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尹清露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有“哲学界的当红炸子鸡”之称的韩炳哲是一位韩裔德国思想家，作品中译本也很受欢迎。在前日歌德学院与中信出版社合作举办的一场活动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评价他是“一个韩国人在德国学习和工作，说着一口巴黎行话，被中国的读者广泛阅读”。韩炳哲的特点在于文风清晰易读，作品往往指向当代人面临的问题，比如高失业率、“996”与高压绩效，其代表作《倦怠社会》展示了当今社会的病理形态，包括抑郁症与过劳症等。

韩炳哲极少在大众前露面，除了曾在2015年的纪录片《倦怠社会》中以自述方式出现——他漫步在柏林街道上回溯自己的求学之路，80年代在韩国学习冶金学，之后来到德国学习并教授哲学。镜头也跟随韩炳哲来到韩国首尔，地铁上坐满了面带倦容的上班族，如他所说：“地铁就像是供人睡觉的火车卧铺。”他们的劳作是疲倦的，与之相反的则是庄子游世时的行走，它提倡“无用之用”，由此避开了效率逻辑。

“韩炳哲热”反映了怎样的社会趋势？他的作品又是否能够如实诠释当下？在纪录片《倦怠社会》放映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民安和吴琼就此展开讨论。

韩炳哲的书卖得好，是因为他关心“当下”而非“永恒”

汪民安认为，德国这十多年来好像没有出现过特别有影响的哲学家，在以前却不是这样的，法兰克福学派在世界范围内都很有名，“韩炳哲大概是最后一个具有这种影响力的哲学家。”

在他看来，韩炳哲之所以广受欢迎，除了作品写得好看、适合年轻人阅读，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非常关心当下。启蒙时期之前的哲学，关心的都是永恒和更抽象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从康德开始关心自己的时代，福柯做的虽然是历史学和谱系学研究，但他同样也是为了反观当下。

这事关60年代以来法国哲学的两种密切相关的趋势：一种是讨论现在，这也是韩炳哲采取的路径；另一种是关心未来，比如流行的后人类主义和所谓的末世论，关心AI会导向怎样的结局、气候变化与物种消失。根据汪民安的观察，在法国哲学家的著作中，卖得好的不一定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它一定是在讨论现在的社会。“比如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和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这种标题带有‘社会’二字的书。”

韩炳哲的《倦怠社会》也是如此。本书的定位是关心我们自己，也就是主体性。在韩炳哲看来，之所以会出现倦怠社会，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让自己变得更好、追求理想中的绩效，达不到会产生巨大的压力，抑郁症也就由此产生。

韩炳哲不做严肃社会批评，而对主体症状做出诊断和描述

吴琼也提到了主体性的问题。他认为，韩炳哲并不是一个做严肃社会批评的人，而是对主体的症状做出诊断和描述的人，虽然主体背后是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语境，但他很少把目标直接指向那里。

这是一种怎样的主体？吴琼指出，它最基本的特征是同质化与自恋，比如《透明社会》描述的是一座同质化监狱，每个人都是自由的，然而自由成为了新的律令和强迫。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他者的死亡”，他者并不外在于主体，而是跟主体相关联，它是主体内的异质性力量，使得主体需要不断地自我生产。既然他者不再存在，人们就只能不断自我重复与自我剥削，并成为了韩炳哲口中的“倦怠主体”。

他认为，韩炳哲的共情者是社会中的极少数，是那些坐在空调房里吹着冷气，把自己当做宇宙中心、又自认为处于宇宙边缘的人，而这一边缘性也是自我指认出来的。“我们共情的还是倦怠的自我本身，而这样的主体永远是一个困局。”

于是，在吴琼看来十分讽刺的就是：

如果说韩炳哲喜欢讨论政治症状，那么他本身就是一种症状；他喜欢讲全球化情境下的问题，但他就是全球化生产出来的一个主体。正是韩炳哲所描述的那些挫败感十足的绩效主体，让他成为了一个成功的绩效主体。

吴琼也提到，韩炳哲的作品会提到鲍德里亚、德勒兹等重要人物，但他不是在理论意义上与之对话，而是在他们描述的场景之上继续往下讨论。针对这一批评，韩炳哲著作中文版策划编辑胡明峰回应认为，虽然图书宣发通常把韩炳哲定义为一名哲学家，而我们对哲学家的理论原创性和体系性的要求更高，但是他的确是一名“思想者”，韩炳哲并不想建立体系、提出一些颠覆性的创见，而是想要借助哲学资源，最终探求自己内心的状态和生活的形式。

绩效主体不来自于自我要求，而来自于更隐秘的控制

汪民安从另一角度批评了韩炳哲。韩炳哲几乎在每本书中都会对福柯进行一番批判，比如在《倦怠社会》里认为福柯的“规训社会”已经过时了，现在是“绩效社会”。人们的身体不再被外在的力量严格监管，而是成为自由的个体，致力于自我剥削，权力机构也不再是封闭的工厂、学校、医院和军队，而变成了银行、健身房和机场。

然而汪民安指出，规训社会在福柯那里本来就是18-19世纪的概念，从20世纪开始，欧洲已然进入了自由主义社会，福柯对此的分析也比韩炳哲要严肃和复杂得多。“绩效是怎么来的呢？韩炳哲到这里就很含糊其辞了，但是福柯讲得非常好，他认为所谓自由的核心在于竞争，比如班上有50个人，我考到第一名，我就把其他人都打败了。所以，绩效完全不是自我对自我的要求，而是来自于绝对的竞争。”

他补充道，德勒兹也写过一篇短小精悍的文章，叫做《控制社会》。德勒兹认为，福柯所说的“规训”确实过时了，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隐秘也更宽松的规矩。你的上班时间可以自由分配，并不会受到全方位的监视，但是公司会通过绩效来控制你；大学老师基本不管学生上不上课，但是需要在期末交上论文。也就是说，绩效仍然和外在的机构有关。“我根本不想把绩效完成得多好，但是老板逼着我这么做。”在汪民安看来，这才更加符合我们的现实。

“现在的公司取代了原来工厂纪律，而是搞出一套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它看上去很软，但实际上背后仍然存在绩效，属于一种软性暴力。工厂下班就没事了，但是企业文化天天喊着加油上进，我年终的时候看到还有论文没发表，肯定会非常难受。这样的一种控制，恐怕比规训控制还要厉害。”汪民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