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场惊吓和荒唐的闹剧过后，校长、铁男和裴魁山重拾力量、一鼓作气为三民小学的重新出发呐喊鼓劲的时候，一声枪响结束了一曼的生命，也血淋淋地揭露了这个父权世界的阴谋。

电影《驴得水》是近年难得的一部由话剧改编的国产电影，故事背景设置在1942年国共内战时期，与话剧的现代性布景和对白虽有点画风突兀，但这种时代的互错和交织让电影所表现的冲突和暴力充满现实意义。

那晚，我生气地走出电影院，为一曼的死而感到愤怒不平：为什么女人的牺牲成为几乎所有故事和矛盾的终点？这几乎近似俗套又极尽戏剧化的桥段和结局，在这个电影被无限放大，让人无法不在走出影院之后，继续思索自己的不适。

混乱时代的小人物：没有人是单纯的受害者或加害者

《驴得水》成功地塑造了众多鲜明的角色，每一个角色背后都代表着特定的社会人格，这些角色加上性别、年龄、社会背景等因素，更加显露了他们的复杂性。表面上看，《驴得水》讲的是一个乡村小学的故事，但实际上讲的却是一个混乱时代下人性如何与体制、规则和梦想抗争与妥协的故事。

为什么在文章开头提出这个故事是一场父权世界的阴谋？首先让我们重新定义什么是父权。很多人理解父权就是男人压迫女人的机制，以至于很多人看到这个词语就觉得这只关乎两性。

其实不然。“男人压迫女人”，只是父权社会暴力的一个表现。父权社会的本质是特权群体对于非特权群体的控制、压迫和暴力，是由于现代社会的掌权者是异性恋男人而命名的。但父权社会不止包括男人对女人的压迫，在电影的语境下，还包括长者对于幼者的压迫、掌权者对于无权者的暴政和人类对于动物的任意宰割。

从一曼的死说起，看似最直接的原因是男人们对特立独行的她的公开审判，那些不堪入耳的谩骂和侮辱、到最后剪去象征女性气质的卷发，导致一曼的疯癫。那么，我们就责怪那些男人了吗？男人就是一曼的刽子手吗？

正直粗犷的铁男在死亡的威胁下放弃了原则，那是父权社会对于反抗者最直接的警告；

心怀梦想的校长在检查员的贪污计划下出卖女儿最后导致女儿被迫要进入童婚，那是父权社会的权力体制对无权者的利用；

天真善良的孙佳在父亲的恳求下妥协进入骗局，那是父权家庭利用长幼秩序和亲情摆布幼者；

浪漫情怀的裴魁山被一曼拒绝后发现她与别人上床，从此对她怀恨在心并不惜一切代价要毁灭她，他是父权社会性别歧视的产物／受害者；

情窦初开的铜匠误以为一曼践踏他的爱情，成为毁灭她的最大加害者，但他却也是阶级／教育资源的受害者。

另外，所有人都可以说是西方慈善的受害者，不了解中国实情的西方慈善家希望用资源拯救中国乡村，反而引发权力和阶级的勾心斗角，弄巧成拙。

没有人是单纯的受害者，或者加害者。如果只从单一的层面来分析问题，我们永远只能看到单一的面向，做出单一片面的结论，无法提出更为建设性的丰富分析和改良方案。

三个女人一台戏？

《驴得水》塑造了非常典型却又丰富的三个女人的形象，简单的概括是，一个“荡妇”、一个“泼妇”和一个“少女”。这三个形象背后代表的社会意涵也是多元的。

一曼表面上是一个“荡妇”，实际上代表着在父权社会里对性禁忌和女人的自主性的压迫的反抗者，而她也是整部电影里面结局最为惨烈的一个，这也说明着这样的女性形象在当时的社会里是难以生存的。

铜匠的老婆表达了非常戏剧化的“泼妇”，表面上看上去蛮不讲理毫不体谅，实际上却是她打破了整个骗局。铜匠老婆是一个非常反传统的女性形象，但只有这样全面地颠覆传统女性气质的人才能打破父权阴谋吗？作为整个电影最年轻的角色，孙佳却也代表了整部电影的“良心”，天真正直、敢说敢言，也许是导演对于年轻一代的期待，但处女形象又可能陷入另一种性别化的套路。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在《驴得水》电影中，这三个女人的出场都不是独立的，而是作为电影中男性角色的附属而出现：一曼作为性解放女神是众多男性意淫的对象，当她无法继续维持女神形象时候就必须死亡；孙佳是校长的女儿和铜男的追求对象，她的结局如果不是去延安投靠大哥，就是成为铜匠的妻子；铜匠老婆更为如此——她根本没有自己的名字，她只是铜匠的老婆。如此说来，三个女人，何以成一台戏？不如说女人是男人必须的绿叶，在特定的时刻需要配合和牺牲。

是否有更女权的结局？

后来我意识到，我对这部电影有过高的期待。我期待如此深刻刻画小人物的艰难和复杂多面的压迫的电影，能够除了在戏剧方面的雕琢，还有公众教育的作用。电影多处充满强烈的戏剧张力和过于饱和的情感力量，但可惜的是，电影的结尾却没有很好的引导观众产生的强烈情绪，对多个角色的情绪交代没有从一而终，导致那些情绪在走出影院后成为孤魂野鬼。

怎么样是一个更女权的结局？回到我们对于这个父权社会阴谋故事的理解，女权的结局则是拆解这个阴谋，关注到每一个人的生存体验和脆弱，并体现对这个阴谋的反思。《驴得水》做到了很多，但却缺少了最后的那笔。

那个如此那般羞辱一曼的人最后是做何感想？那个没有阻止一曼被强奸的人后来是如何处理他的心情？那个让牺牲女儿去童婚的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梦想和做法？那个把一曼羞辱致死的人又如何面对他的懦弱和可怜？所有这些，电影都留给了观众。

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开放的结局，而是没有收尾的结局。开放的结局，是能够留下线索给人去延伸思考的，而这个虎头蛇尾的结局，除了让人愤怒，更无从得知导演的表达目的和这部电影是否是关于社会正义的电影，而不仅仅是一个反映现实的作品。

我提出应该有一个更女权的结局，并不是对电影艺术性的抹杀和扭曲，这并不矛盾和冲突。一部好的电影作品，除了从现实中来，更应该回到现实中去，能够引发观众对于现实的反思，从而创造能量和改变。

作者王颖怡，华盛顿大学性别研究博士生，女权运动者，关注公民社会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