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头发，短胡茬，黑丝巾，皮夹克，领口一截红色T恤衫若隐若现，阿部和重看上去又瘦又潮，不太能够让人联想到诸如“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之后最重要的日本作家”这类评价。

在48岁这年，阿部和重才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虽然他与中国之间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早在1994年，他凭借作品《美国之夜》出道，主人公是他从小便最感兴趣的华人——李小龙。他的《朱鹮》在写就15年之后，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中文版，这本芥川奖入围作品是以日本朱鹮灭绝，中国向日本赠送朱鹮以繁育后代作为创作背景的。

无论如何，阿部和重这个名字在绝大多数读者听来相当陌生，虽然他获得了日本几乎所有重要的纯文学奖项：处女作获群像新人奖（村上春树正是以此奖出道），2005年以《华丽的最终乐章》获得芥川奖，2009年的《雌蕊》捧得谷崎润一郎奖……

当身处中国的我们谈起日本当代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村上春树这一巨大的存在似乎遮蔽了其他同时代作家的光芒。阿部和重毫不回避地谈起“被村上压在头顶上”的感觉，他与伊坂幸太郎合著《霹雳队长》这事儿让出版商和日本文学界欢欣鼓舞，人们说“他俩要去超越村上春树了”。而实际上，村上春树只是日本文学的一部分，日本严肃文学的内涵从未止步于此。

阿部和重也并非对文学抱持乐观的态度：在采访中，他提到日本文学和文学本身都在变小萎缩；在北京的一场对谈活动中，他感慨“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文学的末世”。而他依然努力写作，试图“推动文学的历史，为文学的历史赋予一些新的东西和意义”，甚至试图在日本大地震这样的痛苦经历后重新寻找和发现文学之“用”。

在阿部和重作品首次译介到中国之时，界面文化对这位日本文坛宿将进行了专访，我们聊了聊这两本书和他对大江健三郎、川端康成和村上春树的评价，谈了谈日本文学的今天和“文学无用论”的破产，也八卦了一下他“误入”写作之路的机缘和眼下正保密的创作计划。

想当导演，“误入”写作：

曾认为文学是一种说教

界面文化：从电影学院毕业之后，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走上了写作之路？

阿部和重：我毕业于日本电影大学，在之前它是一个专科学校，叫做日本电影学校。我最初的理想是当导演，开始写剧本之后，发现写作的感觉蛮不错。

界面文化：后来怎么从剧本写作转向小说创作的？写小说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阿部和重：剧本要拍出来才有用，但这要花一大笔钱，当时没有现今这种数字技术，我还是穷学生，没钱拍电影。写小说只要有纸和笔就够了，让人觉得十分痛快。

我十几岁时是个不良少年，文学与我八竿子打不着，我误以为文学是一种教育形式、一种说教手段，是跟教科书差不多的东西。上大学之后，几个读书很多的同学向我推荐了许多书。我在那个时候读到了大江健三郎，深受震撼。尝试写作以后，我发现文学并非与我无关，小说世界丰富多彩、引人入胜，和电影世界并行不悖。

界面文化：大江健三郎哪部作品给你印象最深？他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

阿部和重：大江是把指引我步入纯文学殿堂的领路人，对我而言非常重要。大江的小说给我了很大冲击，打破了我先前对于文学的偏见。从大江健三郎上世纪60年代的小说《个人的体验》里，我读到了不完美的个体、无法满足的欲望等等。他给我最大的感受是语言的奇妙，他会在文句当中加入一些神奇的用法。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部他写于1972年前后的、关于联合赤军（日本左翼学生激进组织）的小说。这本书里有一个小孩，听到鸟的叫声就能说出鸟的名字，他听到杜鹃的叫声，会说“这是杜鹃哟”。人物语句的结尾有一个神奇的语气助词，我觉得十分新鲜。其实这样的语句十分日常，但在小说里读到让我感到很奇妙，仿佛这种言谈方式被重新发现了一样。

芥川奖入围作品《朱鹮》：

朱鹮的暗喻正是日本天皇

界面文化：时隔15年，你的小说《朱鹮》出版了中文版。虽然全书只有七万多字，但情节跌宕，意蕴丰厚，简而言之，这是少年鸨谷春生谋杀或者说是解救朱鹮的故事。你当时怎么想到写《朱鹮》这本书的？​

阿部和重：2000年，我看见一条新闻，当时日本本土的朱鹮已经灭绝，中国向日本赠送了朱鹮，在日本进行繁殖和培育——这也就是在《朱鹮》这本书里主人公鸨谷春生看到的那条新闻。朱鹮是一种濒临灭绝的鸟类，大家都说要好好保护，当时日本还在左渡岛建了一个保护中心，但其实没多少人知道朱鹮是怎么回事，我就想要搞清楚。

朱鹮的学名（Nipponia nippon）里嵌入了“日本”这个词，日本民众觉得这种鸟非常能够代表日本。好多人以为朱鹮是日本国鸟，要倾举国之力来保育，实际上日本的国鸟是雉鸟，而朱鹮本身却包含了很多暗喻和象征意义。我想通过这本书来解读这种暗喻，并在故事中使之与日本民众发生关联，这就是《朱鹮》的发端。

界面文化：所以，朱鹮的暗喻是什么？

阿部和重：是日本天皇。在这部小说里，媒体关于朱鹮的讨论，正象征了媒体对于天皇的热议，我想通过受保护又同时受控制的朱鹮，来表现天皇和皇室是如何被媒体操纵的。在小说里，人们时刻关注朱鹮的繁衍生殖，将其限制在一个小空间内促其交尾生蛋，这也正代表着现实中人们对日本天皇继承权的密切关注。当时日本的皇太子没有生出男孩，只有一个女孩，日本皇室和民众对继承问题议论纷纷。

我认为朱鹮是一种特别的存在，是被鸟类群体所排斥的一种生物。受到排斥往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非常尊敬你的方式来排斥你，比如朱鹮和天皇；一种是以贬低你的方式来排斥你，就比如这本书的主人公——啃老族春生。我想让两种排斥发生某种关联，这就构成了《朱鹮》这部小说的根基。

界面文化：我觉得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讨论了民族主义问题，尤其是在书的前半部分，包括春生在内的所有人似乎都对新生朱鹮的血统和身份感到疑惑，它们由中国朱鹮生在日本，那么究竟是日本鸟还是中国鸟？那些卵是不是具有日本朱鹮基因？……所以，你是如何看待民族主义这个问题的？​

阿部和重：这部作品无意直接表现民族主义这个主题。民族主义可能只是解读《朱鹮》的一种方式，但不是主要的。春生不是民族主义者，他只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他只想用极端方式满足一己私欲，干一票大的。

我认为，民族主义也不过是一个标签而已，是一个轻率而粗暴的标签。我个人非常远离和排斥民族主义这种标签式的用法。民族主义是达成某种目的的手段，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根据不同的目的可以有好多变种手段，比如为了保护民族文化而排斥外族文化，这也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手段。对于“民族”是否真的存在，我本人也持怀疑态度，但鉴于有“民族主义”这样一个标签存在，我们姑且认为“民族”这个东西是存在的吧。

与伊坂幸太郎合著《霹雳队长》：

心里有点儿想超越村上春树

界面文化：在我的印象里，伊坂幸太郎是一位推理小说家，可能不属于严肃文学或纯文学的范畴，与你的风格也有差异，当初为什么想与伊坂合著《霹雳队长》？

阿部和重：我对伊坂幸太郎的整体印象是，他可以说是日本乃至全世界文艺出版界中最好的人，他的头脑中可能只有世界的爱与和平。一般来说，伊坂幸太郎写的是通俗文学，而我偏向纯文学。但其实伊坂也在纯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作品，他是一位跨界作家，不能被限定于某个作品类型之中。我的作品也曾发表在通俗文学杂志上，我想尝试打破界限，在更多领域发展自己。

伊坂幸太郎很少为别人写读后感或书评，可当我的《雌蕊》在2010年出版的时候，伊坂幸太郎找到编辑，希望能在腰封上写推荐。为了向他致谢，我们见了一面，发现彼此志趣相投，一聊天就觉得应该一起写点儿东西，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们之间有同有异，合作起来平衡感很好。

界面文化：我很好奇，两个人怎么合写这种解谜探宝类型的小说呢？是交替章节来写吗？怎么融合两个人不同的叙事线索和文字风格呢？

阿部和重：我们最开始确定了一个构思，将整本书分成12个画面，像电影一样做分镜。第一章由伊坂来写，本来计划的是按章节分开写，一人一章。但是写着写着，伊坂幸太郎写的东西我要看，看了时候就想改，伊坂看到我写的东西也要改。所以，两个人一边接力写，一边改对方前面的内容。最后我们俩分别统了一遍书稿，看能不能把这个故事说圆满了，再动笔写结尾。总之，我们大致上是每人写一章，但经过后来的互相修改润色，一句话里可能有我写的东西，也有伊坂写的东西，犬牙交错，水乳交融。

界面文化：我之前看过一篇文章，说你们二人合著这本书，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超越村上春树在《1Q84》里写的暗杀者情节，是这样吗？​

阿部和重：（笑）这是出版商的一种宣传策略吧，我们创作的时候并没太往这方面想。我们也想搞出一个跨时代的作品，但在这个时代，村上春树真的是一个很巨大的存在，我们出道比村上晚，他一直压在我们头顶上。尤其是伊坂幸太郎，经常被人们拿来跟村上春树相比较，这让我们隐隐有一种不超越村上就无法出头的感觉。超越村上春树也是许多日本作家的心声，于是他们就把我俩当靶子了，说我们要去超越村上了，这句话不是我们自己说的，但我们也是有点儿想去超越他的。（笑）

日渐缩小的日本文学：

川端康成的日本和村上春树的日本不一样

界面文化：在中国，我们提到日本当代文学，仿佛绕不开村上春树，尤其是在诺奖期间，针对村上的讨论更是此起彼伏。我很好奇在日本国内是什么情况，村上春树是否也是一枝独秀，让文学界压力颇大呢？

阿部和重：日本当代作家的确不容易，村上春树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他只要写书，就立马成畅销书。书没出版，还在预售阶段，就已经冲上畅销榜了。

界面文化：中国有些文学评论家认为，村上之所以未受诺奖垂青，是因为他的作品欠缺本土性，不够“日本文学”，更接近于一种经欧美文学审美塑造后的风格。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阿部和重：正因为村上春树受到了欧美文学的影响，所以他才是百分之百的日本文学。

为什么这么说？在我们讨论村上是不是“日本文学”之前，要先给“日本文学”下一个定义，有“纯日本文学”这种东西吗？假如真的有，那么村上绝对不属这类。但是，真正的日本文学就是建立在引进吸收外国文学的基础之上的。假如日本当代作家还像紫式部（日本平安时代著名女作家）那样写作的话，我们可以说村上不够日本；但现在没人像紫式部那样写了，所有人都是在日本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外国文学进行创作的，村上春树也只是日本文学的一部分而已。

另一方面，村上是用日语写作的呀，怎么能说他不够日本呢？如果连村上都不够本土，那么用英语写作的石黑一雄还算不算日本作家呢？

界面文化：与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那个时代相比，日本当代文学的状态是怎样的？是比之前更有活力、在国际上更有影响力呢？还是相反？

阿部和重：从整体上看，日本文学正在变小，但我觉得不光是日本文学在变小，是文学本身在萎缩，日本文学只是其中一部分。如果说全世界人民学习日语的热情持续高涨的话，那么日本文学的影响可能会扩大，但这不太可能。

川端康成那个时代与当下有很大不同，人们当时读他的小说不是看他的文学性怎样，更多是通过他的作品来寻找一种日本的感觉、一种日本味儿。今天，相较于川端康成当时提供给全世界的日本形象，村上春树作品里描绘的日本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川端代表的才是日本，那么现代学者从村上春树入手研究日本是很麻烦的事情。

界面文化：川端康成的日本和村上春树的日本区别在哪？

阿部和重：川端康成在诺奖致谢词《我在美丽日本》里说得很好，他的作品反映的是日本在整体上的一种和敬清寂的感觉，比如《伊豆的舞女》里的温泉乡和漂泊的异乡人这类形象。川端的作品其实是日本战前与战后这段时间，甚至包括战后复兴期这一阶段的日本社会镜像——人们住的是榻榻米，穿的是木屐，生活被这些小玩意儿所包围。二战之后，随着日本国内经济发展，西方对日本有了一个再发现的过程，川端康成被当做了日本文化的典型代表，这也是他196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

到上世纪70年代，时代发生了大变换。人们放弃了木屐和榻榻米，生活方式极大改变。人们放下筷子、拿起刀叉，并逐渐扩大到全国，形成了一种风尚、一个阶层。村上春树这时候正值学生年代，他本人也比较喜欢美国文化，会听听爵士乐什么的，带着这种经历，他进入了80年代并成为作家。

如果要深入地比较两个人，我们需要针对不同的作品来一一分析。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那么他们一个写的是日本的幽玄清寂，一个写的是在美国支配之下的现代日本，城市人的生活状态。

文学有什么用：

理解了语言传播机制，才能识破谣言

界面文化：3·11大地震已经过去了五年，这场灾难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持续至今。作家东浩纪曾站出来呼吁将福岛核事故的原址作为旅游景点开放，以时时对日本社会加以警醒。面对这样的天灾人祸，你认为作家和文学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可以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阿部和重：地震刚发生时，作为一位作家，我只能在社交媒体上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尽量传播有益的信息，帮助更多的人。3·11除了地震、海啸之外还有核辐射，灾民聚集在一起，像无头苍蝇一样不知如何是好，一些高校的理科教授就去跟灾民讲授正确的知识。天灾人祸发生时，不同专业的人可以贡献自己的知识，搞文学的人能做什么？我当时觉得，小说家真是什么用也没有。我发现自己啥也做不了，最多只能在网上吆喝几声，说哪里缺水啦，哪里缺粮啦。

后来，我仔细一想，觉得还是文学还是有用。一场灾难之后，最能玩弄民众的当属谣言，谣言比核辐射的危害更大，而语言正是小说家最擅长的事情。专家学者尽管做了许多工作，但这些工作并不一定能切实落到民众那里，当时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很严重，民众可能会觉得专家是受人指使才这样说的。不仅是这次灾难，很多社会事件的处理都面临着谣言的威胁。小说家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知道，语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文学作品不直接帮助民众识别谣言，而是帮助人们理解语言的传播机制，把这个机制弄明白了，就知道谣言是怎么来的了。

NHK等媒体当时大量宣传人与人之间心灵相通、脉脉温情的救灾故事，后来甚至变成了一种口号，而当时毕竟有许多人接触不到这些爱心救助。这类宣传让获益的人获得更多帮助，被忽视的人依然什么都没有，一部分人被社会边缘化甚至排斥掉了，我希望文学可以让人们意识到这个问题。

界面文化：你眼下在写什么新作品吗？

阿部和重：我的“神町三部曲”（神町是阿部和重的故乡）已经出了两部，分别是《精育无籽大麻》和《雌蕊》，终结篇正在《文学界》上连载。因为还没连载完，所以内容不便透露，在日本我也谁都没告诉噢。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于壮协助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