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周龙章
采访、整理：张丁歌
1、42街的过客
我在这个房子里住了已经37年了。这是时报广场最核心的地方，从这阳台看出去，远处就是哈德逊河，对面这些高楼大厦，当年可都没有，我是看着它们一幢一幢从眼前耸起来，一座高过一座，成了曼哈顿今天的样子。往下看，42街，纽约最繁华的十字路口就在这里交织着。几十年来，最好的，最坏的，黑的，白的，喧闹的，孤独的，萧条的，腾达的全都在这里上演着。
这房子里，家具二三十年没换了，就这同一张沙发上，坐过不知多少人，讲过多少故事，数都数不过来了。上世纪凡是港台和大陆要来纽约露个脸的大星小星，我这小公寓，都可以是他们最放心的落脚地。下了飞机，就来这报个道。或半夜忙完，来这喝个汤、叙个旧。那时大家都还年轻，在路上，最鲜活真实的一段经历都留给了纽约，而我恰好是见证人。
就像罗大佑说我，一辈子在给人跑龙套。我就是跑了四十年龙套，让一些能人在纽约这个大舞台登个场。有人说，周龙章？怎么忽然冒出这么一人来，其实这人已经折腾了几十年了，只是一直quiet。回头看，也是赶上那些时日，中国两岸三地和纽约之间，正需要这样一个跑龙套的。一切都只是in the right time，in the right place，do the right thing，当然也要by right person。不过几十年下来，你要熬得住也不容易，在这么一个花花世界。
丹青在给我写的序里，讲到我曾把一件皮衣从这45层阳台扔出去，任它在空中飘飘摇摇好一阵才坠下去。要不是他写，我都快忘了这细节，不过可见这楼的高度。它一共46层，叫Manhattan Plaza，它是纽约一个非常特殊的建筑。上世纪70年代建起，直到现在，整幢楼里住的几乎全是纽约的performing artist (表演艺术家)，作家、剧作家。当年的42街一代可是纽约最乱的地方，犯罪率高得出奇，吸毒的，抢劫的，掏枪的，妓男，妓女，黑帮，到处是性用品店和黄色影院。所以从34街到59街一片 ，一直被叫做地狱厨房（Hell's Kitchen）。富人们当然不敢住这， 地产商就把楼卖给了市政府。纽约市政府就把它规划成一个专供低收入艺术家租住的公寓。所以附近整个百老汇、外百老汇的艺术家们，全都涌了进来，这里竟然成了乱世中的一座艺术重镇。丹青后来在纽约的画室也在这附近，就在40街。
我是怎么住进这座楼的呢？那时美华艺术协会创办不到五年，也做了不少事情。我在纽约有个最重要的贵人Olga Tong唐老太太，她在《纽约时报》看到消息，鼓动我也去申请。没想到竟然中了，我成了第一批住户。整幢楼华裔只有两个，我和舞蹈家江青，后来她也搬走了。几十年来，这楼里出出进进的全是百老汇的演员、美国大大小小的明星。田纳西·威廉姆斯、拉里·戴维，帕特里克·丹普西……都曾是楼里的住户。很多人发达前一直住在这儿，有些人也选择死在这儿。
还有，当年纽约被艾滋病袭击，这座楼曾是纽约艾滋病最高发的地方。百老汇的演员多，那年代生活也难免很乱的。后来这里竟也成为全纽约治愈救助艾滋病患最多、最专业的地方，诊所就设在楼内一层。总之这是座很怪的building，背后太多奇人轶事。现在就有个美国导演在拍一部关于这座楼的纪录片，就叫《42街的奇迹》（Miracle on 42nd Street）。
人生有时就是会有些奇迹，这三十多年来，我这小公寓里接待了那么多港台、大陆的友人和艺人，一张张厉害面孔，回头一看似乎挺吓人，再想想好像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
当年的42街虽然又乱又危险，三天两头都会有人拿枪来抢劫我，脖子上的金链子会一把被拽走，但我觉得那也是一种real life，是曾经最真实的纽约。就像那些黄色影院，当年1.99刀一张票，连看两场，人多得不得了。现在你在纽约不会看到黄色影院，黄色的东西都飞入寻常百姓家了。如今的时报广场也早已成了世界游客的天下，一个巨大的迪士尼广场。我每日照旧来来回回穿梭走着，反倒更像个过客。
2、偷渡来的Alan Chow与邵氏孙悟空
我是上世纪70年代初来纽约的。很多人以为我是偷渡来的，其实不是，我是从加拿大拿着正式签证来的纽约，来了就再也不要走了。偷渡，确实有，那是我当年从台湾偷渡到香港，还偷渡了两次。人生有时不敢回头，这几十年看回去，你若叫我重走一遍，我可不敢了，每一步都不敢。
我在台北长大，并没有经历过周家在上海滩时的风光，只是靠长辈回忆和家谱，知道祖父周邦俊当年把企业做得很大，往来的也都是杜月笙、张哮林这些青帮大亨。我个人记得儿时一件事，在台湾，我祖父每到生日时都要避寿，他会躲进阳明山一处宅子里，不见人。但大家还是会找到他，非要给他做寿，几十上百个职员都会跪下来磕头。这些人呢，大多都是祖父把明星花露水从上海搬到台湾时，从大陆贴身带来的亲信职员。就像蒋介石当年去台湾，带上一大批精英一样。我那时小，也跟着上山去找他，跟着磕头。他就上百号人一人发一个元宝，我也总会有一个，到现在还留着。但祖父在台湾也就风光了那一阵子，他不再是上海滩时的周邦俊，明星花露水很快被我姑妈接手，他也变成被供在家里的老太爷。
我七岁时妈妈就过世了。她年轻时美极了，是当年上海滩第一个有自己轿车且自己开车的民国女人。可惜命不好，是个病西施。她走时才三十出头，我父亲一个周家大少爷，怎么照顾得了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就索性甩手把我和姐姐交由我姑妈带大。
姑妈周文玑是个女强人，曾任国民党台北市增额立委，往来的都是些国民党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所以见我不按常规长大——不爱读书，要当戏子，还有点“娘”，她也满失望的，估计也察觉出一点我的性取向，“周家长孙怎么能当戏子，这样丢周家的脸。”我如此不受宠，呆得郁闷，又一心想演戏，15岁左右便决定要逃走，目标就是香港。
1960年代初那会，台湾有偷渡到香港的，香港也有要偷渡到台湾的，大概都觉得另一边会比较好。我永远忘不了那经历，搭的那种舢板船，三天三夜，漂在海上，我一路吐到香港。终于要进关时，蛇头把马桶掀起来，大家一个一个钻下去，躲在暗舱下面。可身后紧贴着的船舱帷布，突然被铁器一刀一刀割破刺进来检查，吓死了，大气不敢出一声。我和那些同船的紧贴成一排，手攥着手，汗毛都紧着，有个还是怀孕的大肚子。最后过关了，马桶掀开，一个脑袋接一个脑袋钻出来，当时我冒头一看：啊，全是高楼大厦，终于到了香港了！仰着脸，当时就泪流满面。那是十几岁少年才有的野胆子，不给自己留后路。
到香港后不久就有人会找到你，他们知道，又有新的偷渡客来了。对方递来一个证件，上面的男孩跟我差不多大，叫Alan Chow，3500块钱，这个身份就是我的了。从那天起，我就变成了Alan Chow。巧的是，我本属龙，小名阿龙，又姓周，发音跟Alan Chow竟那么像，简直是种天意。
我七十年代进入邵氏演戏，也像是天意。在台湾我从小看邵氏电影长大，到香港后竟然以状元考上了邵氏南国戏校，我记得是第四期，也多亏小时候喜欢舞枪弄棒，2岁就祖父被抱着看戏听曲。那几年我边在香港珠海大学读一个艺术教育，边在南国戏校学演义。后来能在电影《盘丝洞》、《女儿国》中主演孙悟空，我自己也吓了一跳。记得当时等放榜，所有人都围在那，揭榜了：唐三藏是谁，猪八戒是，沙僧是谁，蜘蛛精是谁，我一行一行找，一下看到——孙悟空周龙章，怔地不敢说话了，强制自己不要叫出来，免得大家不高兴，周围那么多帅哥在一起等榜呢。我跑到厕所里，一直叫，一直哭，吓死了，高兴的。
在邵氏拍了两部西游记，让我过足了孙悟空的瘾。期间因为拍外景，我还跟着剧组堂而皇之回了一次台湾，拍完戏，又斗着胆子故伎重演，再次偷渡回了香港！
不过后面几部戏拍下来，我也明白，自己不是当影星的料。我演技还不错，但个子不高，嗓音不好，戏路注定宽不了。跟邵氏签了六年约，我只拍了三年，就又决意要离开了。
拿着“Alan Chow”的身份，我离开了生活过七年的香港。先去了加拿大，读酒店管理，边洗盘子边读书。半年后，我扔下书本，背起行李飞了纽约。冥冥中我确信，那里会是最适合我的地方。
3、纽约，陈丹青，包太太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身上只有80美金。我二弟周美章当时在纽约这边读书，虽然心理上我是来投奔他的，但一切终究要靠自己打拼。我当过洗碗工，开过小礼品店，做过小餐馆，还开了个龙章舞蹈班，教舞、教戏、耍棍棒……苦吗？当然苦，你做好准备来吃苦的。
好在1975年，有了“美华艺术协会”，我在纽约的生活才算正式开场了。纽约当时80万华人，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面向华人世界服务做艺术。在华策会的支持下，我冲上前挑起了这个大梁，一做就是四十年。围绕着舞台做演出，恰是我的擅长。几十年下来，大到林肯中心，卡耐基音乐厅小到唐人街社区义演，办过超过一万场的大大小小演艺活动。而公司至今，最多只有四人，还包括我。如丹青说我：短袖善舞。
我认识丹青是在1983年。那年，我们“美华”帮陈逸飞、陈丹青、袁运生他们在布鲁克林博物馆办了一次群展。在当时那可是一件大事，中国艺术家进入纽约的博物馆做展览。光那次的reception 办得就像buffet一样，很是隆重。当时丹青展出的是《西藏组画》，我第一次见他的作品，简直惊呆了，迷得不行。然后又见他，从上到下一股子君子气。因为我可以讲上海话，陈丹青和陈逸飞这两个“老上海”就愿意跟我聊，我们就在那次结的缘。
后来我跟丹青走得更近。其实他当时在纽约不怎么社交，蛮独善其身的，天天博物馆看画、画室画画。我这种没什么学问的人，就是运气好，钻空子，那时常钻去他杰克逊高地的小画室看画，我可以趴在他的“西藏”前，一看一个钟头。有时他也帮我画人物肖像。也是那年，陈逸飞在纽约火了起来，他的画在另一间画廊展出后卖得很不错。有人还开玩笑，“Alan 你手上抓着个陈逸飞都不知道怎么利用。”我就是不知道啊。很多事是讲缘分的，我和丹青就是缘分，我就是一眼被他的画给震住了，觉得全世界都不会有人再画出那样的西藏。那时我们都年轻，在纽约一见如故，也算识于微时，一场朋友下来三十多年了。
1984年我曾一个人去上海。那时虽然“美华”创立快十年，可经济上始终不富裕，要做的正事太多，我也想省钱，就住到了丹青上海的父母家里。当时，陈爸爸陈妈妈还有丹青的女儿还住在石库门的老房子，蛮简陋的，洗澡要到一楼去。那年头也没有银行卡，出门都是带现金，我就把全身家当塞到袜子里，踩在脚底下。有次洗完澡大概搞忘掉，跑回去睡大觉，醒来突然吓一跳。大概是丹青爸爸洗澡时发现，怎么有一对袜子，还塞满了美金，他也吓一跳。回来找到我，“一定是你的吧！”虚惊一场。那时候，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年轻人号称去旅行，鞋子里塞着一千多美金，还东藏西藏，提心吊胆，像个笑话。
其实那不是我第一次去大陆。之前有过一次，还算是“官方经历”，我倒也没跟丹青细讲过。那是1980年，中美刚刚建交，里根当选美国总统。陈香梅，就是飞虎队陈纳德将军的遗孀，那年她作为总统特使受邀前往北京，带了一团人马。我属机缘巧合竟也成为这团里一员，因为有位从台湾到美国的“包太太”，一度要认我当干儿子，她与陈香梅是老友，就一定要把我拉进这个团。就这样，我以美华协会会长的身份，自己付了往返机票，就跟着那样一个“有巨大历史使命的返乡团”到了大陆，又去了台湾。当时根本不晓得这趟行程有多伟大，后来它称为“两岸破冰之旅”。我们这种小鬼就是跟在队伍里，感受，也不会参与进那些重大的官方场合。不过那确是我第一次见识大陆，虽然没去成上海，没去我祖父当年腾达过的地方看看，但身为一个台湾人，倒是早早地去看了一眼“对岸”。
“包太太”是谁呢？包胡权，华盛顿的Trudie Ball 。七八十年代，这名字在美国华人社区一度如雷贯耳。她其实叫胡权，在台湾时，她以前的先生曾专为蒋介石开飞机，后来意外故去，坊间也有很多传闻。总之，胡权很快到了美国，又嫁了位美国空军上校Cliton Ball。此后她就变成Trudie Ball，中文叫包胡权，人人就都叫她包太太了。关于她的传闻很多，但在我眼里，包太太就是一个真性情的女人，爱艺术，爱戏曲，我还教过她唱戏。
我创办“美华”那些年，包太太一直对我多般照顾。虽然她人在华盛顿，我在纽约，可我们请来的一些重要的角儿，她都会帮着接待，当时叫“领养艺术家”。虽然“美华”那时有联邦政府和州议长每年的拨款资助，但一年上百场活动，七八万的资助也很有限。我们就有个传统，找领养人，sponsor。比如，我请顾正秋来了，梅葆玖来了，这边的票友都争先恐后地要领养。这个领养头等机票，那个领养住宿。我一般都选有大宅子的人安排住到他们家里，比旅馆酒店招呼得要好。要是音乐家呢，像傅聪来了，就要选家里有好钢琴的，要练琴嘛。马友友来了，总是住到波士顿的姐姐姐夫家，我们就负担波士顿到纽约的机票。
所以很多大陆和港台的艺术家朋友来纽约，干脆就住到我这小公寓，不是豪宅，但方便舒服。还有的，会住到张北海家，那是我眼里真正的纽约华人艺术教父。我请胡金铨来时，就请他在张北海家里小住，两个酒仙，叙旧煮酒论英雄。所以“美华”早些年，几百上千场活动，又要阵势精彩，又要控制预算，就是这样过来的。不像现在，比如做纽约中国电影节这样的活动，请一个明星都要带一队人，都要五星六星最好的酒店。像美华这样的非盈利机构，确实越来越不容易做了。
包太太呢，算是当年我最大的一个“领养人”。我把张君秋、梅葆玖请来纽约时，包太太给了我一个大面子，把我这儿的200多客人都请到她华盛顿的府上，给办了一场豪门夜宴。唱老生的李宝春来纽约时，我们在林肯中心为他办的演出，包太太又把他“领养”去，后来竟在包府住了下来，在华盛顿一呆就是两年。包太太也是票友，这也都是缘分。我也说不清她为何与我那么投缘，大概我那时乖巧，她一度要认我做干儿子，可她年纪没那么大，我就姐姐长姐姐短地叫了几十年。
这几十年，但凡包太太来纽约，我都跑前跑后当司机。1997年，蒋宋美龄在纽约100岁生日时，我们“美华”在林肯中心办了一场纪念演出，唱《龙凤呈祥》。后台都设计了好多遍，蒋夫人会怎么出场、退场。但她最终没能到场，可包太太来了。后来我载包太太去蒋夫人寓所祝寿，那天简直宾客成群，就听见蒋宋美龄的声音远远传来：Trudie, Trudie，过来跟我拍张照片！当年包太太的先生给蒋介石开飞机时，她们好像常在一起打小牌。也是从那年起，我每年3月5日，都会替包太太给蒋宋美龄去送生日兰花，直到蒋夫人走掉。去年10月，91岁的包太太在华盛顿也往生了。一切是非成败转头空。
4、同性恋与盘丝洞
我是GAY这件事，丹青应该早就知道。坦白说，要是换个别人，不想come out时，他还能藏一藏，装作不是。可我这样子的，你装都装不来。可能我从小比较早自知，加上又常年学戏，样子一看去就比较“娘”。所以在纽约唐人街，就算我不说，应该也不是秘密了。也有人说我花蝴蝶，说我戏子，我不在乎，我本来就是戏子，我恨不得想一辈子唱戏。好在这里是纽约！好在丹青察觉后，竟也格外理解我，更拿我当朋友，甚至鼓动我正式跳出来。我感恩。因为这背后，至少在纽约，就有着少说五六万的华人同性恋，他们有着太多委屈和不易，他们也需要自己的权利，需要得到尊重。我早一步站出来，希望能给他们、甚至他们的父母一些勇气。因为我自己，都是等到我父亲走后，才有勇气公开说出来，怕老人家不好接受。
我第一次确信自己的异类，是在15岁那次出走途中。在途经高雄的厕所中，像是老天爷指派了一个俊美少年出现在那，我们懵懵懂懂地迅速认出了彼此，都不用教的，两个男孩子初尝到了同性的欢愉。那是我第一次确信这世上我是有同类的，不再孤独。那种精神上的踏实与安全感，超越了身体被启蒙的兴奋。
我想说的是，同性恋都是天生天养的。你让他背负着道德压力去强扭自己也没有用。我是最典型的案例，身为一个同志，竟然还结了两次婚！第一次刚到纽约时，我身份刚安定下来，一个当年邵氏南国戏校的女同学找来，那时两人都清楚，我就是帮她办身份，结婚就是走个形式。第二次动静还蛮大，我的老师童芷苓先生认真介绍她的学生给我，也是国内当时一位专业的京剧大青衣，她离婚有个儿子。我一来不好推脱老师，二来确实想有个儿子，另外也想试试看同性恋有没有可能“改邪归正”。但没可能的，这段近乎空壳的婚姻生活持续了六年，害苦了她，也折腾了我。我喜欢是喜欢她，但拿她当妹妹的感觉，你不能总逼着自己和妹妹睡觉啊。我想那时就算有伟哥恐怕也不行，心理上不行。
纽约终究给了我真正的自由，和尊严。1991年，我在纽约开了一家专供亚洲人的同性恋酒吧“盘丝洞”。最早叫58 Club ,因为就开在58街和麦迪逊大道处。后来改名“盘丝洞”(The Web)，也算纪念我当年出演邵氏《盘丝洞》。那时纽约大概300多家GAY吧，全是外国人开的，华人大多不敢进，只能徘徊在城市的角角落落。
有了“盘丝洞”，他们的心就定了。最火的时候，每天晚上排队都要等50，60分钟，我们还挑呢，你进去，你进去，谁打扮的样子古怪谁先进去。当时里面会有亚洲各种好看的go go boy在笼子里跳舞，大秀肌肉。忙不过来时，我也上台跳。二楼桌子上都有电话，谁跟谁看对了眼，抓起听筒就可以约他讲话。楼下的整面墙上最惊艳，都是丹青的画，大幅的古希腊时期的俊美男子身体，煽情得不得了。也有一张我的，也是丹青画的，差不多全裸的人体像。一度像幅招牌，挂在盘丝洞。但说来惭愧，后来我曾央丹青给“他”加上了衣服，还加了两次，先加了裤子，又加了背心。也不是不好意思，是画里太壮了，我也没有那么壮过。不过更遗憾的是，前两年适逢美华状况不好，做了一次拍卖，这幅画，还有丹青为我画的一组速写，都被一位好友收了去，想象又不舍又无奈。但关键时刻，确实靠它们拉了美华一把。
说回丹青，我真是要谢谢他。期初我也没想到，丹青会对同性恋文化那么支持，包括我们后来参加同性恋游行，花车都是他一手设计的。那是2000年，正因为“盘丝洞”的出现，纽约一年一度的同性恋大游行，第一次有了亚洲同志的声音。我们的盘丝洞花车，也接连四年在150辆光怪陆离的花车中胜出，被评为最佳花车奖。我特别骄傲于此，像是华人同志终于面对世界发表了宣言。丹青懂我，知道作为华裔，在同性恋这条路上注定要比其他族裔走得寂寞艰难的多。
我还记得，2005年前后，李安刚拍完《断背山》时，请我去看初版，然后问我的意见。那次在电话里谈了挺久，我就直说：以我一个同志来看，他们的感情基础不够厚啊，而且GAY跟GAY在Bar里碰到，眼神不是那样对望的。我讲的，当然也来自盘丝洞里的各种体验。听说后来李安又改了六次，成了最终的《断背山》。
后来我们还开过一个“盘丝洞”餐厅，做马来菜。所有的waiter都是《拾玉镯》中男旦打扮，每天头发吊起来妆面也做好，衣服是定制的类似戏服。我想着既是同志主题餐厅，也推广戏曲文化。可想得美，大夏天的，waiter每隔一段就得去补个妆，不然掉没了。就算上台演出两个钟头也就卸妆了，你12小时带妆服务不可能的。那算是个尝试，做了几年就关掉了。“盘丝洞”酒吧倒是火了好久，一直开到2013年，做了20 多年，也不容易了。
有人还说，白先勇的小说《纽约客》里的同性恋酒吧，就是以“盘丝洞”为原形，我没看过也没求证过。但我想说，有时同志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远超过异性恋。就以台湾为例，你能想象没有白先勇、林怀民，甚至年轻一辈如吴继刚的台湾会是什么样吗？
所以“盘丝洞”在纽约的诞生，应该不只是一个酒吧一个餐厅那么简单。至少纽约的几万华人同志有了自己的地盘，一个情感宣泄的地方。赚钱吗，也赚了，但显然不只为了赚钱。洋人同志吧里，他们习惯喝酒，洋酒一杯接一杯。华人来我这，有时一瓶白水插在裤兜后面里就进来了，一晚在那泡啊泡，再带走两个人。这是消费习惯不同，我太理解。所以你说我真是为了赚钱吗，我想让亚洲的GAY在这里有地方去，有尊严。不夸张地讲，我总觉得这是我的一个mission。
5、蓦然回首
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就能在美国那个所谓主流社会艺术圈站住脚、混下去的呢？竟然还能在美国联邦艺术基金会执委（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六年之久。还是好天爷让我运气好。
美国不设文化部，但他们有联邦艺术委员会、艺术基金会等，每年三千多万美元的budget。此前里面从未没有华裔，但我那一年，就成了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的首位华裔委员。听上去很吓人，像是打通了西方世界的文化权利部门，其实呢，我觉得就是凭着我这张中国人的黄种脸，美国人的艺术喜欢多元化，委员里总要有几个minority的face(少数族裔的面孔)，再加上我是GAY，让他们more excitable。你要是很strict，搞个伶牙俐齿的博士学历，可能反而还不行。
当时的纽约市文化局长 Henry Geldzahler，是个艺术史学者，曾经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馆长。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是纽约知名的同志，有一个波多黎各男友。见我把“美华”做得风生水起，也很欣赏我，曾经在林肯中心策划会上，专门批示过我们关于华埠两个企划案。“美华”就这样一直和纽约市文化局保持着合作。
巧的是，NEA 驻纽约的代表John Weasel也是个GAY，他和他的男友听闻过我为艺术、为同志作了很多事，就把我推荐给了联邦艺术委员会。在美国，Gay呢一定要带一点艺术，艺术一定要带一点Gay。他们一听说你是美华协会的创办人，又是一个Gay ,白人委员里那些是Gay不是Gay的都高兴不得了，他们找也找不到一个Chinese Gay在哪里呢，你这样莽莽撞撞就来一个，就变得很尊贵。所以这些对我都有加分。
但老实讲，我一进了华盛顿他们的委员会，就被发现：哎呀，Alan Chow 英文不行啊，学识不够啊。那怎么办呢，已经进来了，但是后来跟他们开会相处起来，他们发现，噢，He is a quite nice guy, he is not a trouble maker. Let’s keep Alan Chow. 还有我那个乱七八糟的英文呢，每次就霹雳巴拉乱讲，他们也觉得好玩的不得了。严肃的不得了的一个会议，我每次出场，气氛就变得轻松很多。他们也觉得我很真、很坦诚，恰到好处地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就这样，我在这么TOP的美国艺术殿堂里做审查委员，三年又三年，呆了六年。
那也是“美华”最风光的一段时间，每年有联邦委员会和纽约文化局的支持，加上那时所有的“华人之光”都想来纽约做一下“国际认证”，来林肯中心亮个相。所以那也是我们搞活动最热火朝天的几年。如今，美国经济下滑，政府早就断掉经费支持，我们只能硬撑着自谋生路。
我的生命里总会遇到一些贵人，他们像是被安排好了，在特定时候出现在我身边。比如当年的包太太，比如我老师童芷苓，比如纽约文化局的Henry Geldzahler，比如林肯中心的主管Jenneth Webster，还有一位算是我到纽约后遇到的最重要的一位贵人Olga Tong唐老太太。Olga Tong是个白人，人类学博士，当年嫁了个中国读书人，两人一直教书。先生过世后，她带着智障的女儿和女婿，在布鲁克林的大宅子里靠积蓄和福利金过活。整个美华创办的前二十年，背后一直有她照顾我的影子。
我认识她时她60多岁，直到她80多岁去世，她几乎一直在用全部的热情和富余时间，在帮着我和“美华”做事。别说那些重量级的企划案、项目书的翻译都出自她手，我在纽约的一个戏剧硕士论文都是我口述她打出来的。我在那小公寓里招待朋友，沙发里我们聊着天，她就能在厨房里煮着饭。她拿我当儿子，我也喊她Mom。我妈妈去世的早，我能想象到母亲对儿子毫无条件的爱也就是这样了。唐老太太去世前，把她在四层楼十三屋的房子过户到我名下。至今那房租，还支撑着“美华”的部份运转。当然，我也照顾着她那智障女儿、女婿，到他们过世。
如今唐老太太唐老太太的骨灰，现在还摆在我的办公室，我有点大事小事要做什么决定时，都会跟她念叨念叨。
我来纽约四十多年了，经历了这一代移民该经历的起起伏伏。因为做了“美华”，看上去似乎风光，旁人远远打量着，猜你生活总是灯火辉煌、嬉笑怒骂，总是人不风流枉少年。其实呢，背后的一切，冷暖自知。那些苦和难，都是自己扛着咽下去。可谁又不苦呢？
有时一回头会吓一跳，我这一辈的人好多都走了。你看，当年拍《西游记》的，唐三藏，猪八戒，沙僧，孙悟空，我们四个人其他三都走了。唐三藏何藩，全世界最好的摄影家，去年在洛杉矶也走了，就剩下我这个孙悟空翻着跟头。林肯中心户外艺术，当年我们六个成员发起创办，如今四个都不在了。上面我说的那些贵人，这些年来，也一个一个都往生了。現在只有我一个还在在世界上行走了，心里真难过。我年轻时觉得自己根本不会老，如今竟然也开始蓦然回首，还出了本回忆录。
人生的一些选择谁也说不清。我常想，如果我当年没有偷渡，留在台湾，“明星花露水”在台湾也是个事儿，作为周家的长孙，搞不好也会做个总经理、董事长什么的。那我周龙章就完全就是另一种人生，哪里会有纽约的Alan Chow。但命运就是这样，你自己选择上了哪条船，就自有它的航道。就像我祖父当年做商贾也曾富可敌国，但打下的江山也会改换他姓。我爸这曾经的公子少爷、联合报的副总经理，却终究跑去念了神学院，还当了牧师，最后自已建了座小教堂，在台湾以讲道传教信主终老一生。我这一辈子以同志行走江湖，看似阅人无数，其实真能称作男朋友的，不过三四个。美华呢，与我形同一体，风风火火做了四十年，撑起过它的黄金时代，如今也要面临困境低谷，亦要寻找合适接班人。总之，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我呢，真要能选择，就想一辈子能唱戏。我这一屋子藏着200多套戏服呢，光宝玉的头面都不知道要有多少套，张国荣在《霸王别姬》里的那套虞姬头面，也收在我这里，一切都是缘分。
真要蓦然回首，我偶尔也会好奇想想，当年那张证件上的小孩Alan Chow 是什么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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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丁歌：《新周刊》主笔，专栏作者，现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