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我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访谈进行到最后，正要互相道别之时，一条信息跳到了我手机的屏幕之上。“噢！”我惊讶地说，“鲍勃迪伦拿了诺贝尔文学奖！”那时，她正好在准备拍照，并打算往自己硬朗的卷发上戴上一顶灰色的毛毡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她惊讶地瞪着我，嘴巴张开，双目圆睁——蓝色的瞳孔闪烁着，让我想起了巴塔哥尼亚的冰川。

“为什么？”她说完，屏住气息，想尽力避开“什么”这个词时过于夸张的表现导致的失态。

如果问及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本人会不会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日的早晨检查自己的电话，查看有没有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话被漏接。她的回答是当然不会。2013年，她的加拿大同胞爱丽丝·门罗获得了诺奖，随即，阿特伍德撰文称赞爱丽丝门罗的高超技巧……同为加拿大人，即使还有拿诺奖的机会，那也是数年之后的事情了。

我们在不列颠图书馆继续聊了很久，而在那天晚些时候，这位女文豪获颁了另一个奖项：英国笔会品特奖（the English PEN Pinter prize）。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笔会品特讲上的演说名为“关于权利的即兴演说”。在演说中，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运用了她自己作品，包括1985年的《使女的故事》（Handmaid’s Tale）以及近年来的“疯癫亚当”（MaddAddam trilogy）三部曲中的敌托邦意象。

首先是美国“神权政治”形象的转变：在某个国家总统遭遇暗杀，政局陷入危机之后，女性一度沦为了生育工具，主流舆论将其归结于“伊斯兰恐怖分子”；演讲的第二个主题则是日益枯竭的地球资源相关，而阿特伍德认为，这种状况会最终导致文明的混乱。“军阀和投机者将会登上大位，一些人会忘记‘众生平等’，敌人被不断地制造出来，少数群体被诋毁，被迫害以及‘非人性化’，而人们的权利只是一纸空文。”她表示这样的未来近在咫尺，“这些就发生在我们如今生活的地方。”

如果你阅读过《使女的故事》，你一定会发现故事中的一些事情能很好地与现实世界对应起来。看看唐纳德·特朗普对女性的态度，再看看和特朗普之间阳奉阴违的副总统候选人麦克·彭斯的说法，甚至看看那些“反特朗普”共和党人——譬如说罗姆尼——对于特朗普的看法：前者愤怒地宣称特朗普“侮辱了我们的妻子和女儿”。某种程度上，我们确实身处《使女的故事》里描述的世界。

当我提到这点之时，阿特伍德回答说“确实有类似之处。”她表示说，她写作中的所有事情，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细节，“如果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悬挂着绞索的话，那么就没有人有罪——这就是英史的写作范式。罗马尼亚的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强迫国内所有女性生育，他称之为‘生育义务’；而在美国奴隶制时期，教一个奴隶识字算术甚至是违法的。另一个例子则是‘禁止奢侈法案’（sumptuary laws），它规定了何种人能穿何种衣服：谁能穿哪种衣服，谁必须穿哪种衣服，哪些人必须把自己身体的某部分盖住——这样看起来有些荒谬的规定在人类历史中占据了非常长的一段时期。”

另外阿特伍德在访谈中引用了美国最为精确的选举预言专家内特•席尔夫（Nate Silver，不过他并未正确预测特朗普的行动，他认为特朗普不会赢得初选）在他个人网站fivethirtyeight.com里面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席尔夫选取了两张地图。其中一张显示了在只有男性选民参与投票的情况下选举的情况：几乎全是红色（即投票给共和党）；而另一张泽显示了只有女性选民投票的情况下的选情：几乎全是蓝色（即投票给民主党）。

“这一现实在推特上催生了一种标签，”阿特伍德说道，“这个标签叫做‘废除第十九条’（#Repealthe19th）。美国宪法第19修正案授予了女性投票的权利。正因如此，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希望从女性手中收回投票权。这时候，你可以很自然地想到《使女的故事》里的情节。

阿特伍德关于女性主义的谈话以铿锵有力的总结而结束：“女性主义的第一波浪潮有关投票权，第二波浪潮则与女性身体的呈现有关。现在的浪潮则关乎暴力，强奸以及死亡：我们已经触及到了女性主义思想将要面临的核心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月早些时候，阿特伍德曾在伦敦南岸文学节（Southbank literature festival）上进行了关于“女性在网上遭到赛博霸凌”的谈话。

“我们现在究竟生活在第几世纪？”在那次谈话中，她发问之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显然，我们活在十二世纪。”

当《使女的故事》出版之时，阿特伍德曾说，对于英国评论家来说，这部小说是“愉快的幻想”；对于加拿大人来说，读这部小说则会给他们带来“切实的焦虑”（他们或许会想“这种事情会在加拿大发生么？”）而换做美国读者，他们则只会说“我们还有多长时间”。阿特伍德叹气说，“对于文化风气的改变来说，进步或是退步都不需要很久。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表态显然就是很严重的退步。但目前他又飞速地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更像是个‘厌女症’。这或许是因为希拉里•克林顿得势造成的影响——但无论如何，他现在的表现跟十七世纪发生的猎巫运动非常相似。”

“你能理解特朗普的横空出世么？”我问到。阿特伍德则回答说“特朗普的出现让那些最为脾气暴躁的人得以发声，他们嚷嚷着‘为什么我不能按照我希望的那样做事？为什么我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其他人不准我为所欲为，其他人有比我更好的东西，我想把他们的好东西抢过来占为己有。’但在另一方面，特朗普把这种情绪利用了起来，发出来一些骇人听闻的言论。”此外，阿特伍德还提到了特朗普在第一场电视辩论时抱怨自己麦克风故障的事情：“真是不堪入目。”

“我这样告诉你吧，”她继续说道，“即使按照男人的标准来看，希拉里•克林顿要比特朗普好得多。她有着很多传统的男性美德，也习惯以男性的风度来待人。那些精英男士会告诉你他们对特朗普的看法：‘特朗普看起来像是没上过学，因为他老是仗势欺人，如果大家都不支持他的话，他则会开始哭哭啼啼。’”

对于希拉里·克林顿的选举，阿特伍德的态度则温和许多：“她表现得更像是在正常地参与竞选。特朗普在每件事情上都可以发表十种不同的看法，你根本没法儿知道他对于某件事情究竟是怎样的观点。他会根据听众的反应，舆论的回馈来选择自己的立场。特朗普就像是一个粗鲁的混混（mob），如果你触到他的痛处，他就会尖叫，鬼喊。”

“这看起来就像是塞勒姆审巫案，”阿特伍德将话题转移到了另一个领域。她随即提起阿瑟·米勒在《熔炉》（The Crucible）里塑造的悲剧性的女性角色护士瑞贝卡，她不愿意自认作女巫，最终被绞刑而死；她也提到了塞勒姆审巫案的受害者吉勒斯·科尔利），他由于不愿意在审判中为自己辩护说“自己被逼迫”的，最终被大石头压迫肺部致死。他的牺牲让自己家庭的财产得以被继承，而不是被没收。

然而，根据人们多年来对17世纪马萨诸塞州法律史的研究，这样的事件与特朗普今日的状况仍然不同。“塞勒姆审巫案至少有尊严可言，”阿特伍德把话题转回了特朗普身上，“这场审判至少是一次有规矩的审判。”阿特伍德找到了一个更确切的例子，电影《猎人之夜》：“罗伯特·米彻姆主演，查尔斯·劳顿导演。一个好片子。在片子结尾，人们抓住了骗子，这个杀死女人、监禁小孩并试图把他们也杀了的恶徒。那个恶徒被带到了一个手持霰弹枪的老太太面前，老太太将他送入监狱，而监狱之外的人们想要将他扼死。那些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淳朴的村民——现在却叫嚣着想要见血。这与现在的状况更契合一些。那些特朗普的支持者在集会上大吼大叫说‘烧死她！把她关起来！’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与希拉里公平决斗——但要是你真让他们在日常生活里表现得像这样的话，大家只会认为他们是想要把人掐死的暴徒。”

我们再度转换了话题，谈到她在“疯癫亚当”三部曲中描绘的场景：网络世界充斥着漏洞，人与猪交媾，自然环境被极大破坏，人群中诞生了‘石油崇拜’，大公司彻底主导国家的运转。我提问道：“反托邦小说对于社会有意义么？它们能够警醒读者么？”“当然。”阿特伍德回答说，“不过这更像是未雨绸缪而非‘防灾指南’。所有的反托邦小说都会让读者囤积罐头食品，并准备好武器。”我些许调侃地问道：“你在多伦多的家中有罐头食品或是武器么？”“我已经老过头了。”她回答说，“我大概是没法儿活过一次丧尸危机的。”

我们同样谈到了最近文学界的新闻。前段时间，一名意大利调查记者宣称自己得知了畅销书作家埃琳娜·费伦特（Elena Ferrante）的真实身份——他表示这其实是一位翻译家的假名。“她可能在制造一个假身份的路上走得太远了。这样的做法有点像是对外界叫嚣说‘快把我曝光出去’，”阿特伍德说道，“但她这么做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我也不认为用假名写作有任何问题。她只是按照自己所想的方法行事而已。使用假名的策略并没有什么问题——虽然从此之后，人们会不可避免地以不同的视角来解读她的作品——但她写的书还是好书啊。”

阿特伍德也曾用假名写作——当然是在她年轻的时候。她用假名在学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一些作品。她在1970年代用另外一个假名写过一个漫画剧本。另外，她还在一部作品里把自己的名字Margarets Atwood改头换面，用于给人物取名：那部作品里有一个名为葛维莫特·R·德拉托拉（Gwaemot R Dratora）的民族学家，一个名为伍德·M·格拉塔托的建筑师，而书序言的作者也是阿特伍德自己，名为格雷塔·沃摩多塔（Greta Warmodota）。将自己隐藏起来并不是阿特伍德的风格，相反，在1970年代之时，她非常努力地希望自己能够脱颖而出。

“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法指责什么，我自己做得也不很好。我曾经在灰狗巴士里的纸盒里塞入我自己的书，在学校体育馆里大声朗读我作品的片段。我靠卖自己的书赚零花钱，与此同时还多次把他们塞进棕色信封中拿去投稿。”她睁大她的眼睛，对我说，“你们这代人胆子太小了，你没有过冒着大雪，坐着雪橇，手中抱着一箱子书（去投稿）的经历么？”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最新作品当然不需要再次冒着大雪去投稿——不过大雪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隐喻。这部作品与反托邦或是乌托邦都没有关系，这部名为《女巫的子女》（Hag-Seed）的作品改编自莎士比亚名剧《暴风雨》。在这部作品中，主角普洛斯彼罗（Prospero）的角色由一名叫做费里克斯（Felix）导演充当，他本为一家剧院的艺术总监，却因种种原因入狱。在监狱中，他自己执导了一部《暴风雨》，并希望上演自己的复仇戏。

由于演员们在结束自己职业生涯之时，往往会选择普洛斯彼罗作为自己的谢幕角色，因此我对阿特伍德的做法有些担心。不过阿特伍德表示说，任何担心都是多余的，因为“书中的最后一部分改编自《李尔王》，它绝对催人泪下”。

作为访谈的结尾，这样的表态非常之“阿特伍德”：无论这个故事洋溢着温暖的阳光，或只是描写了一个无辜者被匕首刺死的场景，所有她写就的事情都会冷淡而稍显嘲讽地结束。

（翻译：刘言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