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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德文:乡村赌博已成社会之癌,不可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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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德文:乡村赌博已成社会之癌,不可不治

乡村赌博其实反映的是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后,如何安置生活,打发闲暇时间的问题。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界面新闻记者 | 高佳

界面新闻编辑 | 翟瑞民

近日,一份名为《赌博正在摧毁农村》的调研报告引发舆论关注。这份报告指出,如今赌博和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密切勾连,和日常娱乐活动纠缠不清,赌博已成社会之癌,不可不治。

调研报告的作者,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告诉界面新闻,该调研是在2018年春节期间进行,调研地点是两湖平原地区某乡镇。该乡人口总数不到2万,有17个行政村,100余个自然村。村民们在上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外出打工,如今生活在村里的,以中老年人及儿童为主,还有少部分在家带小孩的年轻留守妇女。

“从自然村到乡镇到县城,当地人数聚集最多的地方就是茶馆。在茶馆,人们不喝茶,其实际功能就是麻将馆。”吕德文称,被调研的乡镇有其典型特征,属于消费型社会,乡村赌博在两湖平原地区这类乡镇最为兴盛。

调研报告中详述了当地农村的赌博业态。赌博主要以三种形态存在:茶馆(麻将馆)、地下六合彩和赌场。

报告称,当地茶馆的规模不等,根据麻将胡牌大小,分为三个等级。打大牌的,胡牌在20元以上,每盘输赢可在几百上千元;打中牌的,胡牌一般为5元或10元,每盘输赢在几十上百元;打小牌的,胡牌为2元,每盘输赢在十几二十元间。集镇上30家麻将馆,绝大多数打中牌。

不同等级的茶馆,其消费人群有显著差别。打小牌的均是老年人,尤其是那些在集镇上租房子带小孩的爷爷奶奶。他们年龄较大,靠在外打工的儿女寄钱回来,几无财务自由。打中牌的基本上是中年人和留守青年妇女。打大牌的多是在集镇上做小生意,有一定收入的中年男子。

吕德文在报告中指出,乡村赌博其实反映的是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后,如何安置生活,打发闲暇时间的问题。

报告中写道,“他们(已经返乡的第一代农民工)不再受工厂流水线控制,却早就被卷入了消费社会的逻辑之中。”“他们身在农村,心在花花世界。而在某种意义上,赌博具有麻醉精神生活的作用,它既可以有效地填充闲暇时间,又可以时不时刺激已经毫无人生斗志的麻木神经。”

吕德文认为,与节俭,注重积蓄,重视家庭责任的北方农民相比,两湖平原地区农民普遍更注重享受和休闲娱乐。而这一地区的乡村赌博风气之盛行,与当地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

“农业生产条件改善使农民农闲时间增多,同时,农村第二、三产业就业机会少,照顾孙辈是返乡农民工的主要工作,这类工作相对轻松,他们拥有更多闲暇时间。”他说。

吕德文认为,在一个正常的生产主导型社会中,消费和闲暇是为了服务于生产,而闲暇的概念也来自于劳动和生产,一个社会若没有产业支撑,便难以维持消费和闲暇的生活,两湖平原地区目前虽有接纳产业转移的现象,但产业转移规模有限,难以吸纳大多数劳动力,难以解决就业问题。这导致赌博成为农民度过闲暇时间的方式。

在南方乡镇,茶馆虽是提供社交和闲暇娱乐的一类主要场所,这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会转化成赌博。

吕德文将两湖平原地区与川渝、东南沿海地区做比较。“川渝地区的农民也泡茶馆、打麻将,但往往打小牌,输赢在可接受范围内,不构成赌博。“他表示,“在沿海地区,由于第二、三产业发展更好,人们有更多机会去工厂上班,少部分人才有闲暇打牌、赌博。且东南沿海省份有较为完整的文化生活和公共生活,如闽南地区有宗族活动,可以对赌博现象形成对冲。”

报告提到赌博对当地社会心态的腐蚀,以及对基层政府和执法机关公信力的侵蚀。赌博业的发展使赌徒心态在乡村社会蔓延开来,农民幻想一夜暴富,习惯及时行乐,不劳而获成了普遍的意识形态。而人们对因赌而生的丑恶现象也丧失了价值评判能力。

“哪怕是高利贷逼死人事件,乡里人也仅仅是唏嘘一番,甚至无聊者还拿这种事当做谈资,调侃茶馆关门歇业是全乡为其志哀。至于茶馆赌博闹出的家庭纠纷,则数不甚数,人们早就习以为常。”报告中称。

吕德文指出,赌博现象实际与社会解体相辅相成。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地方性规范及其自身的价值生产能力降低,社会自我调节机制瓦解,赌博泛滥就是机制瓦解的结果,而赌博现象又进一步加速了社会的解体,导致人与人之间更加冷漠,公共价值失去生产能力。这两者是互相作用的结果。

报告指出,茶馆里的赌博界限很模糊,难以利用强力干预,“由于茶馆提供了基地,赌博很容易就地转化,比如白天打麻将,晚上突然变成赌场,第二天又恢复正常,公安机关难以打击。因此,赌博在茶馆里泛滥成灾。”

该调研报告已成文数年,现在乡村赌博情况如何?据吕德文观察,报告中描述的赌博现象日前依然存在,而近年也发生一些新变化,如在扫黑除恶背景下,规模较大的赌场已经关门,但处于灰色地带的麻将馆始终存在,经营方式越来越精细化。此外,赌博的形式也由线下转变为线上,网络赌博不受地域限制,比茶馆赌博更加兴盛。

吕德文在报告中建议,对乡村赌博进行有效治理,必定涉及到乡村政治社会生态的总体改造。赌博不是治理的主要对象,农民的闲暇方式才是治理的主要内容。

吕德文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为了改善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或休闲方式,需综合施策,要关注乡风文明建设,以及规范化、合理化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同时,为了让农民有事可干,当地要提供经济或产业上的吸纳机会,让农民参与其中并获得回报。

“教育布局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吕德文提到,“茶馆成为很多农村地区陪读家长的主要消遣场所,是因为他们的闲暇时间零碎,不便去其他地方。如果在农村地区提供就近的教育资源,不需要陪读,居民也可以从事自己的生产或工作。总之,提供更多元化、更有品质的公共文化或休闲方式,可以减少农村赌博的发生。”

界面新闻注意到,近期发布的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及治理乡村赌博,并首次提出要“开展打击整治农村赌博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自2022年末开始,结合公安部“清风2023”专项行动,多个省份已经开展打击整治农村赌博违法犯罪行动。其中,湖北省公安厅于2022年12月7日起在全省开展打击赌博突出违法犯罪专项行动。行动期间,针对赌博行为的流动性和隐蔽性,湖北警方将省际、市际、县际交界地带,城乡接合部和农村环境复杂地带作为打击整治重点区域;将有线索指向存在涉赌问题的乡镇宾馆酒店、棋牌茶室、电子游艺室等作为打击整治重点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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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赌博其实反映的是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后,如何安置生活,打发闲暇时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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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记者 | 高佳

界面新闻编辑 | 翟瑞民

近日,一份名为《赌博正在摧毁农村》的调研报告引发舆论关注。这份报告指出,如今赌博和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密切勾连,和日常娱乐活动纠缠不清,赌博已成社会之癌,不可不治。

调研报告的作者,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告诉界面新闻,该调研是在2018年春节期间进行,调研地点是两湖平原地区某乡镇。该乡人口总数不到2万,有17个行政村,100余个自然村。村民们在上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外出打工,如今生活在村里的,以中老年人及儿童为主,还有少部分在家带小孩的年轻留守妇女。

“从自然村到乡镇到县城,当地人数聚集最多的地方就是茶馆。在茶馆,人们不喝茶,其实际功能就是麻将馆。”吕德文称,被调研的乡镇有其典型特征,属于消费型社会,乡村赌博在两湖平原地区这类乡镇最为兴盛。

调研报告中详述了当地农村的赌博业态。赌博主要以三种形态存在:茶馆(麻将馆)、地下六合彩和赌场。

报告称,当地茶馆的规模不等,根据麻将胡牌大小,分为三个等级。打大牌的,胡牌在20元以上,每盘输赢可在几百上千元;打中牌的,胡牌一般为5元或10元,每盘输赢在几十上百元;打小牌的,胡牌为2元,每盘输赢在十几二十元间。集镇上30家麻将馆,绝大多数打中牌。

不同等级的茶馆,其消费人群有显著差别。打小牌的均是老年人,尤其是那些在集镇上租房子带小孩的爷爷奶奶。他们年龄较大,靠在外打工的儿女寄钱回来,几无财务自由。打中牌的基本上是中年人和留守青年妇女。打大牌的多是在集镇上做小生意,有一定收入的中年男子。

吕德文在报告中指出,乡村赌博其实反映的是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后,如何安置生活,打发闲暇时间的问题。

报告中写道,“他们(已经返乡的第一代农民工)不再受工厂流水线控制,却早就被卷入了消费社会的逻辑之中。”“他们身在农村,心在花花世界。而在某种意义上,赌博具有麻醉精神生活的作用,它既可以有效地填充闲暇时间,又可以时不时刺激已经毫无人生斗志的麻木神经。”

吕德文认为,与节俭,注重积蓄,重视家庭责任的北方农民相比,两湖平原地区农民普遍更注重享受和休闲娱乐。而这一地区的乡村赌博风气之盛行,与当地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

“农业生产条件改善使农民农闲时间增多,同时,农村第二、三产业就业机会少,照顾孙辈是返乡农民工的主要工作,这类工作相对轻松,他们拥有更多闲暇时间。”他说。

吕德文认为,在一个正常的生产主导型社会中,消费和闲暇是为了服务于生产,而闲暇的概念也来自于劳动和生产,一个社会若没有产业支撑,便难以维持消费和闲暇的生活,两湖平原地区目前虽有接纳产业转移的现象,但产业转移规模有限,难以吸纳大多数劳动力,难以解决就业问题。这导致赌博成为农民度过闲暇时间的方式。

在南方乡镇,茶馆虽是提供社交和闲暇娱乐的一类主要场所,这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会转化成赌博。

吕德文将两湖平原地区与川渝、东南沿海地区做比较。“川渝地区的农民也泡茶馆、打麻将,但往往打小牌,输赢在可接受范围内,不构成赌博。“他表示,“在沿海地区,由于第二、三产业发展更好,人们有更多机会去工厂上班,少部分人才有闲暇打牌、赌博。且东南沿海省份有较为完整的文化生活和公共生活,如闽南地区有宗族活动,可以对赌博现象形成对冲。”

报告提到赌博对当地社会心态的腐蚀,以及对基层政府和执法机关公信力的侵蚀。赌博业的发展使赌徒心态在乡村社会蔓延开来,农民幻想一夜暴富,习惯及时行乐,不劳而获成了普遍的意识形态。而人们对因赌而生的丑恶现象也丧失了价值评判能力。

“哪怕是高利贷逼死人事件,乡里人也仅仅是唏嘘一番,甚至无聊者还拿这种事当做谈资,调侃茶馆关门歇业是全乡为其志哀。至于茶馆赌博闹出的家庭纠纷,则数不甚数,人们早就习以为常。”报告中称。

吕德文指出,赌博现象实际与社会解体相辅相成。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地方性规范及其自身的价值生产能力降低,社会自我调节机制瓦解,赌博泛滥就是机制瓦解的结果,而赌博现象又进一步加速了社会的解体,导致人与人之间更加冷漠,公共价值失去生产能力。这两者是互相作用的结果。

报告指出,茶馆里的赌博界限很模糊,难以利用强力干预,“由于茶馆提供了基地,赌博很容易就地转化,比如白天打麻将,晚上突然变成赌场,第二天又恢复正常,公安机关难以打击。因此,赌博在茶馆里泛滥成灾。”

该调研报告已成文数年,现在乡村赌博情况如何?据吕德文观察,报告中描述的赌博现象日前依然存在,而近年也发生一些新变化,如在扫黑除恶背景下,规模较大的赌场已经关门,但处于灰色地带的麻将馆始终存在,经营方式越来越精细化。此外,赌博的形式也由线下转变为线上,网络赌博不受地域限制,比茶馆赌博更加兴盛。

吕德文在报告中建议,对乡村赌博进行有效治理,必定涉及到乡村政治社会生态的总体改造。赌博不是治理的主要对象,农民的闲暇方式才是治理的主要内容。

吕德文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为了改善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或休闲方式,需综合施策,要关注乡风文明建设,以及规范化、合理化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同时,为了让农民有事可干,当地要提供经济或产业上的吸纳机会,让农民参与其中并获得回报。

“教育布局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吕德文提到,“茶馆成为很多农村地区陪读家长的主要消遣场所,是因为他们的闲暇时间零碎,不便去其他地方。如果在农村地区提供就近的教育资源,不需要陪读,居民也可以从事自己的生产或工作。总之,提供更多元化、更有品质的公共文化或休闲方式,可以减少农村赌博的发生。”

界面新闻注意到,近期发布的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及治理乡村赌博,并首次提出要“开展打击整治农村赌博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自2022年末开始,结合公安部“清风2023”专项行动,多个省份已经开展打击整治农村赌博违法犯罪行动。其中,湖北省公安厅于2022年12月7日起在全省开展打击赌博突出违法犯罪专项行动。行动期间,针对赌博行为的流动性和隐蔽性,湖北警方将省际、市际、县际交界地带,城乡接合部和农村环境复杂地带作为打击整治重点区域;将有线索指向存在涉赌问题的乡镇宾馆酒店、棋牌茶室、电子游艺室等作为打击整治重点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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