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镜象娱乐 梁嘉烈

开年以后，演出市场堪称“疯狂”。

张杰、李荣浩、华晨宇、薛之谦、鹿晗、张敬轩、杨千嬅、刘若英、王源等歌手陆续开启演唱会，正在进行中的巡回演唱会轮番登上微博热搜，新的演唱会还在不断官宣，好不热闹。但盛况之下，亦有隐忧。

4月21日，我们从演出票务平台大麦获悉，2、3月份，大麦共拦截“黄牛”机刷及人肉众包400万次。在疫情后的报复性消费浪潮中，黄牛的势头比以往更甚，黄牛票价翻倍成常态，天价票也重现江湖，消费者、票务平台和主办方也展开了新一轮的反黄牛大战。

复苏与黄牛同来，消费者两极分化

开年以后，演唱会门票秒无已经成为常态，张杰「曜·北斗」巡回演唱会西安站开票后，十几秒内便售罄。疫情时期市场预测的报复性消费热潮如期而至，各大歌手也纷纷抓住这难得的机遇，扎堆举办演唱会。

用“狂飙”来形容上半年的演出市场再合适不过。疫情以前，演唱会开场后门票价格通常都会跳水，但今年，刘若英演唱会武汉站开场后黄牛门票仍能加价卖出，张杰演唱会西安站开场当日，票价也在越走越高，由此不难看出沉寂三年后，大众对演唱会的高需求与高热情。

连黄牛都用“恐怖如斯”来形容今年的演出市场。有黄牛将张杰称为“张杰伦”，将薛之谦称为“薛值钱”，因为往年这两位歌手的演唱会，黄牛都可以以打折价拿票，而今年加价都不一定提到票。

“疫情结束，每个明星的价格都变成了以前周杰伦的标准了。”

票虽然更难拿了，但在这波难得的掘金良机中，黄牛存在感比以往更强，各大演唱会开票后门票秒无，但转瞬黄牛票便漫天飞舞。周杰伦、五月天、张杰等的演唱会黄牛票溢价均达到数倍。

张杰演唱会原定价1680元的内场票被炒到了8000元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了一万，6月初的沈阳站门票，380元的票价在闲鱼上涨到了一千元左右，1280元的票价则涨到了两千元左右。

不少黄牛手中的票量也非常惊人，张敬轩演唱会门票开售后，歌迷们一票难求，而黄牛则宣称自己手中囤了上千张门票，480元、680元、980元各档位的都有。

可以说，无论是线下演出市场还是黄牛，都在等待今年的这波爆发。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2022年中国演出市场年度报告》统计，2022年演出市场总体经济规模为243.6亿元，与2021年同比降低31.33%，其中演唱会与音乐节演出票房收入为16.63亿元，项目数量相比2021年大幅减少。

演出市场下行三年，终于熬出了头，但复苏与炒票同来，导致市场逐渐有“全网黄牛”、“全民黄牛”之势。

从上个月周杰伦嘉年华演唱会主办方星台光影文化发布的公告来看，摩天轮票务、票牛网、有票网、闲鱼以及淘宝等多个平台，都有黄牛在通过倒票牟利。

很多对演唱会本无兴趣的人，开始囤票做起“理财生意”，小红书与闲鱼上，不少人刚抢到票便开始溢价倒票，还有一些黄牛甚至干起了偷票行当，不少人在网上晒出了被偷票的经历。

在狂飙的演出市场中，消费者们逐渐走向两端，有人选择从黄牛手中买票，毕竟在门票秒无的情况下，黄牛是不少人为数不多能拿到票的途径。有人与黄牛交易，也有人坚决反对黄牛。

网上，大量求票和出票信息中都标明了“黄牛勿扰”，而求票的人往往还会跟上一句“只接受轻微溢价”。

实名制难解困局，黄牛为何无法根除？

“黄牛泛滥”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消费者苦黄牛久矣，过去几年，一些票务平台、主办方、歌手也在一路和黄牛斗智斗勇。

2020年第18届ChinaJoy上，大麦的人脸识别实名制技术应用于大型商业展会现场，此前，林俊杰的演唱会规定消费者必须携带身份证现场取票，且多次取消“黄牛”订单，今年，有黄牛称王源演唱会“开启了顶级盾拦截抢票机器”。但是，对肆虐的黄牛而言，这些方法还没法完全根除。

前几年，市场就在齐声呼唤实名制落地，如今演唱会基本都为实名制购票，但黄牛仍未绝迹，因为“实名制”和“双实名制”还是有区别的。

“实名制”一般指的是实名制购票，张杰、薛之谦、周杰伦等歌手的演唱会都为实名制购票，实名制购票确实可以有效防止黄牛大规模恶意刷票，但入场时，买二手票的人往往也能持自己的身份证进场。

“双实名制”则要求三证合一，即一人一票一证，且通过人脸识别入场，王源、时代少年团等歌手及组合的演唱会均为“双实名制”。双实名制将实名制购票与实名检票结合，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防黄牛闭环。

但是目前国内的演唱会市场大多做不到“双实名制”。一方面因为，演出市场没有明确的退票立法规范，“双实名制”堵住了票的二次流动，但是市场又没有给出“退票”的出口，一旦购票人无法观演就只能自己承担损失，这个结果很多人是无法接受的；另一方面，赠票部分要想实名制很难。赠票主要是主办为了维护各种关系预留的观演资格，主办方无法约束拿到赠票的人们再怎么进行二次分配。

因此，演出市场还是以演唱会实名制购票为主，双实名制（实名制购票+实名制入场）占比并不高。说到底，“双实名制”未能大规模普及，阻碍并不在技术，无论是刷脸技术还是电子票面生产能力，对市场而言都称不上难关，充其量只能算人力成本和技术成本的增加。双实名制之难，关键还是在于市场复杂的利益关系及市场机制不完善。

其实，看似话语权最大的主办方，往往只是出钱出力当然也想赚钱的主办而已。不过这个演出能不能办、场馆愿不愿租、赞助商投不投钱，其中涉及了太多需要主办方去打通的关系。而这些关系中涉及的灰色地带，往往需要通过赠票去疏通。赠票再次流入市场，便成了黄牛票。

不少主办方、场馆、二手票务、黄牛之间关系微妙，已是市场的共同认知，它们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也是由演出市场的实际情况决定的。演唱会门票动辄溢价数倍，看似大有可图，但事实上，绝大部分演唱会都是亏本赚吆喝，能盈利的只有少数头部歌手的演唱会，一位行业从业者曾透露，有的演唱会即便溢价近十倍仍有赔本的风险。

2019年的一桩旧闻就足以说明问题。当代东方曾代理王力宏的巡回演唱会，2017年当代东方向王力宏所属音乐公司HONGSHENG CULTURE HOLDINGS预付了1.7亿元，而2018年王力宏演唱会仅为当代东方带来1.34亿元收入，也就是说，当代东方投资王力宏演唱会净亏近5000万元。

如果解决不了演唱会的盈利难题，那有着分销、抬价、转移风险之能的黄牛也很难真正绝迹。所以，不管是大卖的演出，还是难卖的演出，都很难躲过黄牛。退一步讲，即便黄牛绝迹，“新的黄牛”也会应运而生。

就以“双实名制”为例，它防得了黄牛，但防不了代拍。一些演唱会门票的极度稀缺决定了它的价格与价值，而市场供小于求的供需关系，决定了它必然会衍生出二级交易，黄牛如此，代拍代抢同样如此。当然，黄牛本身是违法的，而代拍代抢目前并无较大争议。

但是，这一领域如今同样乱象丛生。其一，不少代拍与黄牛关系密切，在外界，代拍的成功率一直成谜，有从业者表示，代拍即便成功抢票，也不一定会将票交予顾客，而是转手以更高的价格卖给黄牛。

其二，不少代拍自己便是黄牛。有网友曾分享自己的经历：代拍拿到了自己的账号密码，但在开票前失联，门票售罄后才联系自己称“因为账号无法登录导致抢票失败”，紧接着，代拍开始向自己兜售高价黄牛票。

如今，代拍的“技术费”也十分高昂，不少甚至与票价接近甚至高于票价。目前来看，张杰合肥站演唱会代拍价格基本都在二百元以上，诸如时代少年团、王源等偶像组合及歌手的演唱会代拍价格甚至达到千元。

未来，代拍是否会成为新的黄牛军团，也是需要行业和消费者警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