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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投”，去年的一天，我又看到了这个名字。那是朋友发布在社交网络上的一张照片，拍摄于夜间，两个圆头圆脑的白色汉字，在雍和宫大街一面降下的卷帘门上。签在角落的，还有他的英文名字“ZATO”，笔触同样简单稚气。
想不起来在哪儿，可我确定不止一次见过这个名字。照片下很热闹，大家纷纷回复曾在某处见过“杂投”的涂鸦，像辨认出暗号一样惊喜。我忍不住好奇，“杂投”是谁？
在网上搜索“杂投”，你会看到各种版本的说法。有人说，杂投是一个可以追溯到七十年代的涂鸦组织；有人说是北京大名鼎鼎的四人涂鸦团体；有人说杂投是外国人；还有人说杂投经营着一间工作室。都没准数。百度“涂鸦吧”出现了“寻找杂投”主题帖子，有追随者单独建立了“杂投吧”，吧主和成员们不定时地将路遇或专程刷街拍下的“杂投”踪迹贴到吧里。
2012年，美国人蓝天拍摄了第一部关于中国涂鸦的纪录片《北京涂鸦》。影片没有字幕，有人在受访时用漫画书遮脸，大部分涂鸦者的面部镜头做了模糊处理。影片最后拉出了参与名单，杂投并没有出现。
杂投从没在网上留下任何踪迹。每隔一阵，街上出现新的涂鸦，说明他又来过了。在一长条红砖墙上，铺着一句体积宽大的白字：“我没有过去，我没有未来。”
北京街头涂鸦记录者LLYS从2004年开始拍摄涂鸦，记录了北京涂鸦十多年的发展。圈里人都叫他“刘老师”。2007年，刘老师开了一个博客，专门记录涂鸦。涂鸦者们翻到博客认领作品，便和他联系上了。
2015年3月，我在刘老师家见到了一堆杂投的作品。他很喜欢杂投，专门整理了一本杂投的册子，收了200多张作品。
有的是完整的大幅作品，用行话说，叫piece。巨大的“杂投”二字以不同形态强行霸占卷帘门、房顶和灰墙。有一幅字被团团雾霾围困，昭示污染，另一幅“杂投”长出手来，握刷子拎漆桶，像在调侃清除涂鸦的人。一个简笔画的半身男人经常出现，椭圆脸，眼睛是两道直愣愣的线，一副麻木，又受够了的表情。杂投有时写短句，比如“没钱没关系”，“很黄很暴力”。在四家连排商户的卷帘门上，杂投一字一整门地刷上：“没”、“有”、“意”、“义”。
另一种作品是几秒钟解决的快速签名，俗称“崩子”。杂投有时签中文名，有时签英文“ZATO”，仿佛无处不在。变电箱、窗沿、电线杆、蹦蹦车厢，都被标记。杂投出现在东四、安定门、鼓楼东大街、雍和宫，似乎整个东二环都是被签下的地界。
开始注意到杂投后，刘老师一直期望能见见他。有一天，一个涂鸦者和杂投一块买喷漆，短信告知刘老师，他立刻赶到现场。见到杂投有些意外。之前，他看杂投有些作品在难以攀爬的高处，猜测他是个厉害的壮汉，没想到是文质彬彬的青年。他管杂投要了个签名。回到家就在博客上分享了今天的见面，他贴出了一张杂投签名的照片，拍照时，他细心地避开了杂投的脸。但很快他就收到杂投的信息，拜托他删掉照片。他不希望出现自己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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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街头最早的涂鸦，是1995年出现的张大力的”大人头”。艺术家张大力那时从意大利回国，在北京过得穷困潦倒。在工地废墟、犄角旮旯，他用简单粗犷的线条喷了一个个张开嘴的大人头。但张大力的出现像一次孤立事件，刘老师和后来形成圈子的涂鸦者们并不承认这是北京涂鸦文化的开端。张大力一直以艺术家身份自居，后来出了名，成立工作室，很快告别涂鸦，专注于装置艺术。
刘老师说，现在涂鸦圈子里最早开始玩的，应该是李球球，他的tag（签名）是“0528”。李球球从2000年初开始玩涂鸦，组建了北京第一个涂鸦团队——北京喷子。在圈里，他是个大哥式的人物。
今年夏天，我在北京798见到李球球，他反戴一顶棒球帽，一下巴灰白的胡茬。李球球最早玩的是滑板，他和几个伙伴常在五道口一带活动，那时刚开始接触Hip-hop文化，滑板、说唱、涂鸦一块儿玩。2001年，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创办了一个滑板公司，起名“社会”，生产、设计滑板，也做T恤、帽子之类的周边，推广街头文化。他们都不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但因为喜欢这文化，就尽力坚持着。公司不挣钱，李球球常常需要靠接商业涂鸦补贴生活。他是一对双胞胎男孩的爸爸。前几年，忙着照看孩子，他几乎不怎么喷东西了。
我向他问起杂投，他笑起来，“他那字写得太难看了”。不过他很喜欢杂投写的短句，觉得有意味。“我们现在小孩玩的涂鸦，还是玩的美国以前街头那套，就写字，签tag，还都是英文，人家也看不懂。以后肯定还要发展，杂投写句子那种类型，没准是个方向。”
李球球没有见过杂投。不过他说，北京有一个年轻团队，名叫KTS，曾跟杂投一块儿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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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S号称“北京街头第一帮”。2011年接受《北京涂鸦》采访时，他们展示了一幅签了队名的北京市交通旅游图，摊开后，红色小叉撒开在环环扩散的北京城区，西北海淀和东南二环居多。“到过的地方都给喷了，喷了的地方都标注出来，等all city之后再all country。”麦斯说。他那时20岁，是KTS的成员之一。
麦斯高二时，在左手食指、中指和无名指上文了“M”、“E”、“S”三个字母。出乎意料，这件事并没有引发暴风骤雨。班主任看到后，也没有找他麻烦，这已经超出了她对高二学生的想象，她一直以为是画上去的。至于麦斯的父母，大概觉得这孩子已经无可救药，懒得再提了。
“MES”是麦斯的tag。那时他已经玩了一年涂鸦，经常夜不归宿。
麦斯第一次看到涂鸦大约在2006年，他念初三，坐地铁上学。列车即将驶入四惠站时，一路绵延的灰色轨道外墙上突然蹦出一块涂鸦，那是刚走上街头的“观音”留下的崩子。“观音”是紧接着“北京喷子”出现的涂鸦团队中出挑的一支，作品带有显著的中国元素，后来团队转为工作室，再后来工作室也散了。
麦斯喜欢画画，看到那块涂鸦后，他手痒，开始用马克笔画课桌、画校服，也上网搜寻什么是涂鸦，应该怎么干。也差不多在那时，他听到了美国说唱歌手阿姆，他开始往更根源的美国地下说唱挖掘。老派匪帮说唱很重叙事，讲述美国底层黑人的街头生活，主题往往是犯罪、帮派，几乎每首歌都是一个故事。
在学校，麦斯是个混不吝的角色。他会在老师走路时往她高跟鞋鞋跟下垫东西，在老师背过身写板书时，在讲台上点燃涂改液，烧出一股刺鼻气味。他干过很多混蛋事儿，被教训时，他就笑着直视老师。
那几年，家里出了很多事，父母无暇管照他。上了高中，麦斯已经是个大哥了。他觉得上学非常无聊，缺乏刺激。而Hip-hop音乐里鲜活的故事和真切直接的感受让他着迷。他在学校带起了一股风潮，玩街舞、街球，T恤和帽衫大得可以当被子，裤子一定要长到踩在地上。到了周末，他就拉上一帮同学到街上瞎晃，找废墟或人迹罕至的地方涂鸦。渐渐画得多起来，晚上也出去。生活费全部用来购买喷漆。
对于高中生来说，夜不归宿是件大事，如果不幸被警察逮住，喊家长来领人，那问题就更严重了。渐渐的，跟麦斯瞎混的同学因为家里或学业压力，新鲜劲儿渐渐退去，都不再涂鸦了。只有麦斯自己，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一开始，他力求画得漂亮，找个没什么人的地儿，精心地画上大半天，觉得自己在美化城市。他会拍下作品，发到百度涂鸦吧。那时，做涂鸦的人都在贴吧交流讨论。画了一阵，他的想法变了：学着国外流行的风格画字母，始终只是模仿而非真实的表达；如果只追求画面精美和高超技巧，那是壁画，不是涂鸦。他有意识地避开惯常的风格摸索自己的想法，在更危险、难度系数更高的地方喷，也不再往网上发作品了。他觉得，真正的涂鸦只属于街头。
第一次喷广告牌是在冬天。他在深夜爬上高高的铁网，在寒风里抖了整整半个小时，才掏出喷漆开始画。第二天，看到往来路人一仰头便望见他醒目的tag，想想黑夜里晃晃荡荡的铁网，他的成就感一下就蹿上来。
在贴吧，麦斯认识了另一个涂鸦者波波，BOERS。波波大他两三岁，是学计算机技术的大学生，经常画卡通老鼠。两人约着一起喷了几次后便熟了。有一回，赶上一个以团队为单位参加的涂鸦比赛，他们便搭了伙，起名KTS——Kill the street，意思是，杀死街道。
麦斯上到高三，已经画疯了，他几乎不太去学校，后来干脆退学。
他整宿整宿地混在街上，喷到早晨才迎着太阳回家睡觉。他每天呆在家里，抽很多烟，几乎不接触外人。日子过得一团混沌。母亲从没有明令禁止儿子做什么，只是不断地问，“一直做涂鸦，你以后能干什么？”这个问题带来很大的压力，令他非常焦躁。有时他忍不住吵起来，吵急了，面对母亲又毫无办法，他就自己撞墙。撞得狠时整个人撅了过去。
有时，KTS团队也试着接商业活，希望能凭手艺挣点钱。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会主动拉生意。朋友介绍了一些给驾校画墙之类的零活，也做得不大愉快。他们好像都缺乏必须的沟通能力，无法跟人谈好条件和价钱。有时，他们也因为内部的沟通问题，把事儿整黄了。这条商业之路还没走起来，就被证明根本行不通。
对麦斯来说，最大的压力来自父亲。从很早开始，父亲就表现出对他的不屑，认定儿子一无是处。抱着一种“做给他看”的心理，麦斯极其迫切地试了些出路。他先是用几次商业活挣的钱缴学费，学做文身。文身除了绘画和设计，需要一定时间的练习，才能熟练掌握纹枪技术。可他太急于求成，总想着几次就能得心应手，越着急越没感觉，还没开始挣钱便放弃了。随后，他报了一家马来西亚美术培训机构，去了却发现，那里根本不教设计思维，只教如何使用修图软件，训练出的是一拨流水线上的技术工人。他又申请了英国一家设计院校，递交了作品集后，很快被录取。在英国，老师和课程都很好，可没学满一年，他就再次退学——课程总是要求严格遵照现有工业标准去设计产品，但在他看来，大学设计课就应该给学生足够的空间进行探索，何必现在就花那么多时间和学费，去做以后工作中要做的事呢？
回国后，他报名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字体设计比赛，开始一点点完成项目。父亲平时在家工作，完全不能理解他每天赖在家里做什么，无休止地干扰他，说他是废物，没有希望，做的事情毫无意义。家里的每一天都充斥着矛盾。
麦斯想，不能再这样下去。他应聘上一家设计公司，开始上班。
今年8月，我跟麦斯在一家麦当劳见面。他穿着合身的T恤，胡子刮得很干净，看上去清爽又精干。他已经工作半年多，办公室死气沉沉，同事们一个个都在混时间应付事儿，工作环境实在无聊。但他不会再半途而废了。
“之前我太极端，任何东西只要有一点我不喜欢或者不符合我价值观的地方，我会马上反弹。现在不会这样了，我会时不时提醒自己克制一下。”
“我觉得我已经被这个社会掰回来了。”他顿了一下，又说，“完全掰回来也没有。”好像在进行着调试。麦斯说话很平和，常常带着一种轻嘲的笑意。他有一双细长的眼睛，微笑时他稍稍抬起下巴，便露出点挑衅的神色。他的头发已经留到正常的平头长度，两侧的发际线有些后退。从英国回来，与父亲一块生活后，他开始掉头发。父亲那些话让他长期睡不着觉。
“涂鸦带给我很长时间的困惑。”他说。
麦斯现在喷得很少，大部分时候自己在纸上画小稿。我问起杂投，他说，杂投写中文，这点很好。麦斯也向身边朋友提出过写中文的建议，后来，他自己也把tag换成了中文“疯奇”，因为“疯”太难写，又改为“虫奇”。
他对这个圈子已经不那么熟悉了，建议我去找小明。他说：“小明现在算是北京地下涂鸦圈的一个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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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比麦斯小一岁。2009年，他们俩第一次见面时，麦斯胡子拉碴，留着监狱犯一样的圆寸，伸手就见文身。小明没见过这样的，觉得“太狠了”。
小明自己也不是安分的学生。高一某天，有人在教室里放了一首阴三儿的《老师你好》。这首曾风靡北京中学、几年后被文化部列入黑名单的中文说唱，把虚伪缺德、侍权凌弱的老师骂了个狗血淋头。小明一听就震惊了。那个年纪不安分的孩子脑后有反骨，没几个喜欢上学，当终于有个声音明白说出来“学校太傻逼了”，他想，“嗯，果然是”。他开始听说唱，常常穿着校服就跑Live House看演出，特别带劲。
2008年，北京突然出现了许多宣传奥运的手绘墙。政府组织的宣传涂鸦，和涂鸦者们的野生作品一齐铺满墙面，把涂鸦这一创作形式带入公众视野。小明也在这时注意到涂鸦，搜到了贴吧，一边了解一边练。在街上能看到的团队里，KTS是最常见的。“只要能狂在街上喷，肯定是特较劲的。”他提出希望加入。
小明给自己起名为“WRECK”。圈内没什么人用“W”开头，他想挑战一下，翻了好几回字典后选定这个词。“Wreck”带有损毁、报废的意思，跟涂鸦的感觉差不多，像是一个在正常环境中不太合适的存在。
他开始不回家了。麦斯带着他炸街，疯的时候夜夜连着出去。
炸街必须轻装上阵，要走很长的路，还得保持一定的紧张感，随时准备拔腿就跑。他们只揣着喷漆、水和烟就上街走，沿路崩tag，随机，快速，遇到合适的地方就停下来认真喷一幅，实在太冷就钻进路边的网吧、台球厅。
黑夜里总让人感觉该发生点儿什么。有一回他们在立交桥下被警车围追，跑断了气才逃出包围；还有一回麦斯翻围墙时大裤子被尖刺扯破，在河堤被猛追时他拖着半拉裤腿一绊就掉进了河里；另一次，他们去喷火车，四下寂静一片漆黑，不知从哪冒出一个长发女人，一路跟着。
大多时候，什么也没发生，他们只是晃晃荡荡地一路走一路喷。有一回从雍和宫走到了天通苑，不知不觉走了十五公里。这样晃悠到凌晨三四点，漆也用光了，他们就找一家24小时麦当劳垫垫肚子。小明那时还是新手，他总被麦斯拉到离家很远的东边，因为没钱打车回家，吃完就趴桌上睡。醒来时，麦斯也不知去向。走出麦当劳，早晨的阳光已经很刺眼，他还要赶回学校上课。
过去，和所有普通学生一样，小明的生活只在海淀区打转。炸街炸得多了，他开始辨识东南西北，他的世界迅速扩大，像出租车司机那样，脑子里存了一幅北京地图。
第一次被人追时他特别兴奋，狂奔时掉了漆罐，还掉头跑回去捡。他被警察逮过好多次，通常说服教育一番就放人了，有时还需要被审一通，再写个检查。可有一次，警察就是不放，让他叫家长来领人。他编故事说，“父母都离婚了，就别整事儿了”。掰扯了一阵，他说，让我哥来吧，接着一通电话把波波喊来。波波一到派出所就开始演戏，“知不知道为了你这破事，我店都关了跑来接你”，然后劈头盖脸地骂。两个人都憋着笑，走出派出所大门就掏出漆开始喷。从此，波波成了AKA（as known as）大表哥，小明则是AKA小表弟。
2010年前后的北京，街头能看到的涂鸦和团队很多。时不时有外地涂鸦者来京，大家就找个周末，一帮人约着到一个宽松的好地方，热热闹闹地喝酒烧烤，玩涂鸦。
北京街头的涂鸦也越来越多，京密路、三里屯、十号线从知春路到五道口，都有密集连片的涂鸦墙面，五彩斑斓，张扬着占满视野。鼓楼一带的卷帘门降下来，一扇扇都被画满，偶尔捡着个漏，得赶紧画了，至少得先签名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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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于2010年的邻里相聚（MEETING NEIGHBORHOOD）街头文化艺术节，如今已经是国内标志性的涂鸦盛事。今年5月的活动里，一个名叫YDS的涂鸦新团队，几乎是“胡闹”地组建了。几个年轻人奔着活动现场的免费喷漆而来，他们画得快，完事后绕着场地一圈圈走，顺了一大兜用剩的喷漆，高高兴兴地离开现场，找了块地方画起来，商量着组个团队，七嘴八舌逗着乐儿，就把团队名定下了——YDS——“一顿顺”。
迷迪和捷安特，都是YDS的成员，他们一共六个人。捷安特18岁，是涂鸦圈里年纪最小的。迷迪是个精力旺盛的大男孩，小时候喜欢上课接老师话茬，长大了搞freestyle说唱，一张嘴停不下来。
捷安特的tag是GIANT，画了三年涂鸦。上初中时，母亲把他送到美国，和美国后爸一起生活。读到初三，他因为咳嗽总不好，又没人照顾，便回国调养。在国内的三年过得格外清闲，他先是玩滑板，后来玩起了涂鸦。
迷迪的tag是GEAR，用作形容词，有“棒！好极了”的意思。他是小明的大学直系学弟，跳街舞，玩说唱，后来就跟对门寝室的小明玩起涂鸦。玩涂鸦让迷迪找回小时候的那种兴奋，“多刺激啊，大晚上到街上去，还有危险，像动画里那种夜晚的英雄”，而乱涂乱画就是人的天性。迷迪喜欢孩子气的东西，比如老玩具或是小时候看的动画片。毕业后他成了小学美术老师，经常惊讶于学生们无拘无束的画。迷迪学的是艺术设计，不是师范专业，没有教师资格证，毕业两年了一直是外聘的临时老师，薪水很低。考虑入编这事儿，他觉得挺没劲的，但逃不过，总有个声音提醒你，“哥们儿，你还没保险”。
迷迪用老北京话“闲练”来形容涂鸦，大概是吃饱了撑着无聊那么个劲儿。你没什么可图的，就是自己乐意。迷迪觉得，杂投就是个特别闲练的人，他画得实在是太多了。
有一回，他遇到一个老太太在刷杂投的piece，愤怒地说：“杂投？杀头！杀谁的头？一条街都是他的东西，指桑骂槐要杀谁的头？”
刚玩涂鸦时，捷安特在街上看到最多的tag，就是KTS的WRECK，此外，BOERS、GEAR、SBAM也常见，当然还有 ZATO。那时他谁也不认识，他想，我狂画，他们就都认识我了。于是每天出门签tag，他随意搭公交，随时下车炸街。后来他果然认识了所有人，除了ZATO。
捷安特说，他从没有跟ZATO一块画过，那是他对涂鸦圈唯一的新鲜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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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文青都对鼓楼周边的东北二环非常熟悉。那里密集分布着许多Live House、酒吧、琴行、纹身店。我也常在那儿转悠。自从开始留意涂鸦，熟门熟路的马路街道变得不一样了，在变电箱壁上，在转角墙面，在喷着招租广告的卷帘门角，在蹦蹦车后门上，都藏着笔画潦草纠缠的TAG，偶尔能碰上一幅单线条泡泡字。它们可能早就在那儿，却长期被视而不见。
“ZATO”在胡同里出现得很频繁。在大街上，最常见的是WRECK和GIANT。有时走在路上，我连续看到他们的签名，就觉得他们也曾在某个时候走过相同的路。
小明现在是个纹身师。他24岁，有些弓背，蓄着胡子和及肩长的头发，一顶渔夫帽戴在头上，在脸上扣下一团阴影。他脖子上挂着一条订制的链子，坠着一枚钢喷头，后来，链子上多了一支纹身枪。
因为玩涂鸦，小明高考时选择了艺考。大学期间他一直在逃课逃考试，于是留级，休学，最后干脆退学。那段时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愿想，头疼就出去喷东西，像逃课一样逃开。但日子混不过，“家里也不是特有钱，你天天玩这么不入流的东西，让家里养着你，那太混蛋了”。
之前，小明离开北京找外地涂鸦者玩，发现很多做涂鸦的，都干纹身，那一行好像很适合玩涂鸦的。有一阵子，他常到东四的一家纹身店找朋友玩儿。他会画画，在店里混久了，纹身师傅有时扎一些小活，就说“你试试”。他就这样上手了。
小明上班的纹身店，藏在鼓楼东大街的一个小院里，院里小楼的墙面早已被涂鸦占满。他一周工作六天，每天中午到店里，埋头画稿、做活，常常要到夜里十点多才能下班。干这个行当就靠作品的积累和发布。小明的纹身风格，是在Oldschool基础上加自己的想法，有涂鸦元素。每周完成的活里，真正符合自己风格的少之又少。在他那儿，作品是作品，工作是工作，大部分活，他都不肯贴出来。
他说：“我觉得挺不适应的一件事是，你必须要靠手段来宣传，你没说出来你干了这件事，就等于你没干过。而且你必须得吹牛逼地说，我干得特别好。”
现在，如果你上街寻找涂鸦者，可能最先注意到的是WRECK。而如果你在微博找，要找到他并不容易，他发的涂鸦作品实在太少。但玩法已经变了，涂鸦者做了piece往网上一贴，底下立刻跟上一串“牛逼”和赞。谁还费那个功夫溜大街呢？
小明说话特别慢，我问起他早几年做涂鸦那些事，他总是想很久，停顿半天后，笑出一句：“也就那样吧”。
傍晚，捷安特来找小明。等小明下班时，他爬上小院停车棚顶，用一副“YDS”把对面小楼二层墙面给占上了。他对这个小院很熟悉，院里有一家酒吧，他常去蹦迪，在国内过得实在太清闲。但好日子不长了，接下来，他得准备SAT考试，回美国念大学。
那天，小明下班已经八点左右，我们一起在鼓楼附近转悠。走着走着，他瞥到一辆蹦蹦车身上的马克笔涂鸦，“哎哟”一声认出来，“广东的小朋友”。现在还留在这儿的涂鸦，都属于幸存者。这两年，街上的涂鸦几乎都留不了几天，北京的治安力度加大了，街上甚至出现了自行车巡逻警。
“你都不知道，街上好看的涂鸦多，是什么感觉。”他一手掂着捷安特带来的高度酒，一手夹着烟，眼神沿路扫过。我们走过一家又一家已经休息的商铺，卷帘门上是一个个厚重的大灰框。“要是你天天盖，但我们有一堆人天天出来喷，那也挺爽的，”他笑了一下，“但如今哪儿还有人啊。”
波波现在当了父亲，要工作看孩子。麦斯一天到晚加班，还有许多原来在北京念书上班的朋友，一个个都回家工作了。北京留不住人。“大家都在考虑怎么活吧。”
鼓楼边上的小广场有几张象棋桌，走到那里，小明说，“来一盘吧”。他和捷安特对坐下来，在昏黄的路灯下对弈。随身携带的功放音响放着冷门说唱，他们跟着节奏轻微点头，专注地盯着棋盘。然后小明开始呵欠连连——他已经闷声不响灌了半瓶，酒劲上来了。在路边饭桌上，他抵着桌子睡了好久，然后迷迷糊糊地抬起头，胡乱往嘴里塞了几个饺子，摸了摸口袋，说，“没烟了。”
我们再次走到街上。他和捷安特一人揣了一支喷漆在外套口袋里，不时在某扇卷帘门前停下，快速地画个崩，又继续往前走，有时爬上防盗窗，签一个很高的队名。KTS已经有了新的释义——Keep the smile，保持微笑。夜里空气寒凉，街上还有零星的路人，他们进行得冷静、熟练、波澜不惊。
我们一路走到鼓楼大街地铁站，沿楼梯下到北护城河边。地铁早已关闭，四下非常安静，地铁站沿河是一面巨大的白墙，白墙上只有几棵树影，风吹过轻轻晃动。
“这面墙以前是满的，你不知道吧？”小明说。
他们俩掏出喷漆开始画，气雾声音响起，漆的特殊味道就弥散开来。他好像彻底清醒了，画得飞快，黄色的字，红色勾边，不一会儿就完成了。画完，他在一旁签上KTS每一个队友的tag：EKSAS、MES、BOERS、WRECK。
三天后，小明发来一张照片：白墙上只剩一大块灰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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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小明是否能帮我联系杂投，他推给我几个微信名片。很快，我联系上其中的菲利普·柯斐励。菲利普来自意大利，是一名艺术家和设计师。2016年初，他策划了一场名为“拆”的北京街头涂鸦展，请到涂鸦者MASK和杂投加入了展览。菲利普长期关注涂鸦文化，在中国这几年，他一直观察着北京涂鸦场景，与涂鸦者们保持交往。我想，我得先找他聊聊。
菲利普2013年来到中国时，最早在街上留意到的，是KTS的WRECK和EKSAS（灵丹）。他们的涂鸦风格太新鲜了，而且是出现在真正的街上，车辆川流的大马路边。在北京看到这样的涂鸦，让他感到意外，他猜想，那可能是欧洲涂鸦者在北京旅游时留下的。
要进入一个地方的涂鸦圈，通常从售卖喷漆的地方入手。菲利普找到了位于798艺术区的400ml涂鸦主题商店，结识了ABS。ABS是北京另一个涂鸦团队，他们销售涂鸦产品，与品牌合作，商业涂鸦做得风生水起。ABS的团员资历深，有充足的优质喷漆和精湛的技术，做的piece华丽炫目。
通过ABS，菲利普很快就认识了所有的北京涂鸦者——总共也没有几个。
北京是个巨大的城市，但涂鸦场景小得让他震惊。三年过去，真正出现的新人也只有GIANT一个。他总在想为什么，但没有答案。而这么小的群体里，真有那么几个天赋出众的涂鸦者，这同样也让他吃惊。
菲利普说：“事实上，ABS和KTS，也是世界其他地方涂鸦发展两个走向的映射：一部分涂鸦者追求高超的技巧、震撼的视觉效果，而另一部分就是炸街，满城市写名。”菲利普能感觉到，相比于KTS，ABS这样的团队更加“中国”。“他们很适应、融合于这个社会环境，他们不像WRECK，好像有很多问题”。
而杂投，菲利普认为他不同于中国的其他涂鸦者。杂投对涂鸦有很成熟和独到的理解，是个有力量的涂鸦者。“涂鸦是需要学习的，你很容易知道涂鸦这种形式，但真正理解什么是涂鸦，并不容易。”他说。
菲利普帮我向杂投转达了约访信息，过了两天，杂投联系上我。我们在一家咖啡馆见面。杂投是那种，见面第二天就记不清他样子的普通人。
他坐在我对面，很平静地说：“当我第一次知道涂鸦这个东西，就像脑袋被病毒入侵，仿佛有个外星人进入我的脑子，然后我的脑子就开始让我这么做了。脑中永远有个信息驱使我，要把我的名字写得无处不在。”
他有两套完全分离的生活。作为一个涂鸦者，他会带上喷漆、马克笔、手套和口罩，不定期出门喷东西，目标是把“杂投”写得无处不在。口罩只是普通的3M口罩，防止吸入过多喷漆而导致擤出来的鼻涕都是彩色的。而作为另一个人，他什么都不肯告诉我。
杂投几乎不用社交网络，活成两个人很容易实现。现实生活中，有几个朋友发现了他是杂投，但并没有深究——在中国，大部分人对涂鸦既不懂，也不关心。有一回他在街上喷piece，身后聚集了十几个围观群众，没有人阻止他。
我问他，在中国，为什么只有他特别小心地隐藏身份。
他说，在中国涂鸦确实太容易了，没有明确的法律禁止涂鸦，但那只是因为这个群体实在太小，根本不足以引起管理者重视。但没有人知道未来是否还是如此，暴露身份并不明智。更重要的是，对于涂鸦者来说，一切只关乎你喷的东西，关于你和一个地方共同创造出的东西，一切到名字为止。
对他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怎样让更多人看到。这就是为什么他写中文，事实上，他去哪儿都会使用当地文字做涂鸦。至于喷得好看还是难看，对他来说一点儿也不重要。“如果人们看到我的画说：‘酷！美极了！’但不知道我在表达什么，那我就失败了。我比较希望人家说：‘这他妈谁啊？哪儿都有’。”
杂投喜欢的是粗糙、快速、直接，好理解。刚接触涂鸦时，他也被复杂、炫目的技术吸引，但后来，做涂鸦越久，他理解得越多，想法发生了改变。
“涂鸦的重点就在于毫无价值，反物质，反商业，也不是艺术。它不能买，不能卖，不能拿走，他就在那个环境里。比如，因为涂鸦我会探索不同的地方，人们通常不做这件事，人们只是上班、下班，上班、下班，最多吃饭，购物。但因为涂鸦，你会不为任何明确目的地走到好多地方。这很没有意义，但这很美。”
当天晚上，我在北护城河边溜达。想起和杂投刚见面时，他说，对他来说，涂鸦没有做与不做，只有做得多和做得少。时间精力足够，就多做点，紧张，就少做点。但很久不涂鸦，他会非常沮丧，而最近，他画得很少。
我走到雍和宫桥下的河岸边，那里藏着他的一副涂鸦，还是那个简笔画男人，一只手扯着领带，眼睛皱成两个叉。杂投在边上写道：“下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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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除署名外，其他图片都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