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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曹郁:像镜头一样,在生活中走来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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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曹郁:像镜头一样,在生活中走来走去

对曹郁来说,《脐带》是母亲与自己的离别。“如果没有这个电影,我很难接受妈妈妈离开这个事实。”

文|毒眸

回想起十几岁时感兴趣的光影和运动,曹郁发现,那其实就是电影摄影。

曹郁家里没人做视觉艺术,少年时也没系统学习过,但他本能地对“光影”着迷——生活中镜子的反射、物体的剪影,都是他表达某种感受的手段。

他的另一个兴趣点是运动,摄影机的“运动”。家里给他借了一台老式摄影机用,扛着摄影机走路,曹郁发现在墙角拐弯的瞬间视线会发生变化;坐在车里看窗外的行人时,街景也在流动。

如今,曹郁已经成为国内知名摄影指导,有《可可西里》《妖猫传》《八佰》《1921》等多部作品。“我就像镜头一样,在生活中走来走去,会错过一些东西,看到一些东西再转过来。”

这一次毒眸“电影幕后螺丝钉”系列《电影美术:银幕落下无人喝彩》《电影幕后,“声”入人心》《剪辑,电影的最后一步》要讲述的,是曹郁带着摄影机走来走去的光影故事。

镜头是瞬间决定的

如愿考进北京电影学院学摄影后,原本是学渣的曹郁迅速变成了学霸,因为终于可以全身心地学自己喜欢的东西了。但1997年毕业时,拍电影的机会并不像如今这样多,曹郁干了几年广告,拿了大奖,很快成了当时北京最贵的广告摄影师。

在忙碌地拍摄、赚钱的舒适区里,曹郁有些迷茫,不知道自己到底会不会拍电影。

直到拍了陆川的《可可西里》,曹郁找到了答案。勘景时,他从那片广阔的土地里找到一种自己属于那里的永恒感;看剧本时,曹郁就知道这一次一定得做得不一样。“我想把这部片子的影像带上我的烙印。”

在戛纳电影节见到曹郁时,他监制的作品《脐带》作为“中国青年电影推广计划”中的一部,在戛纳展映。在与我们的对话中回忆《可可西里》,这对曹郁的电影摄影事业至关重要,他告诉毒眸,虽然当时的自己并不知道那个“烙印”准不准确,但他还是想把《可可西里》拍成阴郁的感觉。

“好的摄影师肯定要特别懂剧本,把文字翻译成视觉,但这种翻译并不是简单地看图说话。”而阴郁,刚好是《可可西里》剧本故事的基调。控制光线和色彩,是曹郁实现“阴郁”的手段。

当年技术条件有限,胶片要经过特殊的、多次冲洗实验才能达到理想的饱和度;拍摄时,不同的自然光和打光也承担着不同的有关生命的隐喻。在这个过程里,曹郁发现摄影师要有两套语言体系,一套是跟导演、制片人和演员描述的,另一套是要翻译给摄影组听的。

比如希望感或者肃杀,这些文学词汇翻译成摄影词汇,可能是灯光的角度、镜头的角度、摄影机的高度和移动速度等具体的数字,是可以操作的摄影语言,而这些考验的是摄影师在感知力与技术手段之间的平衡,曹郁在拍《可可西里》时生涩地探寻这种平衡的准确性。

拍《南京!南京!》时,他才感受到自己达到了技术和情感的绝对匹配。“影片有很多手持摄影,我可以自己操作了,终于不用翻译给别人了。”曹郁说需要翻译的摄影技术像控制乐队,但他更喜欢手持摄影,因为它很像弹钢琴,可以自由地控制旋律。

在器材上完成的拍摄往往有充分的时间去等灵感来了再构图,而手持摄影的难度在于,摄影师的身体在三维空间里乱晃,不同的动作拍出的效果差别巨大,直觉变得非常重要。描述手持带给他的感受时,曹郁的身体下意识地、水蛇般扭动起来,似乎此刻身处的不是戛纳海边的咖啡厅,而是片场。

“镜头是瞬间决定的,要在一瞬间就知道该怎么拍。”曹郁跨过了等灵感的阶段,找到了瞬间的准确性。

《南京!南京!》的黑白影像是曹郁的另一个突破。

黑白影像只有黑、白、灰三种色调组成,拍摄时对光线的要求更高,但曹郁还是选择了黑白的提纯感。比如拍人物中枪后的流血,如果彩色画面里是鲜红的血,在曹郁看来这只是一种对观众比较廉价的刺激,不是影片要展示的主题,而黑白画面,观众注意到的是演员的脸,是杀戮的情节。

之所以坚持自己的判断,是因为曹郁对自己的技术和判断很有信心——《可可西里》和《南京!南京!》为曹郁带来了两座金马奖最佳摄影奖杯,天赋和准确性也从外部得到了验证。

摄影师的“价值”

在曹郁的描述里,十几年前拍《南京!南京!》只是他技术上的储备和表达正好与自己的感知重合,所以他可以驾驭得很好,如果换成另一个东西,可能他拍不了那么好。“当时可以用灵感或者才华来形容,但这种东西是不稳定的。”

拍《八佰》的时候,曹郁坦然自己更像一个真正的摄影指导了——因为掌握了一套自己的摄影语汇和表达体系,不管题材怎么变化,都可以拍得好。“对摄影师来说,经验会让直觉变得更准确,而技术会实现准确。”

《八佰》开机第一天,拍了四个小时后,曹郁觉得不太对,和导演管虎还有美术指导林木一起聊,发现演员的表演临场感不够、灯光也不够、痕迹有点重,想要的那种既真实又有表现力的感觉没达到——他们选择重拍。“我们很快就找到那种感觉了。”

亚洲第一部完全用数字IMAX摄影机拍摄的影片就是《八佰》,里面所有人物的死亡和重要的对白戏都是作为摄影指导的曹郁拍的。IMAX摄影机镜头和普通的不同,靠近拍摄对象稍微近一点或者远一点的差别很大——是加强还是削弱,考验的都是摄影师即刻的反应。

“肩扛摄影其实最难的就是在两三步的范围里微妙的镜头运动,是往前一点还是退后一点、向上一点还是乡下一点,这种细微的运动很难跟拍摄对象说清楚。”有时候只是演员一个眨眼,摄影机的移动就会拍出意味不同的画面,在曹郁看来,这是一种机器和人之间的“心灵碰撞”,也是手持摄影最核心的价值所在。

曹郁认为,摄影指导最重要的是完成叙事,在叙事里很重要的一点是为电影设计质感——是粗颗粒的还是细颗粒的,是柔和的还是强烈的,是高饱和度还是低饱和度的,不同影片区别很大,就是通过这种组合和创造力,把观众带进电影里,相信电影。“这是摄影师最值钱的部分。”

他给《八佰》确立的质感是一首诗。“如果一定要视觉化表现出来,《八佰》更像一幅现代画,是不能用萧瑟或者粗犷等词来概括的。”

质感确立的过程中,有很多潜意识的东西在影响着曹郁。就像影片中河的两岸,一边黑暗一边耀眼,预示着南北岸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而这里的光线,就是曹郁在潜意识里创造出来的。

如果说确立一部影片的面貌和质感,是摄影指导在艺术层面的工作,那如何实现这种质感、安排摄影机具体怎么拍,是对于技术真正的考验。曹郁拍摄的很多片子都没有分镜,因为他知道自己一旦抓住感觉后,很容易通过摄影技术拍出理想的效果,但他很注重灯光的使用——“灯光上我是很严谨的。”

在曹郁看来,摄影指导控制光线是很重要的,光线是导演没法参与进来的。“光线有很麻烦的设置,比如超大规模的灯光可能需要七八十个人一起工作,所以我会特别仔细。”灯怎么放,用什么样的吊车,电线是什么走向,要用什么样的电力、多少功率,所有具体繁琐的信息都要提前预想好。

《八佰》的所有光都给人一种是从光源里发出来的感觉,这是通过非常复杂的技术才达到的真实感。“我不想做成黑白的或者饱和度很低的战争片的感觉,我们可以拍出质感上饱和度低但灯光饱和度很高的彩色战争片。”

灯光组挂了上百个灯,用电脑匹配下边霓虹灯招牌的颜色——如果霓虹灯是绿的,上面的一组灯就是绿的,观众看到的霓虹灯照亮河两岸的感觉其实是经过电脑1:1调完后的结果,与此同时,摄影机的速度也要拼命跟上演员动作的速度——既真实又有造型感,曹郁说他当时也是第一次拍出那样好的效果。

《八佰》是曹郁职业生涯里非常重要的一步,这部作品登上了《美国电影摄影师》杂志封面,那是他年轻时就爱看的刊物,而曹郁也受邀加入了美国电影摄影师协会——年轻时的两个梦想都成了现实。“电影摄影是我最想干的事,只是以前我没想到我能干那么好,但现在越来越有趣了。”

电影是梦,但梦会蔓延

在和曹郁的对话里,只要聊摄影,他时常手舞足蹈,好像肩上已经扛起了摄影机、瞬间回到了拍摄现场。他语速很快,聊起电影时感情充沛,但在其他方面,他又显得没有那么爱表达——曹郁似乎更喜欢把自信和笃定用在电影上。

“导演说的话很重要,但导演的思维轨迹不是摄影师的影像轨迹,你必须绕过这个轨迹。”在曹郁看来,摄影指导要带着全摄影组,在属于影像的轨迹上走,最后和导演到达同一个终点。

他最不希望导演告诉他“这里你这么做,那里你那么做”,而是希望导演明确说出自己的目的和想要的东西——“很多导演不懂摄影技术,但是他们对画面有知觉和判断,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按照我的路子来做就行了,我自己知道应该怎么做。”

至于摄影指导转做导演这件事,曹郁的认知是,摄影师是拿到已经有的故事和题材去表达,而导演首先要找到合适的题材和想拍的故事。“我还没有这个题材。”

以前有学生问过他现实主义的影片在摄影上应该如何处理,曹郁认为根本没有现实主义题材和写实风格的电影——电影不是真的。“摄影机放在哪里都是不真实的,都是人选择出来的,没有真实的电影,电影从一开始就是假的,就是一个梦境。”

在他看来,电影是最像梦的艺术,因为它是由视觉和听觉一起组成的,作用于人的潜意识。而表演、摄影、美术等技术手段,让电影变成了技术含量很高的梦,但本质上还是梦。或许正是因为这种超现实感,神性有时才会降临到电影上——曹郁对电影《脐带》的影像感受就是神性。

一开始他还说不明白为什么会做《脐带》的监制,那么早就有动力跟导演一起改了快三年的剧本,做了漫长的前期筹备工作,直到拍摄时才想明白,这是命运给自己安排的机会。

电影的结尾,男主与母亲告别,剪断了两人间的“脐带”,拍这场戏的时候,曹郁的母亲去世了。母亲是一名文字记者,教会他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对文字的理解和感知力,曹郁与母亲的情感连接很深。

失去至亲后,在片场的曹郁原本以为自己无法承受这种痛苦,但拍摄时复杂的镜头转换,一个镜头接一个镜头,曹郁发现自己可以高效、冷静地处理所有问题。“就像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我抓紧她的手腕,先迈左腿、再迈右腿、再迈左腿,那天就好像是她在告诉我,先拍这个镜头再拍另一个,拍完串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离别的景象。”

对曹郁来说,《脐带》是母亲与自己的离别。“如果没有这个电影,我很难接受妈妈妈离开这个事实。”

曹郁定义他生命里真正重要的电影,不一定是艺术性最高或者获奖最多的,《脐带》很重要,是他和妈妈一起创造的礼物。这份礼物的意义在于,以前的他不知道很多问题的答案,诸如,如何继续向前走?别人走了后该怎么办?

但现在终于确认了,曹郁可以用很大的生命力来释放能量、支撑自己的野心,继续带着摄影机在世界上转来转去——和小时候一样。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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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曹郁:像镜头一样,在生活中走来走去

对曹郁来说,《脐带》是母亲与自己的离别。“如果没有这个电影,我很难接受妈妈妈离开这个事实。”

文|毒眸

回想起十几岁时感兴趣的光影和运动,曹郁发现,那其实就是电影摄影。

曹郁家里没人做视觉艺术,少年时也没系统学习过,但他本能地对“光影”着迷——生活中镜子的反射、物体的剪影,都是他表达某种感受的手段。

他的另一个兴趣点是运动,摄影机的“运动”。家里给他借了一台老式摄影机用,扛着摄影机走路,曹郁发现在墙角拐弯的瞬间视线会发生变化;坐在车里看窗外的行人时,街景也在流动。

如今,曹郁已经成为国内知名摄影指导,有《可可西里》《妖猫传》《八佰》《1921》等多部作品。“我就像镜头一样,在生活中走来走去,会错过一些东西,看到一些东西再转过来。”

这一次毒眸“电影幕后螺丝钉”系列《电影美术:银幕落下无人喝彩》《电影幕后,“声”入人心》《剪辑,电影的最后一步》要讲述的,是曹郁带着摄影机走来走去的光影故事。

镜头是瞬间决定的

如愿考进北京电影学院学摄影后,原本是学渣的曹郁迅速变成了学霸,因为终于可以全身心地学自己喜欢的东西了。但1997年毕业时,拍电影的机会并不像如今这样多,曹郁干了几年广告,拿了大奖,很快成了当时北京最贵的广告摄影师。

在忙碌地拍摄、赚钱的舒适区里,曹郁有些迷茫,不知道自己到底会不会拍电影。

直到拍了陆川的《可可西里》,曹郁找到了答案。勘景时,他从那片广阔的土地里找到一种自己属于那里的永恒感;看剧本时,曹郁就知道这一次一定得做得不一样。“我想把这部片子的影像带上我的烙印。”

在戛纳电影节见到曹郁时,他监制的作品《脐带》作为“中国青年电影推广计划”中的一部,在戛纳展映。在与我们的对话中回忆《可可西里》,这对曹郁的电影摄影事业至关重要,他告诉毒眸,虽然当时的自己并不知道那个“烙印”准不准确,但他还是想把《可可西里》拍成阴郁的感觉。

“好的摄影师肯定要特别懂剧本,把文字翻译成视觉,但这种翻译并不是简单地看图说话。”而阴郁,刚好是《可可西里》剧本故事的基调。控制光线和色彩,是曹郁实现“阴郁”的手段。

当年技术条件有限,胶片要经过特殊的、多次冲洗实验才能达到理想的饱和度;拍摄时,不同的自然光和打光也承担着不同的有关生命的隐喻。在这个过程里,曹郁发现摄影师要有两套语言体系,一套是跟导演、制片人和演员描述的,另一套是要翻译给摄影组听的。

比如希望感或者肃杀,这些文学词汇翻译成摄影词汇,可能是灯光的角度、镜头的角度、摄影机的高度和移动速度等具体的数字,是可以操作的摄影语言,而这些考验的是摄影师在感知力与技术手段之间的平衡,曹郁在拍《可可西里》时生涩地探寻这种平衡的准确性。

拍《南京!南京!》时,他才感受到自己达到了技术和情感的绝对匹配。“影片有很多手持摄影,我可以自己操作了,终于不用翻译给别人了。”曹郁说需要翻译的摄影技术像控制乐队,但他更喜欢手持摄影,因为它很像弹钢琴,可以自由地控制旋律。

在器材上完成的拍摄往往有充分的时间去等灵感来了再构图,而手持摄影的难度在于,摄影师的身体在三维空间里乱晃,不同的动作拍出的效果差别巨大,直觉变得非常重要。描述手持带给他的感受时,曹郁的身体下意识地、水蛇般扭动起来,似乎此刻身处的不是戛纳海边的咖啡厅,而是片场。

“镜头是瞬间决定的,要在一瞬间就知道该怎么拍。”曹郁跨过了等灵感的阶段,找到了瞬间的准确性。

《南京!南京!》的黑白影像是曹郁的另一个突破。

黑白影像只有黑、白、灰三种色调组成,拍摄时对光线的要求更高,但曹郁还是选择了黑白的提纯感。比如拍人物中枪后的流血,如果彩色画面里是鲜红的血,在曹郁看来这只是一种对观众比较廉价的刺激,不是影片要展示的主题,而黑白画面,观众注意到的是演员的脸,是杀戮的情节。

之所以坚持自己的判断,是因为曹郁对自己的技术和判断很有信心——《可可西里》和《南京!南京!》为曹郁带来了两座金马奖最佳摄影奖杯,天赋和准确性也从外部得到了验证。

摄影师的“价值”

在曹郁的描述里,十几年前拍《南京!南京!》只是他技术上的储备和表达正好与自己的感知重合,所以他可以驾驭得很好,如果换成另一个东西,可能他拍不了那么好。“当时可以用灵感或者才华来形容,但这种东西是不稳定的。”

拍《八佰》的时候,曹郁坦然自己更像一个真正的摄影指导了——因为掌握了一套自己的摄影语汇和表达体系,不管题材怎么变化,都可以拍得好。“对摄影师来说,经验会让直觉变得更准确,而技术会实现准确。”

《八佰》开机第一天,拍了四个小时后,曹郁觉得不太对,和导演管虎还有美术指导林木一起聊,发现演员的表演临场感不够、灯光也不够、痕迹有点重,想要的那种既真实又有表现力的感觉没达到——他们选择重拍。“我们很快就找到那种感觉了。”

亚洲第一部完全用数字IMAX摄影机拍摄的影片就是《八佰》,里面所有人物的死亡和重要的对白戏都是作为摄影指导的曹郁拍的。IMAX摄影机镜头和普通的不同,靠近拍摄对象稍微近一点或者远一点的差别很大——是加强还是削弱,考验的都是摄影师即刻的反应。

“肩扛摄影其实最难的就是在两三步的范围里微妙的镜头运动,是往前一点还是退后一点、向上一点还是乡下一点,这种细微的运动很难跟拍摄对象说清楚。”有时候只是演员一个眨眼,摄影机的移动就会拍出意味不同的画面,在曹郁看来,这是一种机器和人之间的“心灵碰撞”,也是手持摄影最核心的价值所在。

曹郁认为,摄影指导最重要的是完成叙事,在叙事里很重要的一点是为电影设计质感——是粗颗粒的还是细颗粒的,是柔和的还是强烈的,是高饱和度还是低饱和度的,不同影片区别很大,就是通过这种组合和创造力,把观众带进电影里,相信电影。“这是摄影师最值钱的部分。”

他给《八佰》确立的质感是一首诗。“如果一定要视觉化表现出来,《八佰》更像一幅现代画,是不能用萧瑟或者粗犷等词来概括的。”

质感确立的过程中,有很多潜意识的东西在影响着曹郁。就像影片中河的两岸,一边黑暗一边耀眼,预示着南北岸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而这里的光线,就是曹郁在潜意识里创造出来的。

如果说确立一部影片的面貌和质感,是摄影指导在艺术层面的工作,那如何实现这种质感、安排摄影机具体怎么拍,是对于技术真正的考验。曹郁拍摄的很多片子都没有分镜,因为他知道自己一旦抓住感觉后,很容易通过摄影技术拍出理想的效果,但他很注重灯光的使用——“灯光上我是很严谨的。”

在曹郁看来,摄影指导控制光线是很重要的,光线是导演没法参与进来的。“光线有很麻烦的设置,比如超大规模的灯光可能需要七八十个人一起工作,所以我会特别仔细。”灯怎么放,用什么样的吊车,电线是什么走向,要用什么样的电力、多少功率,所有具体繁琐的信息都要提前预想好。

《八佰》的所有光都给人一种是从光源里发出来的感觉,这是通过非常复杂的技术才达到的真实感。“我不想做成黑白的或者饱和度很低的战争片的感觉,我们可以拍出质感上饱和度低但灯光饱和度很高的彩色战争片。”

灯光组挂了上百个灯,用电脑匹配下边霓虹灯招牌的颜色——如果霓虹灯是绿的,上面的一组灯就是绿的,观众看到的霓虹灯照亮河两岸的感觉其实是经过电脑1:1调完后的结果,与此同时,摄影机的速度也要拼命跟上演员动作的速度——既真实又有造型感,曹郁说他当时也是第一次拍出那样好的效果。

《八佰》是曹郁职业生涯里非常重要的一步,这部作品登上了《美国电影摄影师》杂志封面,那是他年轻时就爱看的刊物,而曹郁也受邀加入了美国电影摄影师协会——年轻时的两个梦想都成了现实。“电影摄影是我最想干的事,只是以前我没想到我能干那么好,但现在越来越有趣了。”

电影是梦,但梦会蔓延

在和曹郁的对话里,只要聊摄影,他时常手舞足蹈,好像肩上已经扛起了摄影机、瞬间回到了拍摄现场。他语速很快,聊起电影时感情充沛,但在其他方面,他又显得没有那么爱表达——曹郁似乎更喜欢把自信和笃定用在电影上。

“导演说的话很重要,但导演的思维轨迹不是摄影师的影像轨迹,你必须绕过这个轨迹。”在曹郁看来,摄影指导要带着全摄影组,在属于影像的轨迹上走,最后和导演到达同一个终点。

他最不希望导演告诉他“这里你这么做,那里你那么做”,而是希望导演明确说出自己的目的和想要的东西——“很多导演不懂摄影技术,但是他们对画面有知觉和判断,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按照我的路子来做就行了,我自己知道应该怎么做。”

至于摄影指导转做导演这件事,曹郁的认知是,摄影师是拿到已经有的故事和题材去表达,而导演首先要找到合适的题材和想拍的故事。“我还没有这个题材。”

以前有学生问过他现实主义的影片在摄影上应该如何处理,曹郁认为根本没有现实主义题材和写实风格的电影——电影不是真的。“摄影机放在哪里都是不真实的,都是人选择出来的,没有真实的电影,电影从一开始就是假的,就是一个梦境。”

在他看来,电影是最像梦的艺术,因为它是由视觉和听觉一起组成的,作用于人的潜意识。而表演、摄影、美术等技术手段,让电影变成了技术含量很高的梦,但本质上还是梦。或许正是因为这种超现实感,神性有时才会降临到电影上——曹郁对电影《脐带》的影像感受就是神性。

一开始他还说不明白为什么会做《脐带》的监制,那么早就有动力跟导演一起改了快三年的剧本,做了漫长的前期筹备工作,直到拍摄时才想明白,这是命运给自己安排的机会。

电影的结尾,男主与母亲告别,剪断了两人间的“脐带”,拍这场戏的时候,曹郁的母亲去世了。母亲是一名文字记者,教会他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对文字的理解和感知力,曹郁与母亲的情感连接很深。

失去至亲后,在片场的曹郁原本以为自己无法承受这种痛苦,但拍摄时复杂的镜头转换,一个镜头接一个镜头,曹郁发现自己可以高效、冷静地处理所有问题。“就像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我抓紧她的手腕,先迈左腿、再迈右腿、再迈左腿,那天就好像是她在告诉我,先拍这个镜头再拍另一个,拍完串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离别的景象。”

对曹郁来说,《脐带》是母亲与自己的离别。“如果没有这个电影,我很难接受妈妈妈离开这个事实。”

曹郁定义他生命里真正重要的电影,不一定是艺术性最高或者获奖最多的,《脐带》很重要,是他和妈妈一起创造的礼物。这份礼物的意义在于,以前的他不知道很多问题的答案,诸如,如何继续向前走?别人走了后该怎么办?

但现在终于确认了,曹郁可以用很大的生命力来释放能量、支撑自己的野心,继续带着摄影机在世界上转来转去——和小时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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