虑话语是怎么组织起来的，但是福柯主要考虑的是话语本身的问题，这对当时的我都是比较新鲜的。”

福柯在每一个读过他的人心中打开了一个他所说的“外部的思维”，他所做的是像对待一个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客体一样，将我们的思想视作完全陌生的现象进行审视。正如法国哲学家朗西埃所说。福柯最重要的遗产是他完全重新定义了“我们可以思考什么”这个问题。当人们旧有的思维还沉浸在某一个问题的研究中时，福柯开始思考的是：“为何会产生某个问题？为何会产生这样一种类型的问题？为何在某个时刻出现这样一种提问方式？”

在《古典时代疯狂史》里，福柯不是将疯癫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来思考，而是思考疯癫是何以从19世纪开始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社会的合理化如何将疯癫排除在我们的社会之外。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认为我们认为的监禁这一以剥夺人身自由为惩罚的恰当性，不过是18世纪末的产物，他思考的是监狱如何成为刑罚制度的一种必然。在《性史》中，他思考的不是性如何受到压抑，而是“性压抑”的观念是如何产生的。通过历史的分析，福柯探索这些事物是如何被构建成现在的样子，那些曾经在人们看来必然存在的事物从他开始变得不再有其必然性。

正如杜小真所说：“福柯对我们呈现出来的形象最突出的是他的变异思想，他是形象是千变万化的，他的生命活动和学术著作是变动不居的。”他的思想永远具有新鲜性，总是能刺激那些受过他思想冲击的人，产生更多了解他的欲望。

为“不正常的人”辩护

除了学生群体，观看纪录片《米歇尔·福柯》的大部分是艺术工作者或自由职业者，场内场外随处可见留着长发的青年和波西米亚风格的衣着。“福柯和艺术是很有关系的”汪民安说，“每个艺术家从他那里能吸收到不同的东西，他的思维方式，他的自我技术，他也有讲到绘画的地方，还有他论述现代社会对人的规训惩罚机制，所有这些都和当代艺术家的表达有契合之处。”

一位叫黄雅丽的艺术工作者说：“前不久当代艺术界刮起了一阵理论热潮，大家会用西方哲学的一些理论来进行艺术创作、策划和批评，不少展览、杂志也都做过福柯的专题。我个人觉得福柯对艺术界的影响在语言学方面，他关于符号和图像的理论，因为这些很容易套用到艺术世界里，或者艺术创作时用他的方法来解释。”而一位现代戏剧导演、演员通过汪民安的书了解到福柯，“他的一些理论会让人对空间、物体和身体敏感，本身我的剧场是肢体剧场，会需要自己去观察空间物体，自己观察一件物体或空间会有分析它之所以会形成的习惯，福柯的理论是对我有启发的。”

另一方面，许多“文艺青年”之所以对福柯产生兴趣，可能是由于福柯所研究问题的边缘性和他的生活方式，正吸引了许多叛逆的青年。“年青人更喜欢他，因为他的生活方式很酷。”汪民安说。观众中一位写诗的自由职业者告诉记者，最初对福柯感兴趣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研究精神病人”，而且他“是一个有抑郁症的天才”。

汪民安读的第一本福柯是大学时在地摊上买的《性史》，这是中国最早翻译的福柯的著作。在性知识匮乏的1980年代，一切关于性的书籍都非常走俏，这本书印刷了10万册，年轻人抱着猎奇心理买下这本书，发现里面的内容完全不懂，都当作废品卖掉了，“那时地摊上到处都是那本《性史》”，汪民安笑道，而他自己买这本书也多少出自这样的心理。

福柯是同性恋，年轻时患过抑郁症试图自杀，他参加社会抵抗运动、少数群体运动，最终死于艾滋病。一本为人所熟知的福柯传记叫做《福柯的生死爱欲》，不少人来看关于福柯的纪录片，可能也是想来看福柯的“生死爱欲”。汪民安也觉得的确有一些人是抱着看福柯的生平故事的目的来看纪录片的，“因为福柯是个同性恋，所以我估计还有些同性恋者来看。福柯的传记还是很丰富，很生动的。因为是影像，所以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里面会讲到福柯的故事，看了以后可能很失望，里面什么都没有。我看到一个酷儿影展的负责人，他看完之后发朋友圈，说电影里面关于福柯的私生活，性方面的东西都没有，令他失望。”

福柯确实给了许多反叛的青年抵抗主流社会价值观的武器，在纪录片中钱翰说道：“福柯在他的学问里，有非常大一部分主要是研究对所谓的‘异于主流’的身份问题的探讨，不管是对疯人、被排斥的人、所谓不正常的人，包括对病理学、医学的研究，他关注这样的知识，对这样的知识提出反思、批判，实际上也就是为自己的身份、自己的生活方式提出一种辩护。”他持续地讨论权力问题，从《疯癫与文明》讲权力怎么划分出边界，将一部分人划分到圈外，到《规训与惩罚》揭示出社会整个是一个权力网络，他自始至终保持着对权力的批判态度。后来的酷儿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多少都和福柯有关。

未被挖掘的福柯

从1976年到1984年福柯去世，这八年间福柯没有出版著作，他去世后，法兰西学院讲座系列的出版，让人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福柯。近年来，他后期的一些重要作品被陆续翻译成中文，例如《安全，领土和人口》、《生命政治的诞生》、《说真话的勇气》。“1984年逝世时的福柯和现在的福柯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两个不一样的福柯形象。”汪民安说。

汪民安认为，如果说前期的福柯研究的是现代社会，从16世纪一直到19、20世纪，我们生活在哪些权力的控制之中，权力是怎样塑造人的，后期的他开始思考，在古希腊罗马现代社会机权力构还没有诞生之前是什么样子的。福柯认为现代的人都是被规训权力所塑造的，但是古代的人是通过自己改造自己，把自己当作一件艺术品来塑造。“福柯说我们现代人怎么摆脱外在权力对自己的塑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习古代人那种姿态。我们今天不可能跟古代人的方式一样，但是他认为古人那种将自己塑造成艺术品的意愿和要求，我们应该找回来。”

钱翰也不断地在强调福柯的晚期哲学，“他在晚期的作品是说他对自我的一种关注，人的自我改造的问题。自我关切，或者说自我的治疗，跟中国传统讲的修身道理是一样的，这不是外界环境的问题，是自我意识的觉醒的问题，就是说人要为自己争取一个自主权。福柯自己经历了一个思想上的变化，从向外看走向了向内看。”

而在《说真话的勇气》一书里，汪民安说，福柯提到“说真话”是福柯自我技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说真话听起来很日常，但实际上是很难的。许多人因为说真话而丢了命。如果一个人一辈子说真话，那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说真话不是指不说假话，而是有话就要说，有话就必须讲出来，有义务和责任讲出来。而是是对强势者说，说他认为必须说的话。说真话的核心是勇气。”

钱翰认为福柯的后期思想是一种实践性的东西，这种实践性的东西在哲学系里相对比较少，但在现代艺术中可能比较多，“现代艺术不是苏格拉底的那种理性化，更多的是一种犬儒主义的，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求真，求真一方面是话语上的求真，第二个是生活的真，去掉虚伪的东西，抛弃名利，赤裸身体，拜托不必要的束缚，这样的一种精神当代艺术有一部分的表现，穷困潦倒，很落魄，不要追求名利。”

由于翻译得较少也较晚，福柯的这一部分思想尽管对现代人有很大的启示意义，但依然鲜为大多数人熟知。在学术界，学术的热点转移很快，文艺理论的研究生中讨论更多的法国哲学家是德勒兹、朗西埃、巴迪欧等人，福柯已经作为一种基础理论而很少有人真正深入研究。汪民安对整个学院内部的研究氛围其实不是很满意，“理论的读者在当代艺术界。我觉得学院内部在理论研究方面相对沉默。对理论感兴趣的人不多。我经常问刚刚考进来的学理论的研究生，听说过福柯，德勒兹没有，令人惊讶的是，很多学生在本科阶段真的没听说过。更不要提巴丢这样新的理论家了。不过我觉得这不是学生的问题，是老师的问题。老师从来不讲这些，学生怎么会知道呢？不过，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教师和学生对理论感兴趣了。出版界这几年出版这方面的书也非常多。”

而在界面文化采访到的大多数前来看纪录片的观众，更多也只是对疯狂、监狱、性等前期探讨的问题感兴趣，有些只是读过介绍福柯的书，有些只是想了解他的故事。中央美术学院首映上的一千名观众，很难说没有出于猎奇的因素而来的。 “来这么多人，说实话我没想到，我也觉得没有必要。这又不是一个时髦和娱乐的事情。这不是看电影。我不觉得这个好玩。我自己觉得这个片子还是严肃的。我希望大家能因此去读福柯，但不希望福柯被这样的方式娱乐化。”汪民安对这么多人来看自己的纪录片抱着这样的态度。

不过在钱翰看来，“有猎奇很正常，你不能追求所谓纯粹的东西，大家懂多少、懂得不够，这个我觉得其实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不能把标准放那么高。大家对这个东西有误解很正常，猎奇就猎奇吧。”在他看来，“福柯更多的是一种批判意识”。不管怎样，不可能期望每个人都能啃下来嚼透艰涩的哲学著作，但有这么多人试图去了解一个哲学家，“肯定不是什么坏事”。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汪民安主编《福柯在中国》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