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首席人物观 陈默

编辑|江岳

01 中年危机被offer治愈

43岁，张亮决定到美国留学。

这一年，他遭遇了职场危机——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任中层管理者的他，突然被裁员。然后他发现，履历优秀的自己，成了求职市场上最被嫌弃的人。他找过工作，做过自媒体，试过创业，最后却发现自己走进了死胡同。中年危机伴随着职场危机呼啸而来，铺天盖地，让他窒息。

此时此刻，张亮的内心有个声音哗哗地响了起来，越来越大，那就是——出国留学。

这个声音，在张亮年轻的时候曾经响起过。他本科学的是英语。23岁那年，他拿到过国外名校的offer，但他放弃了。30岁时，他拿到过一个国外学校的MBA offer，当时他的事业风生水起，所以他也放弃了。

现在，生活给了他再一次选择的机会。在得到父母和爱人的支持后，2022年底，张亮开始申请美国的大学。

从开始申请到拿到第一个offer，历时三个半月。其中，在提交材料后等待的一个半月时间最为煎熬和痛苦，张亮此间的心情异常忐忑。他忍不住往最坏的地方想——“如果一个学校都不要我，怎么办？”他已经被职场的年龄歧视PUA得自信尽失了。

惊喜很快来了。一个offer，两个offer，三个offer……因为张亮过往的工作经历，他收获了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在内的六所英美名校的offer。

图：张亮收到的芝加哥大学offer

最后，他选择了去芝加哥大学读硕士，专业是非盈利社会组织管理。

“原来我还是可以的，我行的。”哪怕还没有去读书，张亮都感觉自己已经走出中年危机了——被多所英美名校录取，让他在被各种否定、几乎绝望之际，看到了新的希望。

还有些人，是嗅到了危险的信号，提早选择出国留学，换一种方式生活。

35岁时，陈园选择到英国读医学博士。

在国内，陈园考过两次博士，均未成功。原因与成绩无关，这让她倍感挫败。当时她在一家医院已经做到了中层，但天天加班，无暇照顾自闭症的儿子。在国内，自闭症儿童的求学是个难题。她的儿子智商正常，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但是无法去公立学校读书。陈园多方打听的结果是，孩子即使能在公立学校正常入学，也需要家长或影子老师全程陪护。而她的丈夫在一家媒体工作了十多年，经常上夜班，身体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30岁之前，我们一直在给人生做加法，要这个，要那个。但现在，我想做减法。”她和丈夫商量之后，决定举家去英国。他们希望留更多时间给孩子，也留更多时间给自己。

37岁时，单身的岱琳选择到意大利读硕士。

当时她已经在多家互联网大厂工作多年，其间也曾离职和同事创业。在外界看来互联网行业还红红火火的时候，她已经有了“大厦将倾”的危机感，这一部分是行业所致，一部分是年龄、学历、性别等因素带来的。“职场有比你便宜、听话的，公司想辞掉你，可以找任何理由。”即将失去一切的危机感包裹着她，终于，她决定主动出击，出国留学，去弄清楚自己到底是谁，想要什么样的人生。

43岁时，吴林选择到英国读硕士。

从清华美院设计系本科毕业后，他赶上了互联网的风口，有过很好的工作，后来又自己创业做了一个互联网项目，公司发展得不错。2014年，他在清华接触到一个新的专业“服务设计”，兴趣由此点燃。但这个概念在国内还处于早期，缺乏应用环境。2019年，他决定去留学，看看国外是怎么做的。

花了一年时间准备，他最终拿到了免试进入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服务设计专业的硕士offer。这个学校在QS艺术与设计类大学的排名中，连续多年都是全球第一。在告知合伙人、投资人自己的决定后，他暂停了国内项目，2020年带着妻女来到伦敦，开启了大龄留学生涯。

02 大龄留学的难

不同于二十多岁时，选择在三四十岁出国留学，有太多东西得舍弃。

比如，一份体面的工作、稳定的收入、脚踏实地的安全感。还有机会成本——出国留学意味着职场生涯的中断。一旦毕业回国，能否找到好工作，甚至能否找到工作，都是未知数。

留学开支不是小数。如果选择在意大利这样的欧洲小众留学地，一年10万人民币就可以覆盖学费和生活费，但在英国、美国等地，花费要昂贵得多，比如在纽约、伦敦这样的大城市，一年的学费加生活费，至少要50万人民币。

张亮获得了芝加哥大学提供的2万美元奖学金，但去读一年硕士，他估计自己还要拿出40多万，这还是在尽量节省的情况下。而在英国读两年硕士，吴林的花费是100万。

陈园承受的经济压力更大。因为在国内时治疗儿子的自闭症花费巨大，出国时，她能拿出的现金并不多，到英国后，她需要干兼职，活儿往往又苦又累。自由职业的丈夫则接一些平面设计方面的订单。最难的时候，他们有了卖掉国内房子的念头。

娜娜如今住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学校距离她住的地方骑车只要十几分钟。她在读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教育学博士，所读专业不用交学费，要花的就是房租和生活费。荷兰人的早餐和午餐很简单，一般都是三明治，娜娜会去家附近的超市买菜，自己做饭吃。

总体来看，荷兰的物价比国内贵：牛肉一斤7欧多，牛肉馅一斤5欧，香蕉一斤1欧多，草莓一斤4-5欧，花菜一颗2欧多……而中国特有的蔬菜，比如莴笋，一根的价格高达3欧，空心菜一斤3-4欧，两棵小白菜要2欧。

疫情之前，娜娜兼职做了一个国内的学生访学项目，疫情出现后，项目停了，直到现在也没有恢复。“我现在没有收入来源，就是硬撑着。出来留学，很不容易。”

前途未卜，耗资巨大，人到中年，不是所有人都有出国留学的勇气。

学业压力也是一道坎。

最大的拦路虎是语言。到英国读硕士前，吴林已经从大学毕业20年，英文也荒废了20年。在国内第一次测试雅思，他只得了4.5分。花了一年时间，在出国前，他把雅思提高到了6分。尽管如此，出国之后，他还是发现，自己成了“聋子”和“哑巴”。

一开始，他甚至连电话都没法打——看不到对方表情，没有动作辅助，沟通起来很费劲。加上英国不同族裔的口音不同，听起来更加吃力。上课的时候，老师的语速一块，就像在听天书。

“我的商业经验足够，和导师、同学的人际交往没问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没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你的语言程度，决定了你能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什么程度。”吴林说。

放慢播放倍速，反复重听学校的录屏课程；通过软件对上过的课程进行文字转换；做大量的单词卡……这些都是学习的笨办法。在硕士读到一年的时候，吴林突然发现，自己逐渐能跟上老师纯英文讲授的内容了。

图：吴林在跟导师在做项目沟通

对于海外留学生，看大量文献资料，参与小组讨论，是必须经历的学习过程。在读教育学博士之前，娜娜读了欧盟一个名为Erasmus Mundus的联合硕士项目，专业是教育政策与全球发展。硕士课程依次在西班牙、马耳他、荷兰三个国家的三所大学进行，学习方面的要求很严格，她经常早晨起床就开始学习，然后去上课，回到家，有时要学习到凌晨2点。

这是她这辈子最认真读书的时候。即便是高考前，她也没有这样全身心投入地努力过。

陈园的博士则读得多灾多难——她的博士导师离开学界，去了产业界。她读的医学博士的研究会细分为三个小研究，为了完成第一个小研究的论文，陈园不得不给自己单独租了一间房子，开启地狱模式，天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过就是一个多月。

但挑战还远远不止于学业。

2019年11月，岱琳飞往意大利。在去佛罗伦萨大学读传播理论硕士之前，她先在意大利读了10个月语言学校。刚进语言学校不久，新冠疫情就在全球爆发，意大利封国、宵禁，与中国的航班也切断了。那时她住在托斯卡纳的大山里，那里地广人稀，她身边没有一个朋友。因为疫情，她只能上网课，无法与老师和同学在线下接触。

不知何时能回国，不知能否顺利从语言学校毕业，在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没有亲人和朋友……当时，岱琳出现了严重的抑郁倾向。

最抑郁的时候，她不惜花高价漫游费，用国内手机号在意大利拨打国内自杀求助热线，但从来没有打通过，前面总是排着六七个人。直到有一天，岱琳突然释然——“永远有六七个人比你还想活着，他们遇到的问题可能比我还严重。”

在留学期间，她看到了自己最脆弱、最不堪的一面。

而带着自闭症儿子到英国读博士的陈园，一度为孩子被退学而崩溃大哭。在英国，只要住处在学校附近，学校是不能拒绝租户子女入学的，所以为了孩子读书方便，她以很贵的租金在一个几乎都是白人住户的社区租了房子。她看中附近有一家设在森林里的学校，全校只有20个学生，还提供免费的马术课和游泳课，环境非常好。

没想到，陈园的孩子很难控制情绪，第一天就扇了校长一巴掌。此后，校长就开始给孩子穿小鞋，孩子为此情绪崩溃。一个月后，孩子被非正式退学了。“那时候，我的眼睛都要哭瞎了。”陈园说。

03 走过的路都算数

尽管大龄留学有种种牵绊与困难，但在职场工作十多年后再申请学校，并非没有优势——很多国外大学都看重申请人过往的职业背景和经验，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大龄申请者会比一张白纸的年轻人更有优势。

此外，尽管体力和精力都不如年轻人，但是大龄留学者们有更加清晰的自我认知，学习时会有更目的性，更加专注。“我们做的研究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在向导师寻求帮助时，我们的要求更精准。”陈园说。

对于人文学科来说，更是如此。

岱琳读的传播理论专业在佛罗伦萨大学人文教育学院下属的文学与哲学系。这个学院看重通识教育，每个学期都设置了哲学课程，需要系统学习西方哲学，这一点与国内的新闻传播专业非常不同。而学习西方哲学的过程，就是一个进行深度思考的过程。“就像在给大脑做一个马杀鸡，很痛，很苦，但是在思考完后，你的思维会很顺畅。”岱琳说。

图：岱琳在佛罗伦萨的咖啡馆写论文

桔子39岁时，到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读人类学硕士，细分领域是纪录片。同学中，很多都是导演和摄影师，而她几乎不懂拍摄。但受益于她此前13年媒体工作经验造就的思想深度和题材敏感度，到毕业时，她的毕业作品《中国大龄女性的生育选择权》，成为班上少数几个获得A的作品之一。

“英国有一句谚语，叫‘Experience never gets old’（经验永不过时）。我们走过的路都算数，它们不会因为年龄的增长而贬值。”陈园说。

过去工作中的那股拼劲，也让她解决了儿子的就读问题。在儿子被退学后，她坚持打电话给有关部门投诉，最终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英国政府为她的儿子提供了二对一的教学机会。在当地一个教堂的会议室，一位英语老师和一位双语助教每天给孩子上课，家长不用付费。陈园称，为此，英国政府每天需要支付200英镑的学费。

现在，她的孩子自信了很多，英语也有了很大进步。“这种机会，很多英国家庭也争取不到。”陈园说。

接下来，她准备为孩子申请一个更好的特殊学校。自闭症分多种类型，这个学校有一个班级是专为她儿子这类自闭症孩子设立的，而且免费。

图：陈园的儿子在英国

04 对年龄的偏见与污名化

“你年龄这么大了，还出去读书啊？”娜娜记得，在北京一个国家的大使馆办签证时，窗口的中国雇员对她充满嘲讽地说。那一年，她35岁。

医疗领域有个专业术语，叫做“偏见与污名化”（Bias and Stigma）。在陈园看来，对于年龄的歧视，就是典型的偏见与污名化。比如说，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女性不能超过40岁，男性不能超过35周岁；申请国家优青项目，男性不能超过38岁，女性不能超过40岁。“一旦一环没接上，后面国字头的路很可能就断掉了”。

她觉得最可怕的是，长期遭遇年龄歧视后，这种观念会被个体内化，让人自己对自己进行PUA。

桔子辞职去英国读硕士前，就觉得自己越来越没有用。当时领导经常告诉她和同事：“你们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能去哪儿？还有什么地方要你们？”

在国外，她觉得，年龄好像不重要了。在班上，她是年纪最大的学生，但大家对她都是平视的态度，“你会忘记年龄这件事”。

读博士时，陈园35岁。“在英国，在这个年龄读博士，非常正常。”在现在就读的英国大学的医学院做助教时，她发现，有个读本科的学生已经31岁了。医学院的本科要读5年，也就是说，到本科毕业的时候，他已经36岁了。

她的邻居四十多岁，做了将近20年家庭主妇。不久前，她在陈园所在学校找到了一份行政工作，还在读一个在职的营养学研究生，她读得很开心。

不久前，陈园所在的医学院开了一个研究生大会，让大家展示研究成果。在其中的3分钟演讲比赛中获得第一名的，是一位将近60、头发花白的女性。她只做了一张PPT，但是讲得非常引人入胜。“我们小组讨论时，大家都觉得读博士最好的年纪就是她那个年纪，有钱有闲，愿意为了自己想做的研究花时间。她很从容，一点都不焦虑。”陈园说，英国人很喜欢传八卦，但是年龄不会成为八卦选题。在这里，从任何年龄开始做一件事，都不会被嘲笑，大家对年龄都很包容。

岱琳的同学中，年龄最大的是51岁。不久前，她读到了一则新闻：意大利有一位出生于1923年的老人，他从小就喜欢学习，但是为了生活，不得不中断学业去工作。2020年，这位老人以高分读完了三年本科。如今，99岁的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意大利巴勒莫大学的哲学硕士学位。

图：意大利媒体《LEGGO》对99岁获硕士学位老人的报道。这位老人名为朱塞佩·帕特诺 (Giuseppe Paternò)

而张亮关注的一位网友，在46岁时从国企辞职到美国读心理学，现在她48岁，在美国当上了婚姻家庭治疗师。

“在国外职场，年龄歧视依然多少存在，但年龄只是一个变量，不是决定性因素。而且很多国家明文禁止年龄、性别、种族、信仰、性取向方面的歧视，比如不得规定应聘者年龄在多少岁以下。”张亮说。

在英国，吴林告知几位研究生导师，在中国，35-40岁已经出现职场危机了，对方觉得无法理解。他们告诉他，自己做设计做了30年，还可以继续做下去，做到70岁也没有问题。

作为曾经的企业主，吴林觉得，目前国内职场的年龄歧视，在一定程度上跟国内的发展阶段有关——在国外，很多国家的经济已经进入稳定的平台阶段，更需要持续在一个行业深耕多年、拥有和传承经验的中年人，而中国经济仍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行业洗牌频繁，相比之下，年轻人的优势就更加明显。

“年轻人是我们有力的胳膊，但胳膊能抬到多高的水平，取决于你肩膀的力量。中年人就是这样的肩膀。而老一辈的专家则是我们底部的托举力量。”吴林觉得，中年人有丰富的经验、准确的判断力、对一件事稳定的投入和坚持，随着中国产业日益趋于细致化运营，他们将会有更多机会。

05 学习是美好的事情

2023年一部高分日剧《重启人生》中，33岁的普通单身女性麻美获得了重生的机会，但她需要积攒足够的功德，才能在下世投胎时变成人。

区别于大部分逆袭主题的重生题材，这部剧探讨更多的是平凡生活的可贵。因为麻美的几乎每次重生，都以一样的方式长大，只是因为职业不同，心态不同，学会了用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而最后一世，她终于明白，最重要的不是转世投胎，而是好好过好这一生。

美好，有时候只需要换个视角，就会出现。

大龄留学生们对此多有感悟。

“在国内职场，我们有一个社会时钟，有非常单一的衡量成败的标准——只有达到了这个标准，才算是成功。”陈园在国外才发现，成功可以很多元。

一个人完成了博士学业，可以是成功的。一个人大学肄业去做小买卖，小买卖做得很好，大家都喜欢他，这样的人也可以是成功的，也可以有很好的生活。

环境的松弛让陈园终于可以停下来，“想想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而不是社会想要我做什么。”

这是学习附赠的美好。很多人也通过学习获得了某种程度上重启人生的机会。

在荷兰读博期间，娜娜组建了家庭，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现在，她40岁，已经有三篇文章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

在拿到服务设计的硕士学位后，吴林准备利用英国给研究生的工作签证政策，再在英国待两年，挖掘可能的商机。现在他以远程形式与国内合作伙伴一起办公，尽管收入比在国内时下降了30%，但他对未来充满信心。

“我每天都在关注行业的最新发展，并在理解后把它们传回国内，在行业里落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他今年45岁了，但是心态一直很年轻，一直在学习。最近，他正在忙着筹备自己的AIGC设计辅助课程。

岱琳喜欢旅行，留学之前，她就去过二十多个国家。现在，她正在利用意大利给研究生的工作签证政策，多待一年。她找到了给一家当地媒体做兼职的工作机会，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她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去旅行。这也是她来意大利留学的原因之一。

她想在很多陌生的城市住上一段时间，看看城市的日升与日落，走走它们的主要街道，看看当地人的生活状态，仔细逛逛博物馆，用心地去感受这个世界。

图：佛罗伦萨的夕阳 岱琳拍摄

她觉得，曾经的自己，做一类工作做了很多年，在一个城市生活了很多年，有种“被卡住”的状态。而留学这件事，让她从这种“被卡住”的状态中挣脱出来。

“我41岁了，我都不知道命运的洪流会把我最终带往何方。我可能会在未来遇到我心仪的伴侣，我可能真的实现了全球旅行的梦想，我可能会挣很多钱……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一切都是有希望的。留学经历重塑了我，我变得勇敢和自信了。”岱琳说。

当然，美好不是大龄留学故事的全部。

很多人在拿到毕业证或者回国机票的那一刻，就被推回到了现实。美好就像碎在阳光里的泡沫，除了落在皮肤上的丝丝凉意，消失不见。

在北京三里屯一家咖啡馆见到桔子时，回国一年的她刚从单位辞职一个月。她正在尝试做一个内容项目，以微电影的形式采访100位女性，把视频发布在小红书上。

但更长远的未来呢？她并没有答案。她清楚自己不想回到留学前的工作状态，但也对未来的路有些迷茫。

她最近的想法是，去国外再读一个博士。“感觉没学够。学习这件事，实在是太美好了。”那一刻，你很难分辨清楚，是学习的魅力吸引了她，还是现实的冷酷击退了她。

但至少，她还有选择的勇气。

（本文受访者陈园、桔子、吴林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