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2022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以及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等措施。
在4月19日“读懂中国·湾区对话”专题论坛平行研讨会上，国创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对“统一大市场”进行了解读。
“统一大市场的定义，就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市场，而且能降低成本，具有销地产、产地销的新动能，而不是劳动力便宜的人口红利，是规模效应产生的人口红利。”
随着大市场的形成，中国人口红利优势也从廉价劳动力转向规模效应带来的整体成本减少。在黄奇帆看来，国内市场仍有不少“笨拙的地方”，想要实现统一，需要从制度上首先建立一个“无形的市场”。
从廉价劳动力到规模效应
从“市场”到“大市场”，背后是中国人口红利模式以及竞争优势的转变。
“同样有世界最大的人口，但在三四十年前，我们没有说自己是大市场，那时候只能说我们具有无限供给、超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形成的人口红利，借此吸引全世界到中国投资。”黄奇帆说。
彼时，如果仍以14亿人口计算，人均GDP仅200美元，加起来2000多亿美元，比荷兰GDP规模还小，算不上是大市场。
而随着目前人均GDP达到13000美元，总和达19万亿，中国已经发展为世界第二大市场。
相比20年前，中国最低工资标准至少提高了4倍，也比东南亚，如越南等地区高出几倍。与此同时，中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退出，每年的缺口在400万左右，20年即是6000万，30年会减少一半劳动力。
“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退出，但是人均GDP收入增加了90倍，也在赶超全球平均值。”黄奇帆判断，中国不再是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这也是统一大市场的另一关键要素，即规模效应，“中国的市场特性出现了规模效应，且日益明显，大市场作用越来越体现。”
十几年来，一种独特的现象出现在市场上，“made in China”的产品卖到世界，比起国际同行，成本可以降低30%，甚至50%。
比如挖地铁用的盾构机，90年代从德国、日本、美国进口，每台费用达到1亿多美元。而2010年后，中国自行生产并销往全球，现在全球盾构机是500万美元一台。
在生产上，制造业主要包括研发、固定资产投资、物流、采购、市场开拓和用工六种成本。
黄奇帆表示，由于大市场对制造业具备规模效应，能够同时减少六种成本，“研发产品花费1个亿，销售1亿个部件，平摊下去每个部件花费1块钱；如果销售了10亿个，研发单位成本就从1块钱降到1毛钱。”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成本。
“我们生产成本低，不是靠政府补贴或税收优惠，而是因为规模效应。每个成本减少5%，综合起来就降了30%的成本。”黄奇帆表示。
生产转移东南亚“对大家都是好事”
“中国大市场还产生了两个功能，‘销地产’、‘产地销’。”黄奇帆提出两个概念。
销地产指向市场功能，即生产的产品在中国销售，例如特斯拉在上海生产销售，市值从1000多亿美元提升至5000亿美元。产地销则是中国制造产品销到全世界，来自大市场摊薄的成本优势。
2013-2022年，中国每年平均引进外资1400亿美元，2020年-2022年平均为1700多亿美元，并没有疫情的缘故出现滑坡。
“制造业关注的是20年、30年大资本的稳健，而大资本一定追逐销地产、产地销的概念。”黄奇帆认为，凭借这两个功能，“世界的大趋势是不会变的。”
一个现象是，近两年有不少中国企业跑到东南亚投资生产，“东南亚十国的外资企业，2/3来自中国。”
黄奇帆表示“原因很简单”：“美国对中国封锁、加关税，但对东南亚不加。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组装好再卖到全世界，零部件、原材料都是从中国过去的，带动了我们的进出口。这样一来，尽管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有所减少，但跟东南亚贸易量增加了50%，成本也降低了，对大家都是好事。”
外贸内贸一体化
今年4月，国务院在《意见》中提出30条措施，从制度、标准等方面指向市场的统一。
在黄奇帆看来，国家提出要建设中国统一大市场，一是这个大市场逐渐变成世界最大，二是31个省不能变成31个小市场，避免印度自治邦或东南亚十国的割裂，“一旦统一的、单一结构的大市场形成，中国市场要比印度、欧共体、东南亚市场有效。”
不过，“中国的大市场还是有很多堵点，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这么大的系统，还有许多比较笨拙的地方，有些制度还不够完善。”
例如，出口和内销相对独立。此前，国内贸易按常规来，出口有出口激励、鼓励政策和退税政策。“发展了几十年后，存在一个问题，出口的不会做内贸，搞内贸的也出不去了。本来这个产品是出口的，现在国际上没有市场，想转回内贸还不行。”黄奇帆说。
《意见》中，最重磅的一条是外贸内贸一体化，提出不管是内贸还是外贸的生产线，都应是统一的质量标准、管理方法、市场准入或准出制度。
黄奇帆表示“理应如此”。在我国，B2B、B2C企业每年淘宝电商可以达到20亿元人民币营业额，“把上海的货卖到广州很方便，但是卖到东京，手续极繁复。同样还是这些B2B、B2C公司，十年下来，跨境电商只做了1000多万美元，相当于贸易量的1%，但在国内能做到30%。”
“内贸和外贸两种管理模式管制了电商公司的运营，只有把这样的制度改掉，才能实现一体化。”黄奇帆提到，中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就是改革的措施，关乎整个系统，“要把一个无形的市场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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