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尹清露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作家彭剑斌曾在小说集《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和《不检点与倍缠绵书》中写下自己在贵州做业务员的经历，年轻人的困厄唤起了许多读者的共鸣。时隔七年写下新作《寂静连绵的山脉》，他却戏称，这是“一个中年男人无奈地开始了他的表演”，创作之初就烙上了商品属性。

日前，他和评论家张敞借新书出版之机探讨了写作者的心境转变，以及作为更宏观的社会背景的某种“现实主义回潮”。这种回潮来自何处？写作者应该怎样呈现底层生活？为什么好作家要在作品中“自我暴露”？

想象力“飞不起来”，写作有了表演性

文学编辑陈凌云最早从《西湖》杂志和黑蓝网上发现了彭剑斌。2019年，彭剑斌把旧作编成《不检点与倍缠绵书》，同名散文回忆了他在贵州跑业务、穿行在盘山公路上的生活，他在廉价旅馆里写小说，这些小说出现在了书的后半部分。

在陈凌云的观察中，最近国内文学出现了一阵现实主义回潮，“简直像是20世纪的文艺变革白过了。”但彭剑斌写底层人物时没有直接呈现现实苦难，而更倾向去写人的基本处境。他认为《我在北京送快递》的作者胡安焉和彭剑斌很像，“他们不是作为业务员或者快递员去写作，而是始终有阅读写作的意识。”事实上，在2012年写完《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后，彭剑斌也曾做过一段时间快递员。

谈到现实主义的问题，彭建斌认为自己的《寂静连绵的山脉》中多了一些现实主义倾向，但他又对现实主义的人物形象塑造“恨之已久”，认为叙事应该有更广阔的空间，所以他对新作不太满意，只能打3星。

随着结婚生子后生活日渐安稳，彭剑斌自嘲想象力“飞不起来了”，心态也发生了改变，写作有了表演性。“最早写东西是出于热爱，完全没有作家意识，很多小说直到出版也没有发表或投稿。但这次却写得很痛苦，因为创作时就意识到它会变成商品，会拥有艺术之外的自我期待。”他此前在自述中坦诚地写到：“我受不了它（指《寂静连绵的山脉》同名短篇）流露出的批判姿态，我在写的过程中已经可悲地意识到自己不再锋利，于是像表演杂耍一样挥舞起了批判这柄正义之斧。”

文学是面对泥潭的墨镜，保护读者眼睛不被灼伤

在张敞看来，好的作家既要看到残酷，也要用文字去消解这种残酷，而不是采取俯视的目光。彭剑斌也是如此，“他写一个人‘躺在地板上穿着短裤像条虫子’，内心可能会有点厌烦和不适，但也恰恰是这种真实的视角体现了他的悲天悯人。”

陈凌云评价彭剑斌的小说有一种“紧张兮兮的幽默感”，比如写农村里青春期的小伙伴荷尔蒙无处释放，只能打来打去，形成了一种开玩笑的基调。彭剑斌认为，从堂吉诃德、伏尔泰到米兰·昆德拉和贝克特，这批外国作家有一个很好的文学传统，他们写的东西有时很搞笑，但里面确实有深刻的命题，读者能在快乐的同时不知不觉参与到严肃的思考中去。

“文学就像是面对泥潭的墨镜，你不能真的把读者的眼睛灼伤吧，某种程度上要保护读者。”他说，“世界读书日这天很多人要推荐些沉重的书目，我更希望通过写作把现实变成一个审美对象，让人能和生活愉快相处，再带着阅读小说的心情看待现实中那些坎儿。”

张敞还想到《卡夫卡传》里的一个场景，卡夫卡去找他的上司进行工作谈话，结果卡夫卡突然哈哈大笑，把自己从职员的状态里抽离了出来。写作者有时就需要这样，一个自己在参与生活，另一个自己超然地看着这一切。

另一方面，好的作者也必须克服自我暴露的耻感。彭剑斌把写作的过程形容为“把我自己在作品里生出来”，而这是很让人羞耻的，“卡夫卡就想过把自己的作品全部烧掉，因为这哥们实在太真诚和实在了，就像把自己剥光给人看一样。”

张敞补充道，如果在小说里看不到作家本尊，这个小说可能是失败的。“张爱玲的很多作品就有一种自毁倾向。据说李鸿章的后人都不太喜欢她，觉得她在暴露家族的丑恶。她也在散文里写父亲和母亲，他们很有可能因此跟她断绝关系。但如果做不到那么残酷和残忍，她也没办法成为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