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根据日媒NHK的消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于3月3日在日本逝世，享年88岁。

大江健三郎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的译者、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中忱告诉界面文化，“作为大江先生的读者和翻译者，虽然不无预感，毕竟高龄老人了，看到消息，还是万分悲痛，脑子一片空白，不知说什么好。”在他眼里，“大江先生毫无疑问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思想型的作家，同时也是充满温情和爱心的人。他不时为人类的危机提出警示，但他从没有把自己想象为超然物外的先知，他就站在我们普通人中间。”

《个人的体验》的主要情节是年轻的父亲“鸟”，面对出生便带有身体障碍的婴儿，内心感受到了苦恼和彷徨，但他最终选择承担责任，和婴儿共生。“小说在日本出版于1964年，当时就有知名作家和评论家给予恶评，认为大江写了一个大团圆结局。但大江反驳说，选择和有身体障碍的婴儿共生其实是更艰难的路。”王中忱告诉界面文化，这部小说是以大江本人为原型的，“他陪伴着儿子一路成长，还从儿子身上发现了一般所谓健康人身上少见的天分和美好品行，在和儿子共生过生中提升了自己，这本身就是一部感人的诗篇”。

王中忱曾为《个人的体验》写过一篇解读，文中谈到，如果从1957年发表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算起，至《个人的体验》刊行，这八年间大江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合计约有十部之多，这些作品的人物和情节的设定，大都在表现“二战”后成长起来的青年所感受到人生的荒谬和无奈。大江曾自述自己青春的前半段是在萨特的影子下度过，王中忱认为，大江首先是在一种否定的精神状态中和萨特获得共鸣的。他在少年时代经历过“帝国日本”的思想禁锢，战后也不断体会到日渐保守的日本社会的压抑，“在如此处境之中，他从萨特文学里汲取启迪和灵感，无疑是非常自然的。”

然而，《个人的体验》却暗示了长期以“否定性”为文学主题的大江，试图转而展现肯定性“希望”主题的艰难。该书绝大部分篇幅都在描述“鸟”面对脑部患疾的新生儿产生的恐惧、挣扎甚至逃避，直至最后一章却陡然转折，“鸟”终于想要“结束一直仓皇奔逃的男人的生活”，决意和孩子共同生活下去。那么，该如何理解评论家批评的“大团圆”结局，以及这一转折对大江健三郎的意义呢？

《选择“共生”、非“我”的叙述者与人文主义传统的重建》（节选）

文 | 王中忱

《个人的体验》于1964年出版后即获得新潮文学奖，但针对小说最终的情节设计：“鸟”决意和脑部患疾的婴儿共同生存，却出现了很多批评意见，连新潮奖的评委山本健吉、中岛健藏都认为小说的结尾处理得过于简单，龟井胜一郎甚至认为大江以此显露了一种“宗教和道德式的怠慢”。作家三岛由纪夫亦曾对这一结局提出过批评，这件事后来甚至被大江写进另一部小说里（《写给那令人眷恋的年代》）。据笠井洁分析，三岛主要不满大江通过鸟的突然转变轻易消解了人物认识与行为的二律背反式命题，而这一命题，恰是三岛本人长期苦苦探索不得解脱的。这些批评当然给大江以强烈刺激，但他认为小说结尾“鸟”所做的抉择是势在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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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的自我辩解文章里说到，恰恰是因为“多年来热心阅读存在主义小说”，使他坚信“鸟”的“戏剧性的心理转变”是理所当然的。这提示我们，大江对存在主义文学的共鸣并不限于否定性的一面，至少在写作《个人的体验》期间，他已经转而从中发现了肯定性的资源。

非常有意思的是，大江的这种转变，和后期萨特自己努力摆脱存在主义的否定性思维，实现立场转变的路向是很接近的。首先，如前所述，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本来就是在抵抗纳粹运动的经验中产生的，在作品里展现人之生存的无奈，从另一面说也是在召唤反抗既存现实的积极行动。其次，“二战”结束不久萨特发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6），已经开始从积极的意义上重新解释存在主义，而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萨特不仅积极提倡“介入的文学”，更直接投身政治抗议，站在弱势民众一边反抗国家强权，猛烈抨击法国的殖民主义政策，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

从这样的意义上说，青年大江的精神状态和萨特是颇为近似的。他早期的小说大都以诉说人生的荒谬和无奈为主题，但在同一时期，他又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大江大学毕业，正当日本以岸信介为首的右翼政府强行批准《日美新安保条约》、各界民众掀起大规模抗议的时候，他积极参加了群众的游行集会，并发表了《民主主义的愤怒》等文章，批判政府践踏民意的暴行。同时，大江的视野还扩展到国际，对在冷战格局中被封锁的社会主义国家表示了关注的热情。1960年6月，他参加日本文学家第三次访华代表团，来到和日本还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国。

这年秋天，大江参加了亚非作家东京会议，一位非洲记者问道：“通过安保斗争，从最低限度看，获得了什么？”这使大江想起了日本明治时期著名诗人石川啄木的名言。当时，石川感慨社会的浑浊和民众的蒙昧，曾愤激地说：“我们日本的青年人，至今还不曾和强权势力发生争执。”在引用了石川的话后，大江说：“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说，日本的青年已经和强权势力发生了争执。我认为，这种叛逆精神、抵抗精神，已经化成了我们的血肉。”

就在这一时期，大江尝试把政治斗争题材直接引入小说，在日本左翼进步政党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被右翼少年刺杀之后不久，1961年2月，他创作并发表了小说《政治少年之死》，隐喻地表现了这一事件。日本右翼团体对作家和刊登该作品的《文学界》杂志施加压力，威胁恫吓。最后，《文学界》未征得大江同意，就发表了谢罪声明。大江愤然抗议，却引不起社会反响。以后，几次出版小说集，《政治少年之死》都被出版社拒之集外。这让大江切身体验了所谓自由民主国家言论自由的限度。

大江不仅亲近萨特的作品，也亲近以斗士的姿态介入社会的萨特本人。1961年夏天，大江应保加利亚作家协会邀请到欧洲旅行，从东欧到苏联，年底到达法国，正巧遇到巴黎民众举行反对政府建立秘密军队（OAS）的示威游行。大江挤进工人和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和法国学生手挽着手前进。在游行的人流里，他发现了萨特。第二天下午，在巴黎的一家咖啡店，大江采访了萨特。

但根据大江写下的文字看，在采访中两人的话题并不特别投机。其时，大江是日本文坛风头正健的新秀，虽然也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但始终把自己定位在文学家上；而萨特则早已完成了主要的哲学、文学著述，正以一个反抗强权的斗士姿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关心的重点显然更在政治方面。这次会面，萨特完全没有谈论文学，甚至对曾担任他私人秘书的约翰·考刚刚获得“龚古尔奖”的新作也不置一词，这颇让大江感到遗憾和失望。

在大江的文学道路上，这次和萨特的会面无疑是一个重要事件，标志着他们关系的重建。但会面以后他仍然关注着萨特的活动和著述。萨特常常成为他做出判断和选择的重要参照，反观自身、自我反思时一根锋利的针。在写于1964年的《面对饥饿垂死的孩子，文学有何效用？》一文中，大江曾就此做了明确表述。这篇文章介绍了法国《世界报》登载的萨特采访录，以及另外两名作家克洛德·西蒙、依布·贝尔吉对萨特的批评。

论争主要围绕文学的目的与功用展开，在回顾自己文学道路和人生道路的时候，萨特反省自己以前把文学绝对化、神圣化的倾向，承认：在饥饿垂死的孩子面前，《恶心》一类的作品是无能为力的。这是萨特的自我批判，也是对所有文学家的工作提出的严峻质疑。而反弹也就由此而发生。另外两名法国作家，特别是依布·贝尔吉，在反驳萨特时明确地主张：所谓文学只能是个人拯救的尝试，他甚至希望因此而能够得到饥饿垂死的孩子的谅解。

大江之所以重视这场围绕萨特展开的论争并专门撰文予以介绍，显然主要不是出自文学理论方面的兴趣，而是和他自己的思想状态有关。这篇介绍文字的发表时间，正好和《个人的体验》的出版时间重合于同一月份，如何面对“垂死的孩子”，对大江本人而言，既是严峻的现实生活主题，也是严峻的文学主题，尽管他已经做出了明确抉择，但诚如《另外一部〈个人的体验〉》所说，大江深知小说的结尾并非一般所谓美满的“大团圆”结局而只是“必须不断地忍耐下去的生活”的开始。

2000年大江健三郎访问北京，在一次面向青年学生的讲演中，他从自己的精神形成史角度对《个人的体验》进行了再阐释。他说，当年面对脑部患疾的婴儿出生这一现实，自己从大学时期所接受的欧美文学知识，特别是以萨特存在主义为主导的精神训练突然显得苍白无力，他重新学习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传统，重新建构自己的精神。《个人的体验》就是他思想中存在主义解体和精神重构过程的产物。当然，大江在讲演里所说的，是萨特自己后来也反省的那种“否定性”存在主义。

结合大江的整体创作历程看，《个人的体验》无疑是一个转折的标志，那个被称为“大团圆”的结局，其实并不仅仅是写作技巧上的特殊的“反高潮”情节设计，还是大江的思想转变在文学上的表现，凝结着大江对存在主义的反思与扬弃，对人文主义传统的再认识。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史和思想史上，这无疑是一个有意义的事件。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致辞中，大江没有谈自己和存在主义的关系，而是特别强调了自己所受到的人文主义的影响，这是我们理解大江的思想和文学整体轨迹时应该特别重视的一条线索，并且这不限于《个人的体验》，也不限于大江早期的写作，甚至应该包括他那些充满批评的社会活动。按照爱德华·萨义德的说法：人文主义不是固守某种经典；人文主义就是批评，并且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揭露、发现、自我批评和解放的进程。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个人的体验》“解读”，较原文有删改，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