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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刘素楠
2023年3月21日，《2022中华遗嘱库白皮书》发布。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共有1369名未婚不婚者在中华遗嘱库登记保管遗嘱，该数字在2017-2022年间增长了12倍，呈逐渐攀升趋势。
2017年，有101名未婚不婚者订立遗嘱，2022年则上涨至344人，其中女性未婚不婚者所占比例高达71.51%。
成立十年来，中华遗嘱库已在全国设立60多个服务中心，向社会提供遗嘱咨询服务376127人次，登记保管251322份遗嘱，目前已生效遗嘱有6362份。
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告诉界面新闻，遗嘱折射出不少社会现象和民生问题。
近年来，除老年人群体之外，未婚不婚人群遗嘱、涉虚拟财产遗嘱、中青年人群遗嘱数量增多。
30岁的丁先生是一名独居未婚人士，平常生活作息非常不规律。随着越来越来多“996、007”上班一族猝死的新闻被报道，他很担心自己会出现意外，想为父母留下一些保障，在网上了解到中华遗嘱库项目后，当即决定立嘱。
“我的财产一部分会留给母亲，一部分给朋友，必要时可以照顾一下母亲。立遗嘱在老年人的想法中，可能觉得你还那么年轻，想太早了，以后再说吧。但我认为，年轻的时候了解到这些一点都不早，它会让人更加正视自己的人生，挣的每一分钱、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更有意义。”
33岁的刘晓雯（化名）是一名未婚女士，早年父母因意外双双离世，她继承了父母的房产，与80多岁的外婆住在一起。每每想起父母的意外离世，刘女士十分忧心，更担心自己遭遇不测后，年事已高的外婆无人照顾。在姨妈的提议下，刘晓雯决定到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将来自己万一有意外，可以将财产指定给自己信任的人继承，但同时保障外婆的居住权。”
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分析，未婚不婚者遗嘱的受益人通常是其父母，指定朋友等非法定继承人的比例也达18.18%，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有1.72%的未婚不婚者将遗产指定由子女继承。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全国遗嘱公证机构的业务量呈现明显增长。
其中，2022年，来中华遗嘱库咨询遗嘱的人数达到最高峰，一天就有500多人次。咨询遗嘱的人群中，有超过5成的人认为，“即便没有疫情，要会提前立好遗嘱”，有4成的人则认为，“因为疫情的原因，才想到要提前立遗嘱”，还有一部分人则认为，“无法确定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如果悄然离开的确太遗憾了”。
立遗嘱人群越来越年轻化。
《2022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数据显示，《2022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显示，十年间立遗嘱人群平均年龄从77.43岁逐年降至68.13岁。
年轻一代，对于遗嘱的认识也逐渐清晰。
根据《白皮书》，从2017年开始，60岁以下立遗嘱的人数逐年上升，至2022年，60岁以下订立遗嘱的人群中，30-39岁年龄段人数的比例为29.74%。遗嘱越来越被年轻人所关注。
“社会观念在不断改变，许多人不再把立遗嘱看成是人生终点要做的事情，而是自己对人生进行定期思考和盘点的新起点。”陈凯表示。
中华遗嘱库江浙沪区域负责人黄海波向界面新闻记者指出，从这些遗嘱当中，能看到很明显的社会家庭的变化。
比如，在上海，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共有25979人通过中华遗嘱库立遗嘱，占全国总量的10.81%。上海地区立遗嘱人群总体以60-70岁之间为主, 且比例逐年上涨，立遗嘱人群呈年轻化趋势。多数集中在已婚（均一次婚姻）状况。再婚和离异的人群有逐年上涨的趋势。
上海地区立遗嘱人群主要处分的财产以不动产、银行存款为主。6年间，遗嘱中所涉及财产的多样化越来越明显。2019年起，处理证券、基金类的财产逐步增多。
25万份遗嘱藏着25万个家庭的“心事”。
2020年，时年66岁的吕凤霞(化名)拉着老伴偷偷立下遗嘱。在遗嘱中，她与丈夫共同商议，无论谁先亡故，名下共有的唯一一处房产将留给对方养老所用，直至余下一人离世。
吕凤霞说，自己吃了一辈子的苦。
早年，前夫因为车祸去世之后，生活的重担落在了吕凤霞一个人的身上，她靠经营一家小旅馆拉扯独子长大成人。为了打理好旅馆，她落下了一身的毛病，伴有风湿带来的无尽疼痛和久治不愈的胃疾。
因为害怕别人的眼光，她未曾考虑再婚，一心抚养孩子，待其成家后，才迎来了自己的“黄昏恋”。
吕凤霞带着儿子、现任丈夫带着女儿，四人重组新的家庭。她拿出一部分积蓄与丈夫“合资”购买了房产，这个家便成为两人颐养天年的港湾。这套房产如何妥善处置，也是两位老人讨论已久的话题。
重新拾起的家庭氛围，让吕凤霞一直难以放下对于“身后事”的顾虑。“如果房子的事情处理不好，亲情也就散了，家也就散了。”
最终，吕凤霞走进位于静安区平型关路的中华遗嘱库，在专业法律团队的见证下，立下遗嘱。
在立下遗嘱之后，丈夫因病瘫痪在床。吕凤霞虽然照料丈夫辛苦，但是好在已经把身后事安排好了，因此也无甚挂碍。“谁先走，谁后走，都听安排。”
根据《民法典》，目前我国公民可以订立六类遗嘱，分别是：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口头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公证遗嘱。
黄海波指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居民倾向于自立遗嘱或公证遗嘱。但是上述订立遗嘱的方式，又有各自的短板。“遗嘱从订立到生效，长则数十年，等到法律纠纷产生时，律所往往不能有效提供法律支撑。而司法公证则面临模版化操作，可能无法深入了解每个家庭的需求。”
当下，国内有关遗产处置的纠纷逐年上升。其中，遗嘱效力是争议焦点。
黄海波指出，每一份遗嘱的订立，都离不开人伦关系的梳理。遗嘱的功能并不一定是继承财产，而是希望将家庭的爱延续下去。
近年来，上海部分街道也相继在社区成立法律援助工作室，提供包括遗嘱在内的咨询服务。此外，司法公证方面，上海部分行政区探索上门服务，为独居老人、失能老人老人提供遗嘱、遗产的法制援助。
2021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民法典，创设了遗产管理人制度，成为完善我国继承制度的重大创新和亮点之一。
《民法典》立法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杨立新教授指出，遗产管理人负责对遗产进行清点、接管、分配和管理，能更好地执行逝者的遗愿，避免继承人之间的纷争，必要时快速解决纠纷，防止遗产出现损失。此外，遗产管理人制度还为解决继承纠纷提供了新思路。
陈凯认为，遗产管理人制度至少解决了两个难题。一方面继承纠纷往往审理时间较长，产生了大量诉讼成本。按照《民法典》规定，法院可以把大量工作留给遗产管理人来处理，从而节约了这一成本；另一方面，遗产管理人与继承人之间往往存在亲情或者人情纽带，可以讲情讲理，而不只是单纯讲证据，由此更容易激发人性中善的一面，有利于继承案件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据《2022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数据显示，在中华遗嘱库登记保管的遗嘱中，已有1542份遗嘱指定了遗产管理人。因遗嘱执行难度较大，为保障自己的遗嘱能顺利执行，很多人选择在遗嘱中指定遗产管理人。
陈凯透露，首个全国性遗产管理人平台也将正式上线，并在此基础上打造遗产管理人监督体系、评价体系、实务操作指引、服务标准体系、全国跨领域协作体系，以适应《民法典》出台后人们对遗产管理人服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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