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16日，周二，中午刚过，一位谦逊的教授将胡子修剪得干干净净，与总统在白宫罗斯福厅同席而坐。他的旁边坐着一位宽肩的银行家——他是高盛投行当时的负责人。这位教授今天来，是为了告诉这个全球最强大国家民主选出的总统，该如何拯救这个国家的经济。在该国最负盛名的一家投行破产后，一家全球性保险企业也即将倒闭，不过，基于一生的学术研究，这位教授决心拿出850亿美元公共资金拯救这家公司。

其金额之大令人瞠目：850亿美元，超出了美国国会每年在交通上的支出，是美国在对抗艾滋病方面财政投入的近三倍——后者总统尤为重视。然而，这位教授没有遭到任何阻力。“有时你必须做出艰难的抉择，”总统回道，“如果你认为我们必须如此做，那么我支持你。”

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也就是我们这个故事里的大胡子英雄，同天下午出现在了宾夕法尼亚大道另一端的美国国会山。在白宫，一切对他来说还比较熟悉，因为他在白宫工作过八个月；但现在，伯南克出现在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会议室里，他与他过去的华尔街同僚——财政部长汉克·鲍尔森（Hank Paulson）将在这里，会见国会两院的领导人。这位安静谦逊的专家顶着秃顶的脑门，面对虎视眈眈的立法部门，他唯一的武器就是他在货币研究方面的专长。

伯南克重申了用850亿美元公共资金接管一家保险公司的计划。

“你有850亿美元？”一位持怀疑态度的议员问道。

“我有8000亿美元，”伯南克不卑不亢地答到——只要央行认为有必要，随便多少钱它都能给你变出来。

但美联储有合法权利单方面采取这种行动吗？另一位国会议员问。

伯南克的答案是肯定的。作为美联储主席，他手中握着的是全球最大额度的支票簿——他唯一需要弄到的复签在其他美联储专家手里，这些人的决定权和责任都没有伯南克大。从某种程度来说，美国著名的民主制衡并没有在“货币祭司”身上有所体现，他们的权威源自精湛的专业技能。

如果要写一部反抗专家的历史，2008年的9月一定会被视为里程碑。对美国国际集团（AIG）850亿美元的援助金，全方位显示了货币专家们手中足以与民主抗衡的力量。总统和国会可以决定是否要借钱，或向纳税人增税；但美联储可以直接把这笔钱造出来。AIG援助计划可能是对这一特权的最大限度的使用，它被合法化后，美联储毫不犹豫地将这一特权发挥到最大。

2009年一整年，美联储通过一项临时的、新的“量化宽松”政策向美国经济注入了一万亿美元——相当于联邦预算的近30%。《时代》杂志将伯南克选为该年的年度人物。该杂志无不钦佩地表示：“他已经做下的决定，和那些即将做出的决定，将重塑我们的繁荣之路、我们的政治方向乃至我们与整个世界的关系。”

美联储的行为彻底刺激到了各大经济体的央行。很快，欧洲自己的货币“酋长”崛起： 2012年6月，欧洲央行主席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用两句话神奇地化解了欧元区的恐慌。“在我们权限范围内，欧洲央行准备采取一切措施来保护欧元，”他承诺，然后用了一丝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式的威胁口吻补充说， “相信我，这就够了。”之前几个月，欧洲那些领导人都光说不练，让对冲基金一次次挑战欧元区的凝聚力。但现在，德拉吉站出来宣布，他比那些最坏的对冲基金投机者还要坏：不管什么代价，相信我。

2013年夏天，好莱坞推出了最新的超人电影，漫画家们迅速抓住了这个恶搞的机会。他们笔下，央行首领们一个个穿着超人服装亮相。有一张漫画画的是伯南克扯掉了他银行家的衬衫和领带，露出背心上帅气的S标志。另一张图画的是大胡子英雄在宇宙极速飞行，红色的斗篷随风摆动，右臂前伸，有力的拳头打向前方虚空。“超人和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都是温和谦恭的人，”一位金融专栏作家不带感情地这样评论道，“他们都很冷静，即便在一场全球性灾难面前。他们也都偶尔会被当作外星球来的人。”

大约在2015年左右，也就是学者崇拜遭遇民粹主义者发难之前，人们已经对央行惊人的权力习以为常了。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的印钞速度把他的西方同行完全比了下去，但人们连眼睛都没有多眨一下。英国政府在全世界给英国央行招聘行长（大概是想效仿足球队的模式吧）时，没有人觉得奇怪。那场比赛的获胜者——颇为上镜的加拿大人马克·卡尼（Mark Carney）以超人姿态现身卡通报纸时，也没有人觉得惊讶。当印度记者把印度储备银行新掌门人拉格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形容成“摇滚明星”，或者当拉詹在该国最大商业报纸中以詹姆斯·邦德形象亮相的时候，也没有人觉得心里一咯噔。对此拉詹谦虚地回应：“当然啦，我不是什么超人。”

如果伯南克那句“我有8000亿美元”意味着央行强权新时代的开启，那么拉詹那句“我不是超人”的俏皮话，则象征着央行的神化。它也标志着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现象达到了极盛，对央行银行家的迷信只是一个突出案例，反映了过去25年的一种崇拜文化：对专家的狂热。哪怕在伯南克出手拯救全球经济以前，各种各样的技术官僚，无论是商业领袖、科学家还是国内外政策专家，都着迷于这样一个概念：政治家应遵从掌握着事实与理性分析的权威专家。那些时刻，不论是伯南克面对国会，还是德拉吉在一众吵吵嚷嚷的政客失足的地方获得成功，好像都让这种没有党派倾向的专家治国的政治理想有了实现的可能。

打开央行权力的钥匙，恰好就在于，他们能够逃离政治的干预。民主选出的领导人给了他们任务——打败通货膨胀——然后就放手让专家们去做。对公共卫生专家、气象科学家或其他知识精英来说，这理应就是事情运作的模板。微软是专家创建起来的，基因组测序是专家们完成的，无垠的大海底下是专家们设计铺设的光缆。没有议员会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接受业余医生的手术，那么他们又怎么会不愿意把经济问题委托给专家们呢？

1997年，经济学家阿兰·布林德（Alan Blinder）在美国外交政策内刊《外交》（Foreign Affairs）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的标题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政府是否太过政治化了？”

在这四年前，布林德离开了他待了20多年的学术圈——普林斯顿大学，作为比尔·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投入到了公共领域的战役中。布林德看待事物的方式，与其说是出于乐趣，不如说是出于职责：专家们有责任参与到公共辩论中，不然，就像他曾写过的那样，“众声喧哗将持续不断地搅乱池水”。布林德认认真真地、充满理想主义又不乏自嘲智慧地，站出来拯救这个世界，不让世界回归到里根时期——那个供给学派理论家称雄，“胡诌被当成福音”的黑暗时代。在白宫呆了两年，又在美联储做了两年副主席，布林德在他的论文中对多年的公共服务生涯做了反思。

他的论点反映了他在华盛顿这两份工作的对比。在白宫，他向有头脑的总统进谏预算等政策，但事实证明，要把政策智慧变成法律，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两党的专家们都认可某件事情应该这么做，国会里的既得利益者们也将密谋阻挠政策的推行。在美联储则相反，专家们获得了崇高的授权。他们可以内部就经济的一些细节进行辩论，然后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操纵增长率的走势，不需要遵从任何人。

对布林德而言，美联储形式的优越性不言而喻——不仅仅是专家这么认为，在公众眼中也是这么回事儿。选民们不希望他们的国会去微观管控技术性事务：民调显示，民众对政治家的信任大幅下降，几乎可以确定，他们希望尽可能多将事务委托给专家。

“美国人越来越相信，他们选出的官员只是在耍手段（play games），而非真正解决问题，”布林德写道，“政治辩论的‘套路’太多，直言不讳的对话太少。”总而言之，选举出来的政治家们干涉太多，就会引起选他们的选民的反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悖论。

上世纪90年代，对美国政治主流的不满导致人们极度渴求一个专业的局外人作为总统候选人：亿万富商罗斯·佩罗（Ross Perot）在1992年和1996年都曾参与大选；反政治人士史蒂夫·福布斯（Steves Forbes）的竞选目标是彻底简化美国复杂的税法。但是，比起让政治素养令人存疑的平民局外人取代政治家，布林德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建议：央行的专家权力模式，应当延展到政府治理的其他领域。

布林德的目标在税收政策中能得到最清晰的阐释。两党的专家都认可，税收制度不应当存在激励倒错或漏洞。例如，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鼓励企业去以负债而非募股的方式获得资金，但是，税法允许公司以免税的方式向其债权人支付利息，向股东支付股息则要面临双重税负。如果国会让专家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让政治阻挠进程，这个国家可能会发展得更好。同样的，如何让环境保护的目标在经济增长与地球保护中取得平衡，这种问题最好还是让学者来解决，毕竟他们更了解该如何调停这样的矛盾。那些更喜欢把时间花在和钱打交道而不是仔细思考政策上的政治家们，根本不适合完成这样的任务。最好是把这样的难题交给穿白大褂的技术专家，他们更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加强专家的权力，将政治化降到最低，这种呼声并没有为华盛顿处理事务的方式带来明显转变。但它使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的一些想法更明确了——当时对政治僵局和游说的尖锐批评已经非常普遍，用专家治国的变通方式解决僵局的提议也经常出现，即使它们很少被采纳过。奥巴马总统曾试图（未成功）把决定长期预算的任务从国会移交给代表两党的辛普森·鲍尔森委员会，体现的也是同一种情绪。同样，当选的官员至少在口头上对政府不同监管机构(食品药物管理局、证券交易委员会等)的专家权威表示了支持。如果他们最终出于政治因素否决了专家们的提议，那也是在见不得光的晚上做出来的，并怀着一颗歉疚的心。

因此，在世纪之交，一个新的精英共识开始形成：民主必须受到管理。人民的意志有一席之地，但其地盘需要受到限制，不能向外扩张。毕竟，比尔·克林顿和托尼·布莱尔，这两位当时最成功的政治领导人，已经公开承诺效忠“第三条道路”，也就是说，冷战时期的大意识形态争端已经结束了。一些概念领域的冲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已经结束，剩下的都是实际问题，而这些更多需交由专家分析，而非政治抉择。事实上，心照不宣地说，受过教育的人脑中徘徊着一个阴郁的问题：如果现在的一切都已经变成过去式，如果历史已经终结，那么政治家又有何用？

对布林德和同时代的其他许多人来说，专家赋权最终体现在了阿兰·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身上，这个说话弯弯绕绕的阴郁角色在美联储掌事近二十年。格林斯潘是专家型官僚中的专家，简直是一部行走的统计数据与仿真陈述（factoid）机器。而且，即便他的理念基于右翼自由主义，他与克林顿政府的民主党专家的愉快合作也完美符合了上述“历史终结”的模板。2006年格林斯潘退休，布林德与另一位合著者高度赞扬了他的成就。他们称他为“活着的传奇”。

格林斯潘成长于大萧条时期，在他职业生涯的大多数时间，这种爱戴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不管是对他，还是对任何一位央行行长。20世纪的绝大多数时期，那些银行家都刻意保持低调。他们避开公众注意力，也对自己的影响力心有所疑。他们完全预料的到，政客们会威胁他们去刺激经济，哪怕这样做会导致通货膨胀的风险。1964年，成功让央行降息后，林顿·约翰逊（Lyndon Johnson）把美联储主席威廉·迈克切尼斯·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请到自己的农场，把他拽进起居室劈头盖脸地吼道：“越南，我们的大男孩儿们正在丧失生命，而比尔·马丁根本不在乎！”显然，在民主国家，技术官僚的权力是有限制的。

1970年代到1980年代期间，央行专家继续饱受摧残。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他的追随者们一度诽谤亚瑟·伯恩斯（Arthur Burns）——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他们在报纸上刊登虚构的故事，暗示伯恩斯迫切地想为自己谋求高薪，却想冻结其他美国人的工资。继承了这一传统的里根政府，又经常指责后来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还往美联储里塞满了亲里根派，让他们联合起来对抗主席。

1987年格林斯潘接过了沃尔克的大旗，起初，同样的模式仍在延续。老布什政府想尽一切办法迫使格林斯潘降息，到了什么程度呢？一位白宫官员说这位65岁的单身美联储主席让他联想起了希区柯克《惊魂记》里那个恋母的精神病诺尔曼·贝茨（Norman Bates）。

然而，从克林顿政府开始，格林斯潘让货币专家的声望获得神奇的提升。在任期的最后13年（1993-2006）里，他取得了布林德所认可并庆祝的传奇地位。人们推出了阿兰·格林斯潘的明信片、阿兰·格林斯潘的卡通画、阿兰·格林斯潘的T恤，甚至阿兰·格林斯潘洋娃娃。当时一个玩笑是这样说的：“拧一个灯泡要几个央行银行家？”答案是“一个，格林斯潘负责举着灯泡，然后全世界就围着他转了。”通过智慧的力量，格林斯潘像一个指挥大师一样，用精湛的技艺主导了美国的经济。一位传记作家表示。，他称得上“大师”的称谓；《纽约客》的约翰·卡斯蒂（John Cassidy）写道，格林斯潘神谕一般的公告对“普通美国人而言，家喻户晓又赖以宽慰，就像抗抑郁药物和《辛普森一家》一样，后两者也都出现在1987年，格林斯潘也在那一年获得政府的聘用。”

格林斯潘在华盛顿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美联储的核心责任——设定利率。当克林顿政府想知道需要削减多少财政赤字时，他们会向格林斯潘要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就可以拿来当护身符，原因无他，只是因为得到了格林斯潘的认可。国会想知道减少多少财政赤字会让债券收益率下降时，他们也需要格林斯潘的答案，而他的答案就会成为实现预算平衡的关键。克林顿的顾问迪克·莫里斯（Dick Morris）这样总结那个时期的经济政策：“你搞清楚格林斯潘想要什么，然后给他。”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对新兴市场危机的管理中，格林斯潘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按道理，应对这类危机主要是财政部的责任，但克林顿团队却仰仗于格林斯潘——不论是理念支持还是政策支持。因为共和党控制国会，民主党总统需要一位共和党的经济学家来为他的计划作担保——无论是面对媒体，还是国会，甚至电台主持人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的时候。“以沉默寡言著称的美联储官员们说，他们从未见过这种事情，”1995年1月，《纽约时报》谈及美联储主席从货币专家型官僚向财政救援推销员蜕变时如是写道。

到了任期的最后几年，格林斯潘的声誉实在太高，以至于同行的专家都畏惧于他。当他在瑞士巴塞尔央行行长的定期聚会上发表言论时，在座各个领域的巨头们都像大学生一般带着迫切的心情记着笔记。格林斯潘的地位如此之高，以至于他似乎已经不可取代了。副总统阿尔·格尔（Al Gore）准备参与大选时称自己是格林斯潘“最大的粉丝”，给这位主席的表现打了个“杰出A++”。共和党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也不甘示弱，称希望他来生继续留在这个岗位。“我准备就像电影《伯尼的周末》那样干。”麦凯恩在一次共和党总统初选的辩论中，开玩笑说，“我会让他浮起来，给他戴副墨镜，然后让他尽可能多陪我们一会儿。”

格林斯潘所开创的专家掌权的范本，成了一代专家型官僚孜孜以求、建立全新反政治哲学的模板。他究竟是如何实现这般传奇的地位的？这个问题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在美国、英国或任何其他地方技术专家节节败退的今天，一位专家崛起的故事或许能给未来提供一些教材。

这个问题的答案部分在于格林斯潘所继承的大环境。在美国等国家，央行行长被给予了没有政治干预决定利率的空间，因为现行的模式已经失效。约翰逊和尼克松对央行的欺压导致了1970年代灾难性的通货膨胀，结果是，后来的政治家们为了自救不再骚扰央行，也明白这么做只会破坏经济成果，从而损及自己的名声。

保罗·沃尔克部分中从这一转变中受益了：虽然里根政府一些官员会攻击他，但其他人也意识到，他必须被给出足够的空间才能应对通货膨胀。沃尔克之后，从新西兰开始，一系列的国家正式赋予了央行独立性。1997年，英国也加入这一行列。在美国，美联储的独立性从未获得过官方认可，但在货币问题上的意见范围却也足以为他们保驾护航。

健康的经济增长是支撑格林斯潘崇高地位的另一个因素。全球化，加上计算机革命带来的生产力激增，让1990年代成了一个繁荣的时代。格林斯潘及其同僚长期以来主张的亲市场政策似乎开始发挥作用，不仅带来了经济增长，而且削弱了不平等、降低了犯罪率和弱势群体的失业率。专家的合法性来自人们对他们能够实现发展的预期，而在格林斯潘鼎盛时期，专家交出了超乎预期的答卷。

然而，这些幸运的情况不能反映全貌。格林斯潘之所以能获得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和声誉，是因为他还有些特殊之处。他不是那种想把政治局限在小盒子里的那种专家，相反，他能够拥抱政治，也热爱博弈。他理解权力的意义，也不畏惧挥舞手中的权力。

格林斯潘被视为一个终极“极客”：痴迷于晦涩难懂的数字，做着复杂的演讲，在社交场合又极为笨拙。但他远比他作为技术官僚展现出的那一面要接地气得多。1968年，他作为尼克松的幕僚进入公共生活，当时，他的工作不是经济顾问，而是民意调查分析师。在尼克松指挥中心，格林斯潘与未来的民粹主义总统候选人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达成同盟，他为尼克松写的备忘录里记满了竞选宣传与信息。1971年，尼克松想要寻求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亚瑟·伯恩斯（Arthur Burns）的支持，格林斯潘受命担当了说客。1970年代中期，格林斯潘在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政府效力，他曾在一个周末潜入白宫，重新修改了总统演讲，取代了之前一位官僚对手所写的初稿。1980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格林斯潘曾设计让福特担任里根的副总统，从而将这位前总统变成里根的票仓。

格林斯潘的天才在于，他将精细的专家分析能力与原始的政治手段结合了起来。他比普通的专家更强硬，又比普通的政治家更有影响力。这种结合之所以如此有效，是因为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保护：他的政治影响力取决于他是一名专家，这种身份使他超越了争论，超越了政治。不同于职业政客，格林斯潘的建议更具有客观性：他了解联邦预算的细节、华尔街的前景以及调查数据所体现的政治浪潮。总统所面临的问题越复杂，格林斯潘的专业知识就显得越不可或缺。“他的沟通技巧是我见过的所有人中最好的，”一位福特政府同僚颇为嫉妒地回忆道，他评价了格林斯潘对上司的影响，“特别的（extraordinary）。这是他最喜欢用的词。他会进来见福特，说，‘总统先生，这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然后福特就瞪大了眼睛，开始来回踱步。”

当格林斯潘成为美联储主席时，他已经掌握了华盛顿的暗黑艺术。他竭力培养盟友，克服自己天性的害羞去参加一流人士的聚会，与难搞的金融说客们打网球，维持着与华尔街的联系，向重要人物提供有价值的建议，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资本。利用他角色的双重性，格林斯潘向政客们提供经济建议，为经济学家们给出政治建议。当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劳拉·泰森（Laura Tyson）获得任命出任比尔·克林顿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她发现美联储主席对她的演讲方式给予了点拨，这让她受宠若惊。格林斯潘告诉她，过多手势和面部表情会破坏她的可靠性。作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应该只呈现事实，尽可能减少视觉点评（visual commentary）。

格林斯潘的批评者们经常抱怨，他与政客的亲近破坏了美联储的独立性。但这些批评大错特错：格林斯潘只有通过建立政治资本，才能保住美联储的特权。克林顿起初对格林斯潘没什么好感：他有时会跟顾问取笑他来逗乐，把他形容为一个不断絮絮叨叨通货膨胀的、无精打采的老人。但在1993年出台了标志性的预算协议、1995年援救墨西哥后，克林顿成了美联储的坚定支持者。格林斯潘证明了他的能力，而克林顿想要站在他那一边。

这与他的前任主席——衣着凌乱的、秃顶的保罗·沃尔克形成了鲜明对比。沃尔克缺乏格林斯潘的政治技巧，这就是为什么里根政府成功地往美联储里塞进了一堆政客，每天蓄势待发地想驳倒他。当格林斯潘也面临相似的前景时，他有充足的力量予以回击：至少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他让参议院的盟友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应该站出来阻止总统提出的候选人。沃尔克没有格林斯潘那样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他拒绝寻求民意的支持，有时会假装没有注意到去他办公室采访的记者。格林斯潘则完全是另一个极端：他积极与媒体搞好关系，每年圣诞节都会去《华尔街日报》华盛顿分社社长阿尔·亨特（Al Hunt）家里拆礼物；在私人采访中与记者示好，尽管美联储的其他官员向记者透露信息会受到他的严厉斥责。甚至于，在任期中，格林斯潘同一位记者结婚了——他过去是她的信源。

这一切最终造就的结局是，格林斯潘将对专家而言极为宝贵的权力做到了最大化。因为记者们对他的认可，政治家向美联储宣战就变得非常危险：在任何公开争议中，报纸专栏作家和评论员都会站在格林斯潘那一边。而这，也让长期以来攻击美联储的传统近乎绝迹。每一个华盛顿局内人都明白，格林斯潘的权力不可动摇。站错边的人会发现，自己的职场前景已然黯淡无光。他们会发现自己的知识短板开始暴露，而自己的权力也被大幅缩减。

当然了，专家的胜利注定是脆弱的。在民主国家，这已经是人民意志袖手旁观的极限。2016年带来了一场旋风。英国脱欧公投凸显出了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著名的断言：“英国人民已经受够了专家。”这场公投伊始，曾经被形容为超人的英国央行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被政府指责实施了不靠谱的货币试验，加剧了不平等。英国外交部长威廉·黑格以此说事，上个月威胁称，除非加息，否则央行将丧失其独立性。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对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展开了攻击，指控耶伦维持了危险的货币宽松政策，目的是为了提升奥巴马的民意支持率。

戈夫和特朗普都敏锐地意识到，专家们的寒冬又要来临了。他们是对的。1970年代民粹主义引发的通货膨胀灾难已经淡出公众视野，其作为警世故事的作用也正在褪去。2008年经济大崩溃以来，经济的恢复状况令人丧气——而这场灾难格林斯潘也必须承担责任，因为他主导了次级抵押贷款泡沫的膨胀。而由于分配的极度不公，大多数人都没能享受到那些微弱增长带来的红利。如果说专家们的合法性取决于其能够提供什么结果，那么现在他们处于弱势地位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历史上专家的崛起提醒我们应当注意三件事。首先，钟摆总是在来回摆动，就像1970年代之后发生的那样。反专家的民粹主义论者唯一的可取之处在于他们对自己的怀疑，因为由直觉发源的政策往往非常糟糕。如果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特朗普已于11月9日击败希拉里胜选，本文写于美国大选日前——编者注），他一定会治愈活跃了几十年的民粹主义选民们，虽然期间要付出的代价可能也无比吓人。在英国，脱离欧盟（他们最强大的贸易伙伴）正使其经历巨大的滑坡，英国脱欧的妄想与混乱，最终会带来让几代人刻骨铭心的经济代价。

其次，阿兰·布林德的一个观点认为：民主政治往往容易引发错误和僵局，为专家型官僚赋权也是如此。民主问责与专家投入之间的平衡并非无法实现：独立的央行模式确实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范本。由大众选出的政治家有权决定一个国家的优先项任务和目标，而这将主导专家型机构——不论是央行、环境机构还是武装部队——的目标。但政治家也需要做出退让，启用专家的结果是民主的加强，而不会是民主的削弱。

然而，第三点，如果专家们想要加速自己在权力舞台的回归，他们必须学习格林斯潘的政治手腕。光想着在民主社会，事实和分析一定会等到胜利的一天，这毫无用处。就像广告大亨约翰·基轮（John Kearon）所说的，你得让公众觉得你是对的，事实不仅需要讲述，也需要兜售；你得占领比你的对手更引人注目的高地。在这个过程中，就像格林斯潘的职业生涯所证明的那样，媒体的作用举足轻重。而敌人，一定要加以削弱。如果你成功做到了这些，你的头像可能也会出现在T恤上。

20年前，在美国文化评论家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最后一本、也是死后才出版的书中，他这样评价同代的专家：“精英，也就是定义问题的那些人，已经同民众脱节。特权阶级总是存在的，即便在美国也不例外，但它们从未与其环境有过如此危险的脱离。”这些批评非常有先见预示了达沃斯人（Davos Man）的崛起——那些无根的都市精英们，他们对任何地方都没有归属感，认为自己的特权来自大脑的优越与成就，这样的信念不断巩固着他们的傲慢。要在这些不可避免的怨恨情绪中存活下来，精英们必须明白，他们不可能超越政治——他们必须凭借真才实学博得公众的信任，并维系下去。考虑到另一种糟糕的状况，我们最好还是希望他们能做到这些吧。

 

（翻译：周依帆；编辑：闫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