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和太平洋的起源》的作者入江昭看来，日本一厢情愿地认为国际社会将捏着鼻子承认其对中国的鲸吞与蚕食，是日本最大的战略失误。

当然在日本一方看来这也并非完全一厢情愿，毕竟之前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都是胜者为王，日本就是靠打一步步奠定了自己跻身强国之林的资本，因此没理由相信“这一次不一样”。

但日本决策层最昧于时势之处就在于没有认识到一战后的国际格局是由“体系”主导的，也即主要由欧洲的凡尔赛和约体系和亚太的华盛顿公约体系所界定。这也意味着任何双边关系都要放到和被放到国际体系框架里来讨论。

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占从一开始就被视为对既有国际体系和秩序的挑战，以英美为首的华盛顿体系缔造者虽然因国际经济危机导致的实力下滑暂时无法出手制止，但对这一挑战行为及其结果从来没有公开表示接纳。从“九·一八”事变爆发的那一刻起，日本就被视为不负责任的国际体系和秩序的挑战者。

更令情形恶化的是，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进击，直接将其与苏联置于必有一战的战略态势中，也因此备战苏联长期成为日本的基本国策。

至此，日本陷入一个多重战略悖论中：如欲与苏联决战，则必须仰赖英美体系下的亚太石油资源，而其对中国的侵略，则又令其陷入与英美主导的华盛顿公约体系越来越对抗的态势。

日本面临的一个战略选择是，要么悬崖勒马，在获得“特殊权益保障”的前提下退出中国东北，回到华盛顿公约体系，要么毅然决然与既有体系决裂甚至另起炉灶。

在要不要与华盛顿公约体系决裂方面，日本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苦恼的纠结过程，他们不惮于退出国联，但却迟迟不愿退出华盛顿公约体系。当然也有学者指出，日本少壮派发动东北事变的考量之一，就是认为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表明既有的国际政经体系已经破产，日本需要构建经营自己的区域体系和秩序。

日本不愿退出华盛顿体系，一方面主要是因为对美国的忌惮，不愿直接与其对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日本一直习惯于双边外交，对构建有利于自己的多边体系力有未逮。这方面国力要弱很多的中国反而更胜一筹，无论是自始至终坚决站在英美一方，还是德国和苏联的阶段性合作，始终能围绕反制日本这一坚定不移而明确的目标来进行，而不像日本那样总是游移不定犹疑不决：无论是唆使中国反苏，还是拉拢中国反英美，还是选择与德意结盟，与苏联缔结和约，日本给人的感觉总是一厢情愿误判连连，而且还屡屡被盟友“辜负”：比如德国和日本心目中头号敌人苏联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时，根本没有提前知会日本。

日本属于地区而非全球强国的事实也制约了其构建新国际体系的努力，作为一个国际社会的二流角色，日本在德国眼里的主要作用局限于在亚洲牵制英美和苏联，好让德国在欧洲放手一搏时少些掣肘，而对英美而言，即使面对咄咄逼人的德国不得不暂时绥靖时，也依然没有放松对日本的压力，反而越来越加强对其的贸易制裁直至实行禁运。

当然，日本无法有效对抗美国主导的华盛顿公约体系，归根结底是因为它无法提出一个能让既有体系的参与者信服的新国际体系愿景，而试图说服邻国接受其侵略反而更能获得增量红利的努力更是荒诞不经。换言之，日本更擅长表达对既有体系的不满，更满足于做一个体系和秩序的破坏者，而不善于做一个新体系的建设者，其试图建立在侵略与征服基础上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也终究沦为历史的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