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丨陈振芳
李秀敏第一次坐飞机是从昆明到北京。飞机升空时有些颠簸，他想起几个月前有架东航飞机失事。头一次感到失重，他耳膜涨气、头有些疼。夜里11点，李秀敏和父母顺利降落在首都机场。“帝都”和他想象的不太一样。大巴飞驰而过，无边无际的居住楼有着上世纪的年代感。大学校园倒很“精致”，教学楼、宿舍都很整洁。从县城到北京，李秀敏准备了好几年时间。进入中国政法大学、成为刑辩律师，是他高中的梦想。今天终于迈出了重要一步。
李秀敏曾复读一年，曾经的室友徐文成比他早一年上大学，进了北京大学。两人都来自云南人口大县——会泽县。近年来，这个曾经贫困的大县靠教育闻名遐迩，不少外县人慕名来此求学。最厉害的一年，会泽县有18个学生考上了清华北大。
同样是从会泽考到北京的顶尖学府，已上大二的徐文成，似乎没有李秀敏那么意气风发。
“我曾以为自己至少智商还可以，但现在不这么觉得了。” 在北大读大二的徐文成语气中有点无奈。在五道口的一家餐馆，他坐在我对面，说话时偶尔低下头。未满20岁的他，中等身高，有些瘦弱，有些拘谨。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几乎没怎么动桌上的食物。因为农村学子在顶尖高校的比例逐年减少，为促进教育公平，北京大学从2015年起启动了“筑梦计划”，徐文成正是通过“筑梦计划”进入北大的。
从高中到大学，从县城到首都，这些年青人经历了什么样的心理变迁？在高考指挥棒下，中国县中不断“衡中化”。那些从超级县中走出来的优胜者，未来的人生会如何书写？我带着这些问题去采访，发现不同受访者有着不一样的经历和心态。
郑雅君博士的《金榜题名之后》一书给我许多启发。她在书中提出上大学的两种模式：“目标掌控”和“直觉依赖”。前者能有意识地树立生涯目标，并且知道如何通过管理自身的行动来趋近目标。而后者则在大学里陷入无目标状态，主要倚靠直觉和旧有习惯来组织大学生活。郑雅君认为，直觉依赖模式和家庭背景存在一定联系。很多人解读成，寒门贵子常常被“直觉依赖”模式俘获。不过，通过采访，我却发现事实不那么简单。
个人的命运和未来，终究掌握在那些对职业或事业有目标的人手中。
以下是李秀敏和徐文成讲述的高中到大学的经历。
李秀敏：成为律师是我的理想
学法律一直是我的理想。高一物理考了53.5分，之后我果断选择文科班，同时逐渐深刻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也确立了职业目标。
2020年寒假，新冠疫情刚开始，那时我读高二。在B站我刷到偶像罗翔讲述“张玉环冤案”的视频，这个案件引起我和宿舍同学的极大愤怒。我明确告诉他们，我要学法律！现在我已记不清张玉环冤案的具体细节，但这个案件的确坚定了我走律师之路的理想。今天，我正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罗老师近在眼前，是我们学院的老师。
高三生活基本上都是复习、练习、考试、讲试卷，不断重复。印象最深的是，2021年6月6日，我去看考场，发现竟然和前女友在同一个考场。难道命运给我们安排了一场完美的道别？
我是复读生。第一年高考，我考了654分，全省272名。由于高考志愿滑档，被外交学院日语专业录取。我没有去，因为要深造就必须出国，而我的家庭条件不支持。那也不是我的理想院校。
复读之后，我考了670分，全省93名。爸爸希望我报考6所部属师范大学，我的分数应该可以随便上一所。爸爸的理由是，师范毕业后工作稳定，而且学校免费吃饭，花钱不多。他的观点我理解。我家并不宽裕。父母一直在昆明打工，父亲2021年在工地上不小心摔了，现在已丧失劳动能力。但是，出于对理想的追求，我的高考志愿只填了两个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另一所师范大学。这是一个有点“理想主义”的选择。
毫不意外，我被中国政法大学录取了，并被随机分到刑事司法学院。这正是罗翔老师所在的学院，上天似乎一直眷顾我。同宿舍的一位同学考入了吉林大学的法学专业。我们俩都实现了当年的理想。
刚开学时，我有点失落。学校太小了，完全不像中国法学最高学府该有的样子。
前两个星期，即便完全没有课，也不能出校门，我们在宿舍都快憋疯了。这种生活很像高中时期。当时学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叠军被，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出校，每周半天假，每月2天假。学校离家有27公里，每月只能回家一次。我知道，在那种环境下，衡中模式无可避免。在贫困山区，我们只能通过好好学习才可能走出去。
在大学遇到的主要心理落差是，高中排名靠前的优越感渐渐剥落，大学同学都是大佬，我开始有点自卑。而且，高中时期是他律，大学更需要自律。有的同学早上五六点就起床去图书馆，我暂时做不到。另一个大问题是，如何有目的的去图书馆学习。我的表达能力也有欠缺，在课堂提问中，有些同学的提问非常有条理，但我却无法较好的表述问题和深入思考。
我按部就班的上课、做作业、参加社团，总感觉还没真正的进入大学生活，心态和高中生差别不大。这些事情令人挫败，我也只能慢慢提升自己。
我对法治的理想主义态度也有所变化。老师都是大佬，他们在课堂上讲，法律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无疑是给心怀法治理想的新生当头一击，我们的确想得太简单了。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只是所有弥补方式中最好的那种。不论呼格吉勒图案还是张玉环案，我都认为，办案机关和人员存在疏忽，应该受到严厉制裁。这关系到一个人的自由和生命，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一次犯罪不过是污染了水流，但不公正的司法污染的是整个水源，影响的是人民对司法的信心。
另外我也了解到，相较于民商法律师，刑辩律师的风险高、收入低。但刑辩律师干得好，可能会救人一命，可以避免冤假错案，甚至保住一个家庭。
我的王者荣耀ID叫“17岁端饭游走”，有人问我，你都已经20岁了，还17岁呢？17岁是青春的代名词，16岁太小，18岁又过成熟，17岁的青涩正好。在我17岁那年，谈了第一次恋爱，虽然短暂，但也不负17岁。
我的下一步计划是考进北京大学法学院读研究生，将来毕业后能回到云南昆明，成为一位刑辩律师。
徐文成：我不反感“小镇做题家”的标签
2021年7月19号，高校专项批次录取的最后一天，结果一直没出来，我很担心。晚上传来消息，我被北京大学录取。我是乡里第一个考上北大的学生，这是家族的荣耀。
办状元酒那天，来了好几十桌人庆贺。那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
我从小就是一个比较“野生”的孩子。小学一到四年级，我跟随到父母昆明打工，在那里读书。五年级以后回到老家村小读书。六年级开始，一个人做饭、上学，吃的就是炸洋芋、蛋炒饭、泡面。初中时有外婆带我，直到我高三时，爸妈才从昆明回到老家。
高中我上的是会泽茚旺中学。这个学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教学模式跟衡水没有区别：分数为王，不准玩手机、平板电脑。每天早上6:50至12:20学习，午饭后 1:00到1:50午休，但我会在宿舍床上看题，学习半小时。我属于最努力的那一批人。尤其是高三，每天早上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一直到中午吃饭，我才会去上厕所。
2020年寒假，我上高三，受新冠疫情影响，寒假长达三四个月，我一直在家努力刷题。假期后数学成绩突飞猛进，平时考分接近150。当时我在全年级最好的A班。最后我考上了北大，其他同学基本都上了985或211大学。
和其他事情相比，恋爱是我高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从此我感到不再孤独。
她是我初中隔壁班的同学，一直没有交集。高中时我们一起进入文科班。她比较乐观，喜欢唱歌跳舞，爱笑，也很温柔。我们最初只是见面时互相笑一下，后来加QQ聊天，慢慢走在一起。但很快就分手了。因为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我们很快又和好了。每天尽可能一起吃饭、聊天，晚上我送她回去，周末假期一起出去玩。
其实我初中就谈恋爱了。我一直都认为，谈恋爱并不会影响成绩，它只会影响思绪，譬如吵架会比较难受，上课也听不进去，占用一定精力。但是，人怎么可能一直麻木的学习呢？偶尔有其他事情吸引，调动一下情绪，才更符合人性。而且，两人在一起互相学习，一起朝着更高的目标前进，生活也没那么枯燥。她给了我很多支持，谈恋爱让我更积极。
最后她考上了云南本地的一所高校，我们开始异地恋。
恋爱也不会让我改变高考志愿。如果考不上北大，我肯定会复读一年。我要出去见世界，我不甘心待在云南。其实，我高考考得并不好，平时统测成绩都在一二名，最后只考了全县第五名。因为在云南省的“北大筑梦计划”拿到第一名，我就来了北大。
不过，考上北大后，我逐渐从开心、憧憬和期待渐渐变为不安。北大给我的打击是巨大的。
高中时我是学校的焦点，整个年级都知道我。自信的我，热心辅导同学，他们都夸赞甚至崇拜我。但到北大后，我成了透明人。这里厉害的人很多，比如北京的同学就更自信，他们愿意发表自己的观点，敢于质疑而不是完全顺从老师。而我，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本科生，老师不会对你留下印象。我很少参加社交活动，班上没几个人认识我，宿舍关系堪称“相敬如宾”。我一个人去上课、写作业、回宿舍、吃饭，再回来，平时大家在宿舍都戴着耳机看电脑。
大一期中考，我有7个高数题都不会做，倍受打击。而我高中时却最喜欢数学，平时能考接近满分。上大学才发现自己的数学太菜了。或许我努力的方式不太对吧。
一方面学业成绩惨淡，另一方面，异地恋也进入瓶颈。有段时间，我的学业压力非常大，很烦躁，没时间陪女朋友。不满情绪慢慢积累，我可能说错某句话，就会惹她生气，两人爆发争吵。
在大学我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选专业、选课、学工、进组、社团、入党……还有各种各样的难题：课程报告怎么写，论文是个啥，Pre又是干什么，课程的重点在哪儿？高数好难，英语听力和口语我听不懂又不会说，计算机的使用经验几乎为零……大学同学都太卷了，让我压力巨大。很多人大一就参加学工（学生会和团委），进课题组研究，修双学位。报经济学双学位的同学尤其多，这些我都没有尝试。
大一上学期我很不开心，大一下学期我开始欺骗和催眠自己：好好的生活就行了。那时精神状态不太好，陷入迷茫、悲伤和自卑。有时候我也有种叛逆心理——成绩有那么重要吗？我一度快要支撑不下去了。游戏再次成了我的宣泄工具，我变成一个典型的宅男。不好好复习、天天打游戏，看电视。
期末时，高中的老问题又出现了，我偏头痛特别严重。可能是因为鼻炎，不注重身体锻炼，又或许是学习太多、久坐。偏头痛是一种疑难杂症。我去校医院检查，医生说我没问题，只需要放松放松、多锻炼。
那段时间，我家的经济状况也进入了低谷，我为此焦虑和难过。前几年，父母回老家养鱼、养鸡，都卖不出去。在猪价高企时开始养猪，却面临非洲猪瘟，价格暴跌。最后鱼塘荒了，昨天看着好好的动物，一旦传染瘟疫，一晚上就没了。一连串事件后，我们家的收入基本为零，甚至是负数。
后来我申请了助学金，每年接近2万的北大助学金，这笔钱帮我解决了金钱方面的焦虑。
进入大二，我逐渐调整过来，更明白自己应该去做什么。我每天都在刷编程、作业、数学题。高数真的太难了，要投入大量时间，不然绩点会很难看。
我并不排斥“小镇做题家”这个标签，或许它带有贬义，但也是在描述客观现象。我更在意将来会不会更好。“衡水模式”确实不太好，但我从不批判它。会泽是贫困大县，选择题海战术也无可厚非，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高考进入好大学，开阔眼界。在小地方刷题，到北大也在刷题，只是换了形式。很多事情都是内卷。我尽力朝着想要的方向走，我可能平凡，但一定不会差，至少我努力去实现过。在做很多人生选择的时候，我都依靠某种直觉和感受，我喜欢遵从内心。
未来，我可能会保研读研究生，晚三年进入社会。我不想那么快面对社会，确实有点逃避。我听说，硕士就业还不如本科直接工作，但感觉主流趋势还是读研。读研后，我会去西南地区的互联网公司就业。互联网进入寒冬，都在降薪、裁员，但我对自己和生活要求没那么高，对其他方向没有太多考虑。我不太喜欢北上广，这些城市竞争太激烈，加上我的身体也不太好，不太能承受压力。买房就更不敢想象了。
大学前，想象中的北京是高大、雄伟、神秘，人群忙碌，后来发现北京也没那么好。现在的我，还是很怀念高中。那时候我有思想、踏实努力、生活充实，按部就班地等待一所名校录取。
（应受访者要求，李秀敏、徐文成为化名）
——完——
作者陈振芳，界面新闻记者，关注教育，探寻时代变迁中的人性。
题图: 2013年8月25日，南京市某高校开学报到的新生。来源：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