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樊旭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今年政府工作重点之一。周三，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举办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认为，中央政府应当在化解地方债务上更多作为，例如，用国债置换地方债，上收事权下移财权，改善地方财政收支平衡。

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全国一般债务余额14.39万亿元，专项债务余额20.67万亿元，相较2015年分别增长55.4%、276.2%。2019年以来，地方债同比增速维持在15%以上，大约是实际GDP增速的3倍。除这些显性债务外，隐性债务规模更大。据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估算，到2022年末，全国城投有息债务为51.96万亿元。

会上，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直指，化解地方债务压力，中央政府应当发挥关键作用。

他表示，目前来看，中西部地区依靠自身能力恐不太可能化解债务，实际上做不到“谁家的孩子谁抱”。为了避免地方政府违约导致银行危机从而最终被迫加杠杆的局面，中央政府应提前介入，采取公开、透明、新老划断的方式积极处置地方政府债务，这是“以时间换空间”，最终降低自己加杠杆幅度的明智选择。

他建议，针对因提供地区公共品而形成的地方债务，对其中成本高、期限短的项目，通过发行国债、省级政府一般债进行置换；针对经营性债务与其他债务，则由地方政府负责化解债务。

财政部金融司原司长孙晓霞表达了类似看法。“中央财政还具有一定扩张空间，可以考虑增加全国一般预算赤字；同时，增加地方政府一般债的比重，适当增加地方预算赤字。”她说。

财政部数据显示，截止到2022年底，中国政府债务余额为60.94万亿元，其中央债务余额25.87万亿元，占比42%；地方债余额35.07万亿元，占比58%。孙晓霞表示，这个比重结构与多数发达国家的情况明显不同，从中央层面看我国财政扩张还有一定空间，未来可考虑增加全国一般预算赤字，主要用于增加经常性支出。

除了化解存量债务，专家认为也要防止增量，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政府同样应起到关键作用。

张明提出，未来的全国性、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应直接用发行国债和省级政府一般债的方式融资。

“当前地方政府债务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基础设施投资与融资的收益成本错配与期限错配。基础设施投资通常投资周期长、项目本身回报率低、社会综合效益高。因此，基础设施投资最好的融资工具就是收益率低、期限长的国债或省级政府债券。”他说。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副院长袁海霞则认为，要从根本上改革央地事权财权关系。她表示，地方债务累积的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因此，从债务可持续发展角度看，要加快央地的财权事权改革，继续拓宽中央事权。

“无论是稳增长还是惠民生，这些年地方政府做了太多超过自身财力的事。因此，央地的财权事权改革要进一步落实落细，同时还要继续拓宽中央事权。例如，教育、社保、医疗可不可以进一步上移事权，减轻地方压力。对于地方存量债务，可以通过中央加杠杆来有序地进行债务置换。”

张明主张，中央政府在上收部分事权的同时，与地方政府分享更多的财权。他提议，可以考虑在现行税收分配体系中，调高地方政府分享的比例，尤其是增值税，同时可以将消费税划转地方，并适度扩大消费税征税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