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毒眸

在与导演张艺谋合作了多部作品后，《满江红》成了剪辑指导李永一目前票房最高的作品。

对于这一点，李永一在与毒眸的对话中从未提及——以某部具体的影片划分电影剪辑职业生涯的关键节点，在他看来是不合理的：“每次坐到剪辑台前，过去的荣誉、评价都会消失，起不到加持作用，永远是新的电影、新的开始。”

当然，经验还是有它的用武之地。《扬名立万》之后，再面对《回廊亭》小空间群像戏的剪接处理，剪辑指导范肇硕已经不觉得那是非常难的挑战了。影片上映后，观众看到的是一部完整的电影，是那些困难、问题被解决后的样子，而作为“处理问题”的人，范肇硕认为剪辑不该有太高的存在感：“它应该服务于电影、服务于观众的整体感受。剪辑应该是藏起来的。”

藏起来的电影剪辑的故事，正是这一次的毒眸“电影幕后螺丝钉”系列《电影美术：银幕落下无人喝彩》《 电影幕后，“声”入人心》要讲述的故事。

“命题作文”

坐到剪辑台前开始剪片子，并不是剪辑指导工作的起点。大多数时候，他们会从电影的剧本阶段就进入其中。虽然无法决定剧本的故事走向，但参与这个环节可以让剪辑师更了解编剧的想法，在脑海中完成从文字到画面的初步转换。

到了拍摄阶段，李永一和范肇硕都习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跟组，毕竟在拍摄现场能发现和解决的问题并不少。“小问题”可能是，提出一个后期剪辑必须拥有的镜头——《回廊亭》影片开始，主角周扬（任素汐饰）有仪式感地缓缓走进回廊亭，这是范肇硕提前跟导演及摄影指导沟通过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可缺失的镜头。

而“大问题”可能是，剪辑指导要和影片主创们共同探讨某个重场戏的处理问题。《回廊亭》的结尾处杜宇（侯雯元饰）被抓，那场戏原本的设计就只是警察对犯人的抓捕行动，但随着工作的深入，大家一致认为，那不应该只是一场简单的抓捕。

“女主角在经历了那么艰难复杂的复仇之后，她对杜宇的情感没有落点和交代，我们觉得需要给她一个交代。”范肇硕回忆起当时剧组讨论的核心在于，应该让周扬参与到抓捕现场，让她看一下她为之疯狂的那个人，以此去确定她做这一切的原因、确定她和世界的关系，而这一点不能通过简单的闪回镜头去交代。

当然，未雨绸缪也会遇到不管用的时候。《回廊亭》的拍摄过程中，受到疫情和地震等不可抗力影响，拿到拍摄素材的范肇硕发现还是有一些关键镜头的缺失，只能从穿帮、NG镜头和空镜中想办法弥补，把原以为没用的东西“变废为宝”、解决影片原本会出现的硬伤，这样的情况其实并不少见，但在范肇硕看来，它们只能称之为挑战、并非不可克服的困难。

而观众看到的，是困难被解决后的结果呈现，解决问题的人——剪辑指导在其中贡献了他们的创造力。《扬名立万》的剪辑工作中，范肇硕经常要思考某一句台词后应该接人物的内心活动还是在场其他人的反应？观众看到哪一点是最好的？“这一段戏的节奏在哪个点上需要放开一点、紧一点，一个问题被提出后是立刻接回答还是等一下再回答，不同的处理可能会带来截然不同的感受。”

寻找那个所谓的最适合观众的呈现方式的过程，就是创造力诞生的过程——很多人会认为，电影的剧本指导所有工作，拍摄完成后拿到素材的剪辑并没有多大的发挥空间，是在规定范围里完成命题作文。但李永一还是相信，剪辑是可以尽最大可能把作文写得更漂亮的。

李永一依然记得多年前剪《烈日灼心》，有一场段奕宏饰演的警察发现线索后进入“坏人”家中的戏，段在搜查后发现了录音，听录音时回想起了一系列片段、细节，李永一选择用节奏紧凑的快闪来处理现实空间与脑海中的回忆之间的关系，观众被带入到那个空间里跟着回忆、紧张，李永一也完成了让他自己酣畅淋漓的一次蒙太奇创作。

这种场景几乎在每一次的剪辑工作中都会出现，《悬崖之上》中火车上的一场戏，两拨人各怀鬼胎，既怕暴露又要传达信息，在不能说话的情况下无声地试探。李永一与导演商量应该如何处理这场戏，镜头中演员的眼神、动作与车厢内压抑的空间和声音……这些多重元素之间，需要找到最好的组合方式。

“它会成为观众代入场景和故事、沉浸其中的组成部分，虽然观众意识不到背后的剪辑手法，但完全进入其中了，这是会让我产生满足感的时刻。”李永一说，剪辑就是需要把好的故事、好的演员表演以最好的节奏和最舒服的讲述方式呈现出来，而呈现的过程，就是剪辑指导的“战场”。

“坐得住”

观众进入一部电影之前，剪辑其实已经先走进去了无数次，在里面沉浸了很久。

《扬名立万》的剪辑周期长达八个月，光是找到合适的叙事角度和剪辑方式就花了不少的时间。范肇硕曾提到，影片的第一部分都在会议室中发生，但每场戏人物的情绪、感受都不一样。“要给每一场戏设定一个视角、主题和递进的关系，用什么样的景别、什么样的关系，有什么样的轴线、什么时候跳轴等等都需要特别精密地设计，一场戏拿掉了前后都不对，两句词拿掉了后面的反应也要动。”

而时间，只是处理这些问题的基础条件，于是“坐得住”就成了电影剪辑与时间作战的职业素质之一。在范肇硕看来，就像裁判员得盯得住，销售柜员站得住，关键在于“住”——专注力。

从中戏毕业后范肇硕做了很多年的纪录片，学会了如何用素材讲故事，“尽量少用旁白、解说呈现故事，要学会通过画面去讲故事。”之后进入幻星成为剪辑师，剪了大量的电影预告片，对范肇硕来说那是一片新的天地——在既有的框架里，通过天马行空的想象去实现自己的想法。

这个过程中，有大量时间是一个人坐在剪辑台前埋头苦干的，而成为剪辑指导，只是这场马拉松的一个小小的节点。“每一刻都会有满足感。”范肇硕认为电影长片的剪辑创作空间里，需要不断去发现、创造可以让自己兴奋的节点，而不是被动等待。

“但又不能太专注，那样会影响发散思维。”范肇硕意识到，剪辑指导区别于剪辑师的部分在于，有时候需要跳出来思考问题，“成为剪辑指导后，你的意见和创作会更多地影响电影本身了，所以可能会一边更加谨慎一边强迫自己更大胆一些，眼界更加开阔地去发现新的问题、寻找剪辑方式新的可能性。”

但从剪辑师到剪辑指导，往往需要很多年的时间，并不是所有剪辑都“坐得住”——“熬出头”之前的岁月里有太多沉闷的工作，普通人对电影的兴趣和热爱常常不足以支撑。

李永一是从部队的电教室一步步走到剪辑台前的，在那个国内能接触的电脑还是“286”、“386”的年代， 一点点自学、摸索“media100”操作系统来剪宣传片。“一整个假期我都在做这件事，时间紧张、我的注意力又全用在上面，天天吃泡面，省事，从那之后再也没有吃过泡面。”

在那段岁月里，没有人告诉他剪辑的理论支撑是什么、蒙太奇的概念是什么，只有陌生操作系统里一个单词一个单词、一个效果一个效果地尝试。靠着这些实践积累，李永一在21世纪初成为最早一批进入电影行业的剪辑师，在与宁浩、曹保平和张艺谋等诸多导演的合作过程里学习、成长。

他没有刻意划分过自己二十年职业生涯的几个阶段，只是清楚地知道，一开始剪电视剧和宣传片时，更注重技术；后来开始注重镜头之间的逻辑关系，用逻辑关系执导剪辑手法；如今，他认为技术、手段和蒙太奇都不是剪辑最重要的部分，“重要的是如何找到演员最好的表演镜头、如何让观众真正理解进入电影故事，观众看得懂、不走神、有所感触，这是我每次剪片子的原则。”

“还在学习阶段。”对李永一来说，能在剪辑这份工作里一直坐得住的前提，是每开始一部新的电影的剪辑，他都能开始新的挑战，“在每一部电影里学习、成长。”

“最后一步”

电影剪辑带来的挑战几乎是贯穿整个流程工作流程的：在剧组要完成素材挑选和每一场戏的粗剪，拍摄完成后开始粗剪后的精修，再把精修后的每个镜头按照剧作逻辑串联成故事，之后就是对整个故事进行精修——这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漫长的阶段，中间时常伴随一些痛苦的取舍。

做《烈日灼心》时，李永一面临最大的挑战是时长，当时剪辑完成的版本在接近180分钟，国内院线的排片规则和观众的观影习惯对这样的时长来说都并不友好，如何既缩减时长又保证故事的完整性成了难题。

“手心手背都是肉，大家都用心拍的镜头、故事，删掉很舍不得，就只能努力找到最优解。”李永一和主创团队花了三四个月反复讨论、调整，甚至主角之一的爱情戏整条线全部删掉，才有了上映139分钟的版本，“好在没有影响整个剧情，片子还是很好看的。”

这样的情况时常发生，很少有影片定剪后就完全不改了，剪辑指导看片子的过程里常常会有不同的感受，有时需要放空一段时间、完全不去想剪辑的事再重新看、重新调整，直到找到给观众的最佳版本。

“观众并不知道他们看到的电影原本是什么样子的。”范肇硕认为，剪辑并不是要炫技、刷存在感，“是要让观众觉得整个故事特别流畅、没有任何障碍就能把电影看完，剪辑在其中是藏起来、服务于观众的观影感受的。”

实现这一点需要电影剪辑进行身份的切换，有时范肇硕是他剪辑的电影的第一位观众。“作为观众我会想这个故事是不是有让我不满足的地方？是不是有情绪上跳出来的地方？哪里还有遗憾？怎么样会更好？”而作为剪辑的他要通过技法来解决他作为观众的疑惑——对范肇硕来说，这是一件神奇的事。

“导演像故事的口述者，而我们需要在摄影美术灯光等部门的配合下，把记录下来的故事通过剪辑，讲给观众听。”在他看来，这份工作的魅力也正来自于此，那些奇妙的爱情、悬疑的故事，非同寻常的人物做出的疯狂的事，是剪辑师无法全部经历的人生——把自己代入进去，既是创造者，又是经历者，然后被电影所讲述的故事打动。

这一点，被李永一称之为好电影的最后一步。“剧本好，摄影好，演员好，导演好，故事好，各方面都很好了，剩下最最关键的一步，就是通过剪辑呈现出来给到观众。剪辑是好电影诞生的最后一步。”

而电影最后的这一步，永远是剪辑师最开始的一步。从这一步开始，走过很多步，电影才能无限接近于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