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鲸落商业评论 李北辰

在热播电视剧《三体》里，三体人用两颗“智子”，锁死了地球上的基础科学，导致人类文明在几十世纪里停滞不前。三体人深知，无论人类的应用技术再怎么发展，只要基础科学没有突破，一切就如空中楼阁，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基础科学就像树根，应用科学就像树干，树根扎得越深，树干才能长得越高。

三体人知道的事，任正非也知道。

前不久，华为举办了难题揭榜火花奖颁奖典礼，火花奖是华为发起的一项用来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的奖项——不是技术应用，而是基础科学。所谓火花，潜台词就是，我们追求的不是未来它一定能够在商业上开花，而是它能够碰撞出一丝科学的火花，仅此而已。

在颁奖典礼上，任正非重申了基础科学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许多起初看起来“无用”的知识，经过时间的沉淀，往往能酝酿出很多我们看不到的隐性价值，最终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纵观整个科学史，绝大多数改变整个人类文明面貌的伟大发现，都是源于这样一类科学家：他们不被追求商业实用性的欲望所驱动，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是他们唯一的渴望。

这也正是任正非如此重视基础科学的原因。

“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在中国，科学与技术，通常统称为“科技”，但其实科学与技术是两码事：科学想要的是了解世界的内在规律，是求知；技术是做出一个具体东西来，是有用。

用任正非的话说，科学是发现，技术是发明。原始人懂得拿棍子撬石头，这是技术，不必等到阿基米德提出杠杆原理，那叫科学；瓦特改良蒸汽机，好用就行，这是技术，不必一定要先搞清楚水蒸气做功的原理，那叫科学。

众所周知，基础科学是技术进步的底层驱动力，但易被忽视的是，从探索性的“无用”知识到技术应用，这条路并非平坦无阻，而是荆棘密布，常有迂回。基础科学研究前期投入巨大，而且即便有投入，也无法确保有成果，即便有成果，也无法确保能马上商用。从基础理论到商业应用是一个漫长且艰辛的过程，中间往往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沉淀。

然而历史也一再印证，很多最初看来完全“无用”的知识，最终却会创造出人类做梦也想象不到的“用处”。技术对世界的改变是线性的，恰如一代一代的Windows改版，能让电脑越来越好用。但基础科学对世界的改变是跃迁式的，大量研究都可能“没用”，但只要一个有用，就能像阿拉丁神灯一样，让人类文明直接跃升一个台阶。

随便举几个例子。

比如，在19世纪，物理学家花了大量精力去研究自然界中的两种现象，电和磁，其中麦克斯韦提出了一个理论，把电和磁统一在了一起，并预言电磁场能以波的形式振荡，这种振荡会以光速向外传播，这就是所谓的电磁波。后来，物理学家赫兹在实验室里找到了电磁波。有趣的是，当赫兹发现电磁波后，有记者问他电磁波有什么用。赫兹回答：“没用。充其量能用来在公众面前做做演示实验，好逗在场的妇女儿童开心”——这不是谦虚，赫兹当时是真的不知道。无论麦克斯韦还是赫兹，他们都不曾关心自己的研究有何用处。但现在我们知道，电磁波是无线电通讯的基石，倘若没有电磁波，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电话，广播，电视和手机，甚至不会有整个20世纪的电气文明。

再比如，在20世纪早期，量子力学的发展被看作是年轻物理学家们的自娱自乐，短期内不可能有任何商业上的回报，因此被戏称为“男孩物理学”。量子理论的演变漫长而艰辛，但现如今，在一个完全离不开微处理器，激光和纳米技术的世界，据估计，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0%来自基于量子力学实现的发明，随着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和量子计算机的行将到来，这一比例还将继续上升。在一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年轻物理学家提出的深奥理论变成了现代经济的支柱。

再比如，从1856年到1864年，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一共做了8年，他把研究结果发表在《植物杂交试验》这篇论文里，寄给了很多业界大牛，但大多无人问津，直到足足100多年后，人类才真正意识到，他的理论有多重要。

再比如，5G技术的最早缘起，只是2008年，一位叫做艾力坎的土耳其科学家写了一篇数学论文，然而，艾力坎研究的重要性，当时大多数人也没有意识到。

再比如，说到数学，你在新闻里会经常看到华为对数学家的支持。为什么是看似最“无用”的数学？随便举几个例子。

非欧几何是十八和十九世纪最艰涩的数学研究，其发明者高斯虽然被同代人誉为最杰出的数学家，却在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不敢发表相关的研究成果。但事实上，倘若没有高斯的研究，相对论及其丰富的实用价值恐怕全都如梦幻泡影。

与非欧几何一样，群论也是一种抽象的数学理论。数学家受到单纯的好奇心驱使，像做游戏一样推动该理论走上一条瑰丽的道路。现如今，群论已经成为光谱学量子理论的基础。

同样，概率论微积分是那些有志将赌博合理化的数学家发明的，虽然概率论微积分未能实现数学家们的初衷，但十九世纪物理学的大量研究亦以此为基础。

由起初的“无用”之学，最终演变为巨大的用途，这样的例子可以无限列下去。

而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科学家们注定如苦行僧一般孤独前行，用任正非的话说，科学家挺进科学的前沿，恰如传教士当年挺进非洲的过程，传教士几百年前从欧洲来到非洲，只能坐小木船，100个人里未必能活下来一个。

但只要有一个活下来，文明的火种就将在新土地上燎原。某种意义上，华为想要做的，就是散播这些火种。2022年，华为在研发上的投入高达238亿美元，也许他们正在寻找的，正是下一个麦克斯韦，下一个孟德尔，和下一个艾力坎。

科学：无尽的前沿

任正非曾为一本书（准确地说是一份报告）专门写过序，那就是范内瓦·布什的《科学：无尽的前沿》。

美国历史上，有三位叫布什的大人物，两位担任总统的布什和这份报告的作者范内瓦·布什，但倘若把两位布什总统加起来放在天平的一边，范内瓦·布什放在另一边，你很难讲哪一边“更重”。

2021年1月16日，还未正式宣誓就职的美国总统拜登，公布了其总统科学顾问团队和政府科学机构成员的任命，这个新团队将负责筹划美国未来75年的科技发展图景。拜登在任命信中给出了他关心的五个科学问题，并将此五问与1944年罗斯福总统向其科技顾问范内瓦·布什提出的四个问题类比——而布什的回复就是这份名为《科学：无尽的前沿》的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布什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就是要面向长远，重视不以应用为目的的基础研究，所谓基础研究，用布什的话说，就是一种“在不考虑实际需求情况下”的对基础知识的寻求。在布什看来，基础研究填补的是一口井，而这口井正是“所有实用知识的来源”。

布什对基础科学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源自美国科研界当时的短视。

二战前，尽管美国产业已经全球领先，但在科研上充满着功利主义，基础研究薄弱，大量依赖欧洲的灯塔照耀，利用欧洲的基础研究成果，发展短平快的产业。

事实上，美国战争期间最重要的成就——譬如原子弹，基本上是基于欧洲人提出的基础原理发明的，在从事原子弹研制的科学家中，大部分是在国外出生和受教育的，或者是在欧洲实验室中成长起来的，与美国本土的科研环境关系并不大。

二战的经验让布什意识到，战争期间产生的技术奇迹，深深倚赖于基础研究的突破，而当时美国工业界和军队都没有耐心支持“纯”科学的研究，但这两个领域又都要仰仗新的科学知识来刺激经济的增长和新武器的研制。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份报告，规划了二战后美国的科学发展蓝图，为美国摆脱对欧洲的基础研究和人才依赖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美国此后几十年的科学发展奠定了底层基础，使得美国迅速甩开欧洲成为全球科技强国并长期保持领先。

何为科学精神？

虽然这份报告距今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但其观点依旧历久弥新——尤其是对于当今致力创新驱动发展的中国。

美国的历史像是一面镜子，映射出令人深思的规律。布什在报告里提醒美国：“一切新产品和新工艺都不是突如其来，自我发育和自我生长起来的。它们都建立于新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概念之上，而这些新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概念则源自最纯粹的科学领域的研究。一个依靠别人来获得基础科学知识的国家，无论其机械技能如何，其工业进步都将步履缓慢，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力也会非常弱。”

事实上，与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文明一样，对“实用性”的追求，深嵌在中国文化的基因里。

明朝的时候，传教士利玛窦找到了大学士徐光启，想一起翻译大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名著《几何原本》，结果只翻译了一小半，徐光启就撂挑子不干了，因为他觉得这本书无非就是东证一个命题，西证一个命题，用处不大。

古代中国最引以为豪的科技成就，就是完全以实用性为导向的四大发明。到了近现代，我们也喜欢讲“知识就是力量”，“实践出真知”，探索世界都是琢磨技术，不太讲科学。

不仅是中国，大多数文明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都充满着实用性。毕竟，科学精神就像一团昂贵的火种，微弱，稀有，且罕见，它是纯粹精神上的追求，是人类想要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是想破解世界的源代码。

这种精神为大多数文明所稀缺——事实上，直到100年以前，科学家也不是全社会最受崇拜的人，现代人如此崇拜科学，很大程度上是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开始的，人们是见识了科学的力量，才崇拜科学的，人们真正崇拜的其实是科学的力量。

这种崇拜有点势利。

幸运的是，在中国，情况正在好转。在论文的数量上（评判基础科学发展的重要指标），我们突飞猛进。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没有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就是无源之水。

更幸运的是，已经有人在为了实现改变而具体做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