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表外表里 曹宾玲 付晓玲

编辑|Reno

“我昨晚休息得挺好的，凌晨四点趴在桌子上，早上七点钟才醒。”

“哦！那你休息得真的不错呀！”

在茶水间偶然听到手下两个Senior（高级审计员）的这段对话时，已升任Senior Manager（高级经理）的阿静，瞬间梦回入职普华永道的时候。

彼时，还是一张白纸的阿静，在一次聚餐上第一次听到类似的对话，瞠目结舌了很久后，暗暗下定决心，只干一年就换工作过正常生活。

但二十年过去了，她并没有离开四大，而是几乎把普华永道、德勤、安永、毕马威轮了一遍。

她说不清为什么要留下，但总有几个时刻，让她留恋：

“每年40％左右的涨薪，一个senior周末两天的加班费可达4000块钱。”（ps：2003年）

“拿下注册会计师后，一屋子企业高管、券商、投行围观你给文件盖章的画面，感觉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在人民大会堂办年会，有专属的泊车区域、国宾们才能吃到的大虾球、高价请来助兴的明星。”

然而近几年，她不得不重新审视审计职业带来的新流变。

据阿静回忆，当年的同事，清华北大有之、两财一贸有之。如今这类学校毕业生，最多拿四大offer保底，双非毕业的小朋友倒是越来越多。

过去出差，出入都是星级酒店，现在如家、7天连锁成了标配；本来常有的集体聚餐，也是能免则免。

最近，一则财政部正敦促国有企业终止与四大合作的消息，更是让过去风光无限的四大，寒意愈发深重。

这让新一代审计人，上场就是“生存之战”。

一、蛋糕变小，一个人掰成三个人用

环境的恶化，一直有迹可循。

以“宇宙大行”工商银行为例，2010-2021年，其资产规模翻番，但审计费一路打折，2022年降至1.04亿，缩水35%；地产龙头万科同样如此，审计费占营收比大跳水。

中美关系紧张、中国资本市场日趋成熟下，越来越多中企撤离华尔街，回国上市成为大势所趋。这对擅长跨国项目的四大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

蛋糕肉眼可见地缩小，意味着压榨游戏要加剧了。

周蓓清晰地记得，入职那年中秋节，一个本该花好月圆、阖家团聚的日子，她却被按在办公室里“罚站”。

所谓“罚站”，就是“老板不走，我也不能走”。哪怕已经是凌晨3点半，全组人都还在办公室里挑灯夜战。

那是一个IPO项目，本来就时间紧、任务重，更不幸的是，老板拖到最后才看底稿，周蓓和同事们只能加班加点清Q（清除审计底稿里的问题）。

实际上，需要处理的问题可能并不难，比如，老板会匡算少数股东损益，并要求周蓓算出来的金额在他预期范围内，如果金额对不上，周蓓需要按照老板的方法，重算一遍。

但许多类似的问题堆积起来，工作量是惊人的，那一次她们连续通宵了4天，每天都是“日出而息、日出而作”。

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周蓓怨气爆棚：“他们每提出一个问题，我能感觉自己的脸又黑了一分。”

但第二天早上一来，看到老板还在办公室里趴着，她又默默把怨气往肚子里咽了下去。

周蓓曾发誓，等自己升到senior之后，她一定要更合理地安排工作，让大家都更从容。但这一天真正来临时，她才发现自己的想法是多么天真。

她升职后的第一个项目，老板就塞来一个烫手山芋：某IPO项目，需要在2个月时间内盘完40家子公司3年1期的报表。

这明显是强人所难，要知道，如此大的工作量，小组通常需要干半年，现在相当于一个人要负担三个人的工作。

周蓓瞬间陷入二十四小时玩命连轴转的恐惧中，想到小朋友可能更承受不了这种车轱辘都转冒烟的状态，她决定申请增加人手。

但老板的回复令她绝望：8个人已经是鼎力支持了，隔壁事务所的同类型项目，只配置了6个人。

实际上，她对结果已经有所预料：“审计费需要覆盖所有的费用支出，包括人力成本、品牌建设、日常运维、物业服务等，其中人力（含工资、差旅、加班费）是大头，老板要保证利润率，没钱的项目，加人手是痴心妄想。”

但挂断电话的瞬间，她的泪水还是决堤了——并非有多伤心，她只是需要发泄一下。毕竟，四大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已是共识。

早年，四大的客户不是大外资，就是国内巨无霸，国有五大行（工、农、中、建、交行），能源三巨头（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电信三巨头（移动、联通和电信），家家都是四大的“肥羊”。

现在，四大已经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可以看到，2015-2019年，四大加快本地化，直面内资所的低价竞争，甚至打起价格战，安永一度被嘲“半价永”。

面对危机和困境，控制“人口”数量和延长工作时间，不过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惯用伎俩罢了。

四大更残酷的一点在于，在激荡岁月中，其对员工的“筛选”，也在一步步登峰造极。

二、四大需要的不是人，是执行机器

偌大的会议室里，所有人都沉默不语，坐在中间的何鑫满脸通红，浑身冒着冷汗，时不时伸手松一松领带，来掩饰自己的不知所措。

这是何鑫作为高级审计员，首次挑大梁为一家医疗机构审计的现场，并且是直接向异地合伙人汇报，由不得他不紧张。

但怕什么往往来什么，电话会议一开始，合伙人就犀利地指出报告里的问题：

·验证指标太少，比如只验证了期末余额，没有验证期间发生额；

·没有跟业务结合，比如床位收入、医疗服务收入的增长波动及与同业对比情况不明；

·表与表之间的部分数据也勾稽不上，比如明显增大的数据，附注并未说明是否有新业务。

“这不是挑刺，这是往我心里扎刀。”如果地上有缝，何鑫会毫不犹豫地往里钻，“这些都是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很关键的点，但我什么都不知道。”

何鑫知道自己不能再偏安一隅了。那段时间，他化身“卷王”，无论是凌晨4点走，还是早上9点来的同事，都能看到他坐在桌前拉数据，区别只是旁边的烟又空了一包。

不过自那之后，何鑫真正懂得了如何为一家公司估值，再有类似项目，处理起来都得心应手，工作第4年，就迅速升到经理，比一般人早2年。

然而，他还没风光多久，就再次被“打回原形”，甚至差点离职。

“啪”的一声巨响，高级经理把一沓报告狠狠甩到何鑫面前，然后当着所有下属的面，对他开喷，“骄傲自大”“态度有问题”等帽子一顶顶往他头上戴，近1小时的批斗里，何鑫无数次想要原地跑路。

事情起因是，他换到了一个新组，发现报告里有许多地方，并不符合会计准则或估值指引，基于过往的经验，他对这些内容进行了修改，即使高级经理指出后，依然坚持己见。

“但签字的人是他不是我，他不需要我的个人想法，执行就完事了。”冷静下来，何鑫想明白了其中的关窍：四大就像被加了倒计时的集体赛跑，游戏规则下，所有人要“本分”才能不拖后腿。

“当你是老板手里趁手的刀，那你可以顺风顺水，一旦变成刺头，就别怪组织无情。”何鑫一针见血道。

对此，詹妮弗也深有感触。她是降薪跳槽到四大的，因为毕业于一间双非院校，校招只能去内资所，但“四大梦”还是时不时跑出来作祟，有机会跳槽，她求之不得。

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即使自己的底稿被多次点名返工，詹妮弗都照单全收：“本来就是奔着感受行业最高水准去的。”

可看到考核评分结果的瞬间，她破防了：勤勤恳恳的自己惨遭“delay”（不升不降）！

众所周知，在四大，审计员通常一年能升一级，不升不降其实就是否定。

对此，詹妮弗倍感委屈：只因为自己是半路加入，工作不如校招生们熟练，就遭到嫌弃。

过去在八大，詹妮弗做一份报告，只需要跟领导汇报一下过程，然后拿出相应的材料，就能过关。到了四大之后，一切都要留痕、可查，形成工作笔记，也就是上文提到过的“底稿”。

如果把审计比作解数学题，在八大时，詹妮弗只需要在答案旁写下大概思路就行，现在却要从定理开始写，每一步运用的公式、得到的结果，统统注释清楚，把填空题当成解答题来做。

不仅如此，项目负责人、经理、合伙人还会对底稿层层复核、提意见，然后要求清Q。

适应的过程是痛苦的，詹妮弗几乎每天都要返工，工作量大不说，进度也堪忧。当然，她知道这是自己必补的功课，连续4个月，她总是比其他人早到晚走，没在凌晨2点前下过班。

“至少我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态度也是积极的。”詹妮弗抱怨，“感觉公司是在挑选最优质的机器，而非最优秀的人。”

但鲜少有人能真正理解詹妮弗的苦楚，毕竟在外人眼中，四大人赚得多啊。

三、高薪长假，都是燃烧生命换来的

工作四年，周蓓职级升了三级，工资涨到了2万7，已经攒够二线城市一套房的首付。

另外，去年她通过腾挪调换，整整休了3个月的假。年审忙3个月，淡季的时候可以集体放假，且年假也很长——进去一年就有半个月年假，做到高级审计员有3周，经理级别再加一周。

对周蓓来说，每当熬不住、卷不动的时候，想想工资、假期，多少能抵消一些怨气。

但事实上，她也知道，这些优势条件，都经不起推敲。

可以看到，近二十年来，（上海）四大的起薪与社平工资的差距在逐渐缩小，2019-2021年，差距几乎消失，四大从“入职即巅峰”变成了“入职即平均”。

艾伦2014年入职四大的时候，花三分之一的工资，能租到看得见东方明珠的房子，现在花同比例的价钱，得住到三环外了。

他拿当下入职小朋友的起薪算一下，摊到工作时长上，第一年时薪只有60块，也就一般互联网大厂一半的水平。

而之所以时薪如此感人，是因为加班费也发生了变化。2003年，一个高级审计员周末加班2天，加班费4000元。但现在同样的工作强度，无论加班多久，仅按两个小时算加班费，一个周末只有500左右。

至于休假，看似诱人的休假时长，是年审1个月顶3个月，“燃烧”自己的生命得来的。

采访过程中，周蓓突然发出一声惊呼——专心于吐槽，她熬的中药都溢出来了。

“我对四大是有感情的，但我的身体不允许我一直在这里做下去。”周蓓无奈说道。几年的熬夜加高压下来，身体本就偏弱的她，不仅“喜提”500度近视，还因长期久坐，得了畸胎瘤，现在处于前期调养阶段，后面还要做手术。

据周蓓介绍，进四大一遭，谁都逃不过得点职业病。轻则常年滴眼药水、贴膏药、神经衰弱，重则腰间盘突出、脊椎病、甲状腺结节伴随。

“在四大能坚持到最后的，不见得是最厉害的，但一定是身体好的。”她调侃道。

不仅个人身体岌岌可危，一人工作、全家受累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周蓓家在郊区，每到年审季，都和家人过着同住屋檐下、两两不见面的日子。对此，她妈妈非常紧张，一定要等到她到家，才能安心睡觉。

“通宵的时候，就告诉她我在酒店睡。”周蓓说，但人忙起来，难免会有疏忽的时候。

还是那个马力全开的IPO项目，她连续熬了一个半月，身体接近麻木，回到酒店倒头就睡。凌晨5点左右，她被朦胧的手机铃声吵醒，接通的一刻脑子瞬间清醒——她忘记给妈妈报平安了。

老太太并未责怪她，确认她没事就匆忙挂断睡了，但周蓓怎么也睡不着了，“我非常内疚，也是那一刻清晰地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四、来去之间

周蓓今年递交了离职信，试图挽救全线崩溃的身体和生活。

而詹妮弗、何鑫、艾伦早已挥别四大，散做满天星：詹妮弗申请了香港的大学，准备深造；何鑫和艾伦都跳槽到了投行，在金融鄙视链中更上一层。

“本来就没有人想在四大干到退休，大家其实是拿四大当跳板。”艾伦早已看透。但他时常会记起在四大的日子，尤其是第一次出差陪客户喝的那顿酒。

冷菜上桌，西凤酒作陪，眼窝深陷、头发略微花白的客户老大哥，三杯两盏下肚，话匣子就打开了。

众人耳听他酒后碎言，看到一个小小的财务科员，和当年下田的四大团队一起熬夜奋战，从辅导期到终于上市，再到业务遍布全球的大型上市公司和行业龙头，一步步成长为集团财务一把手。

曾有深夜，大哥因为会计处理焦头烂额，试着给当年的审计员发短信请教，即使那人已经离开四大，还是在夜深人静时分，回了一份详细的解答。

说到这，大家眼眶都有些发红。

艾伦也添了几分伤感，他没有亲身经历那段峥嵘岁月，但他能感受到，那是一个美好的时代。

（文中阿静、周蓓、何鑫、詹妮弗、艾伦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