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健康》杂志2023年第4期刊发了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撰写的《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注重加强一孩生育支持》一文。贺丹在文章中呼吁取消生育支持政策的孩次差异和户籍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是国家卫健委的直属事业单位，主要职责包括开展人口科学、人口健康、人口和家庭发展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发挥人口与发展领域国家智库作用等方面。贺丹曾任原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副司长，目前还担任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常务理事等职务，是第十三届、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贺丹在文章中称，党的二十大提出“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各地陆续出台了配套支持措施，取得积极进展。但是，一些地区将政策聚焦于二孩和三孩家庭的奖励支持，一孩生育作为保持和提升总体生育水平的“基本盘”，反而被忽视。这不仅会抑制广大家庭的初育意愿，也将对再生育意愿造成不利影响，最终影响适度生育水平的实现。

她指出，一孩生育的萎缩和推迟是拉低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我国总和生育率从2019年的1.52下降至2022年的1.07。分孩次看，一孩生育率从0.7跌至0.5，一孩平均生育年龄从26.4岁升高至27.4岁。能生且愿意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家庭数量明显减少。一孩生育率下降将进一步降低二孩和三孩生育率，加剧生育水平下降趋势。

而且，一孩生育养育体验较差是影响家庭再生育的主要因素。中国婚育状况调查数据显示，多数一孩母亲对备孕、怀孕和生育的过程感到不安，孩子出生后生活质量下降、养育孩子压力大、教育过程太累太操心等导致家庭不愿意再生育。2019年以来，我国二孩生育率从0.7跌至0.39，二孩出生比例从46.4%下降至38.6%。这既与家庭对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承受能力不足有关，也和家庭对初育过程的主观体验较差有关。

贺丹认为，一孩生育支持微弱凸显地方对中央政策的理解偏差。中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被简单理解为“三孩政策”，忽视了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构建这一根本目标。一些地方政策以二孩和三孩奖励为重点，一孩生育的支持保障明显缺位；一些地方政策仅覆盖户籍人口，造成新的福利二元分割。

如，某市向有本市户口的二孩和三孩家庭分别发放一次性补助5000、20000元，而新市民以及一孩家庭不享受该项政策。“这些政策可能不仅难以提高生育意愿，反而带来政策的碎片化、孩次间的不公平，不符合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总体目标。”贺丹表示。

贺丹强调，要加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构建，注重各项政策的配套衔接，减少生育支持的孩次差异，降低生育养育成本，提升生育养育体验，引导适龄婚育。取消孩次差异和户籍限制，坚持公平、包容、友好的生育支持导向。

“取消生育支持政策的孩次差异，从全周期、全过程的视角设计生育支持政策措施，避免出现一孩不补、二孩少补、三孩多补的差异化递进式支持政策，着重改善家庭初次生育养育的过程体验，提高一孩家庭生育的获得感和再生育意愿。取消生育支持政策的户籍限制，将生育支持政策与户籍脱钩，保障流动人口享有与户籍人口同等的政策待遇。”贺丹表示。

界面新闻注意到，这已不是贺丹第一次呼吁取消生育支持政策的孩次差异。在2023年全国两会上，贺丹就提交提案称，生育支持政策不能只给二孩、三孩，一孩才是生育萎缩的主因。她表示，一孩被认为是一个家庭的“刚需”，不管是否有支持政策，一般家庭都会生育至少一个子女，因此常常被政策制定者忽视。

各地的育儿补贴政策确实体现出孩次差异性，此前据界面新闻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至少10多个地区实施育儿补贴政策，但仅有深圳市和陕西省宁陕县，针对一孩家庭发放补贴。

贺丹呼吁重视生育一孩家庭的建议获得广泛支持，但避免差异化、递进式支持政策的观点仍有不少人持保留意见。人口学专家何亚福曾告诉界面新闻，所有孩子都应该一视同仁，对一孩家庭进行支持，这也是学界绝大多数人的观点。但他认为，如果从鼓励生育的效果来看，“取消生育支持政策的孩次差异”值得商榷。

何亚福认为，养育二孩的经济压力比一孩大，养育三孩的经济压力又比二孩大。大部分已婚夫妇都愿意生育一孩，而愿意生育二孩的夫妇较少，愿意生育三孩的夫妇就更少了。生育的孩次越高，补贴金额越高，这样更有助于鼓励更多夫妇生育二孩三孩。

从世界范围来看，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是把各个孩次都纳入补贴范围，并且孩次越高，补贴金额也越高。以中国台湾地区为例，从2022年8月起，育儿补贴金额为：第一胎每月5000元（新台币，下同），第二胎每月6000元，第3胎以上每月7000元。

针对贺丹提出的取消生育支持政策户籍限制，何亚福表示，目前许多地方都已经将流动人口权益保障、提供公共服务和便利纳入居住证登记制度，逐步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因此推动育儿补贴覆盖新市民也是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