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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郑萃颖
“我们正朝着在2028年复活猛犸象的伟大目标努力。”在今年3月于美国奥斯汀进行的西南偏南（SXSW）大会上，Colossal公司首席执行官、联合创始人Ben Lamm参加了好几场活动。他描述着有点儿像电影画面的“反灭绝”计划，声称重新引入灭绝的物种将使整个生态系统受益，可以帮助人类对抗正面临的严重的生态和气候问题。
Colossal的计划确实博人眼球，他们已决定将猛犸象、塔斯马尼亚虎和渡渡鸟从灭绝中复活，并已为此筹集到2.25亿美元。
我在现场听了Ben Lamm的讲话。能和孩子在阿拉斯加看到已灭绝了约4000年的活猛犸象，当然是一个比看《侏罗纪公园》有意思太多的场景。更重要的是，如果人类技术已经发展到可以复活任何已灭绝的动物，我们是不是就拥有了一剂”后悔药”，能够救赎以前犯下的错误，为生物多样性和地球生态系统做“加法”？
但如此大胆的计划有多少实现的可能？在这过程中有什么是我们需要担忧的？基因编辑技术在人类突破气候和生态困境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今年6月，我又采访了北卡罗纳州立大学基因工程与社会中心教授Jason Delborne，他是回答我问题的不二人选。Delborne教授的研究兴趣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特别关注基因工程与社会的相互影响。他两次被任命为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院的专家委员会成员。他关注Colossal的“反灭绝”计划，还曾在SXSW上与Colossal的高管有过对话。
“下一代基因工程生物的发展，应该与公众利益而非商业利益更为一致。”Delborne教授非常坦诚地表达了他的担忧：“我当然不认为，可以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来决定让哪些物种回归，或者判断某个项目是否足够安全。我们希望科学能够为公众利益服务，而不仅仅是为某种狭隘的利益服务。”
2028年，在阿拉斯加
你或许能看到一只“类”猛犸象
Colossal公司成立于2021年9月，是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独角兽公司。它的联合创始人兼技术团队负责人之一，是哈佛大学的遗传学家George Church。Church教授正带领着40名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让猛犸象复活。
Colossal表示，这是新一轮“颠覆性的保护浪潮，旨在通过生态系统恢复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Colossal的目标是让猛犸象“重新野化”，放归至北极苔原地带，以达到保护目的，并将生态系统恢复到猛犸象存世时的状态，这是应对气候变化和帮助保护永久冻土中截留的碳和甲烷的全新方法。
“猛犸象的妊娠期为22个月，无法加快。”Colossal首席执行官Ben Lamm说，“我们正在用亚洲象来孕育猛犸象宝宝。此外，我们还建造了一些人造子宫，以便在实验室中培育猛犸象。”
猛犸象体型与非洲象一样大，但在基因上更接近亚洲象，直到大约一万年前才开始生活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最后一只猛犸象大约在公元前1650年灭绝。
猛犸象是人类第一个了解并能够证明其灭绝的物种。但它们的灭绝原因很难确定，人类捕猎可能是部分原因，但气候变化更有可能导致了它们种群的灭亡，最后一个冰河时代在它们的生活末期结束。
要重新创造一个生物，需要其原始活细胞，这对复活猛犸象来说是不可能的。因此Colossal表示，将使用基因编辑工具使亚洲象的基因组变得更像猛犸象。目前的基因编辑技术允许研究人员同时进行数千个基因的改变，而亚洲象和猛犸象之间存在150 万个基因差异。
因此，Colossal带回“重生”的其实不是真正的猛犸象，而是很像猛犸象的一个新物种。该公司称其长期目标是创造“一头具有猛犸象所有核心生物特征的耐寒大象。它会像猛犸象一样行走，看起来像猛犸象，听起来也像猛犸象。”
Ben Lamm介绍，Colossal一直在与阿拉斯加当地人和自然资源保护者合作，计划将约200头猛犸象引入阿拉斯加。“重新野化的过程必须经过深思熟虑，我们正在寻找人们来合作。”他说。
Colossal重点关注对生态系统至关重要的物种，并将它们带回曾经生活的环境。Colossal正在尝试复活的物种还包括塔斯马尼亚虎、袋狼、渡渡鸟，“它们可能会比猛犸象更早复活，因为它们的妊娠期更短，比如袋狼的妊娠期不到一个月。”
但带回“类猛犸象”预计不会让Colossal直接赚钱。Ben Lamm表示，该公司为此而开发的遗传工具和设备可能还有其他用途。2022年，Colossal分拆出第一家公司Form Bio，公司主要销售管理实验室结果的软件。“你们很可能会看到更多的技术衍生产品，”Ben Lamm说。
我们需要一个法律监管框架，
让基因工程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
“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但它的可行性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北卡罗纳州立大学基因工程与社会中心教授Jason Delborne说，“它们其实不是在复活猛犸象，而是要创造一种新的杂交生物，其中包括来自古代猛犸象DNA样本的一些遗传信息，这让它们有点儿名不副实。用这么多资金投入一个不确定性很高的项目，这让我有一些担忧。”
Colossal的部分资金来自著名的马斯克，但还包括一些政府部门和NGO主导基金，如美国创新技术基金、中央情报局旗下投资技术的风险投资公司In-Q-Tel。一些批评者认为，这些公共资金应该被投入到更有效的保护濒危动物的工作中去，而不是选择一个“博人眼球的项目”。
Delborne教授还担心在Colossal的复活项目中，会给动物带来巨大的痛苦。2003年，一个由美国细胞技术公司的科学家组成的团队，使用从最后一只活布卡多山羊身上提取的细胞来制造胚胎，并将其植入代孕山羊体内。在随后的七次怀孕中，只有一次顺利分娩，但这个生命也只存活了几分钟。“动物的痛苦，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我们对正在改造和创造的各种生物体都有责任。”Delborne教授说。
“还有，关于一只混血猛犸象的生活质量，有人能想象么？”Delborne教授继续说，他出生在一个与它的祖先非常不同的世界，在全球变暖的时期，他们能不能生存？它们没有妈妈，少有同伴。“只为了人类的享受而创造和圈养这样的动物，是很残忍的。”
对于通过特殊哺乳动物来恢复北极苔原生态系统和“固碳”的说法，Delborne教授也有疑虑。“这似乎很牵强。如果我们要做到这一点，所需的猛犸象数量将是难以置信的。”据估计，一头猛犸象每天要吃掉400磅的草和植物。根据引入的数量，它们在帮助固碳前所产生的生态影响可能会很大，对引入地附近人和动植物生态系统影响都需要仔细评估。
“在2028年创造混血猛犸象，我认为是不现实的。Colossal需要获得监管许可，如果这事迅速完成，我会感到惊讶。”Delborne教授说。
他认为，越来越明显的一点是，反灭绝项目需要一个法律框架，政府监管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当我们通过现代生物技术改变物种，并且这些物种被期望在共享环境中生活和繁衍时，这些问题是有公共利益的。反灭绝项目和其他类型的基因编辑、动物基因工程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围绕安全、动物福利、生态影响的问题，需要某种政府监督。”Delborne教授说。
他介绍，美国在转基因动物方面的监管框架仍在发展当中。长期以来，已经有很多转基因植物进入市场，主要在农业部门审批；但国家的监管框架仍在试图弄清转基因或基因编辑的动物将如何影响生态环境。
在全球层面，人们也应该对基因编辑动物有监管层面的共识。Delborne教授认为，《生物多样性公约》是思考这一问题的重要框架，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比如帮助制定指导方针。“Collosal不是要把猛犸象带到自己的后院，它们正在创造会生活在全球各地的生物，因此这是一个国际问题。”
在中国，2021年开始实施的《生物安全法》对包括基因编辑技术在内的生物技术安全管理及其违法责任作出了系统性安排。在法规层面，科技部起草的《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安全管理条例》，卫健委起草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条例》都曾发布过对公众的征求意见稿。2022年，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指出“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开展科技活动不得危害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
最重要的不是复活灭绝动物，
而是保护濒危物种
根据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数据，自1970年以来，全球野生动物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二。世界动物基金会预测，到2050年，三分之一到一半的非人类动物物种将灭绝。《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曾刊发研究，二叠纪末的生物大灭绝，原因是火山活动造成巨量快速的碳排放，引起全球升温和海洋酸化。现在，人类驱动的碳排放正在导致气候变暖，影响地球碳循环。地球气候正在逼近不可逆转的临界点。
“我们的重点应该是，防止灭绝，而不是在我们失去物种后做基因编辑工作。”Delborne教授认为，创造性地使用基因编辑来带回一些物种是可取的，但必须非常谨慎；另一方面，人们更应该采取行动防止进一步的灭绝事件，比如修复生态系统，管理入侵物种，应对气候变化。
聚焦到生物工程，如何在保护濒危物种方面发挥这项技术的长处？Delborne教授以美国栗子树举例。
美国栗子树曾经在美国从缅因州到佐治亚州的森林中大量存在，但在20世纪初，由于真菌病原体的生物入侵，该树种在功能上灭绝了—没有个体可以进行自我繁殖和进化。现在，科学家们利用育种和基因工程，试图复活野生的、可以不断自我进化的美国栗子种群。
他们将小麦的一个基因转移到美国栗子的基因组中，开发了耐枯萎病的基因工程美国栗子（GEAC）树。经过基因改造，栗子树可以和真菌共存。美国环境保护局、农业部和食品药物管理局正在审查在自然环境中引入转基因美国栗子树的申请。
“我认为这样的基因工程项目比基因编辑、克隆已灭绝动物更可行。”Delborne教授说，基因工程可能创造一个解决方案，拯救那些自然界的濒危物种。
在推行任何转基因工程的过程中，Delborne教授也呼吁给予公众更多的透明度和参与度。
“这是真正重要的公共问题，因此我们不可以仅仅相信市场力量来决定让哪些物种回归，或者判断某个项目是否足够安全。我们确实需要政府的监督，还需要公民参与到这些议题中。我认为这些辩论非常重要。”他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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