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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年轻创作者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生活经验有限，怎么写出好故事？青年导演、编剧邵艺辉说，她在上海拍电影《爱情神话》时，就希望在家附近20分钟车程内的地方拍完，会考虑自己能拍什么，不会写太有挑战性的东西。但她也补充说，能拍的不一定是熟悉的，“还是要去寻找自己最有感觉的题材。”
在昨日举行的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论坛上，几位青年电影人就“现实的回归和想象的突围”这一主题展开了讨论。创作者只能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吗？怎样才是优秀的现实主义创作？
现实主义电影不是照搬现实
《爱情神话》讲的是中年人的爱情，这是邵艺辉擅长的领域，却不是她的经历——“我喜欢写出轨题材，但我既没到中年也没结婚。”她认为银幕上的真实是虚构的，跟现实的关系不大，“编故事也是无中生有，只不过质量有高有低。”
电影《热带往事》的导演温仕培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所谓的灵感是记忆的伪装，如果对题材不熟悉，肯定写不好，“除非你有很强的职业能力，能在聊天和调研中获得间接经验。”
比起现实题材，科幻片的想象范围会大一些吗？《流浪地球》的编剧杨治学说，其实也要基于各部门的要求，以及科学界已有的东西，在这之上做一点想象。“制片部门觉得，你一落笔写多了，咱们几千万经费就燃烧了，”而《流浪地球2》里的核聚变和月球基地看似难以实现，其实中科院的专家团队已经在进行技术细节的论证。
另一方面，现实主义也不是照搬现实。凭借电视剧版《平原上的摩西》获得好评的导演张大磊认为，有些创作者始终在写自己，但“自己”不是一开始就存在，里面有一部分看不清的东西。“听音乐和读小说都是为了找到能量来慰藉自己，创作电影也是同样。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我是这样的、这样的我要如何生活，所以想到找一群失败者（在电影里）分享一下。”
电影《蓝色列车》（2020）的主角就是一群不被理解的失败者，他们没有特定原型，来自张大磊散乱的记忆。青春期时去俄罗斯上学，他跟当地人聊起苏联解体，发现他们的感受很复杂，“有人失落有人兴奋”。在张大磊的童年回忆里，故乡内蒙古和前苏联有很多文化交流，所以他最后决定写“一群人生活在不存在的空间里的故事”。
拍电影初期，张大磊的心态更像拍纪录片，剧本会做很多求证工作，后来发现“特别真实反倒没那么浪漫，又把记忆推远一点”。《平原上的摩西》也有同样的质感，既让人大呼写实，又像朦胧的梦。观众们津津乐道于剧中的长镜头，张大磊认为，长镜头能让人感受到时间的延续，虽然画面内看到的东西有限，但是它又和画面外有着真实的联系。
一听说是纪录片就没人敢投资
导演牛小雨的成名短片《不要再见啊，鱼花塘》曾在FIRST青年影展展映，讲的是爷爷失忆后的故事，私人性很强，被某些影评人认为是“局限在自己的原生家庭里”。她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见到自己了，接下来想来到更外部的世界。”
牛小雨在论坛中提到了私人创作与公共表达的关系，她小时候认为拍电影没必要给别人看，“但是当看到自己拍的粗糙影像出现在大屏幕，和观众一起观看时，我突然希望我的思考能帮助到别人，这是作为电影人的福报。所以得找创作伙伴，最重要的是找到钱来做长片。”
好的投资对实现电影的想象很重要。牛小雨拍短片需要的资金相对较少，《鱼花塘》就是妈妈出的钱。长片受到的限制更大，杨治学提到，刘慈欣的《流浪地球》原作很薄，第一部只是在现有条件下集中实现一个木星的奇观，更像类型电影。第二部投资上去了，所以“能写出在二十多年跨度的科幻史诗，出现了各种人物的不同立场”。
相较于院线剧情类影片，国内纪录片导演普遍面临更大的投资困境。导演董雪莹的作品是讲述五名国内单身女性爱情生活的纪录片《“炼”爱》，该片2021年曾在院线上映。但她坦言，通常的情况是“一听说是纪录片就没人敢投资”，但她也鼓励纪录片同行不要灰心，积极寻找渠道递交企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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