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 代科卉

界面新闻编辑 | 林子人

周日晚十点，你准时点开星座APP，仔细记下未来一周的运势，为自己加油打气；节假日，你挤进寺庙的长队，拜完学业求好运，在求好运之后，戴上开过光的十八籽手串，坚信运势向好；逛街时，你走进路边的彩票店，买一张刮刮乐彩票，刮出10元便暗自窃喜，预感自己要走好运了。

“运”是近来人们真切的寄望。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5月共累计销售彩票2251.71亿元，创5年来同期最高，同比增长50%。“在上班和上学之间，选择上香和刮彩”不再只是一句调侃。可是，如若出生就是一次抽彩票，不平等早已刻在基因之中，人们是否只能无奈接受这一现实？

“运气不仅仅是降临到我们身上的外部事物，它也被‘缝’在我们体内。”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心理学教授凯瑟琳·佩奇·哈登（Kathryn Paige Harden）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基因彩票：运气、平等与补偿性公正》一书中，哈登将个人故事与科学证据编织在一起。她批判了保守派主张的“基因决定内在价值”的论断，同时也打破了自由派主张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说法，试图弥合两个阵营之间的分歧，并重新审视遗传学与平等之间的关系，追求更公正的社会。她认为，纵使人们在基因层面并不人人平等，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可以为此免责，反而需要通过干预而实现补偿性公正。

出生时的两次抽彩：人人生而不平等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这是《新华字典》曾收录的例句，意在强调“人人平等”，但近来却反被用来讽刺不平等的现状。在新冠病毒大流行肆虐的2020年夏天，亚马逊公司创始人杰夫·贝佐斯的财富在一天之内增加了130亿美元，而与此同时，32%的美国家庭无力负担他们的住房费用。

这种巨大的贫富鸿沟令哈登感到憎恶，但她也发现，人们对于这类不平等的现象看法极为不同。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不平等现象被视为“自然抽彩”，与一个人出生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家庭条件密切相关，是个人无法决定的。

面对这类不公，人们普遍认同“机会平等”的理念，强调先天条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因此，无论是设计相关政策、创造平等的教育环境，社会都应当努力缩小因收入差距而产生的教育不平等。

哈登在这种说法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基因抽彩”的概念，“就像出生在富裕还是贫困家庭一样，一个人拥有某种遗传变异也是‘出生的抽彩’。”她认为这同样也是一种系统性的力量，能决定社会中谁能获得更多，谁会得到更少。

这类遗传论的说法似乎有些陈旧，我们早已从孟德尔的豌豆研究中了解到“单一遗传变异决定性状”的结论，以及遗传对人类身高、外貌等特征的影响。然而，孟德尔研究忽略了遗传的复杂性，哈登指出，“并没有单一的基因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全部特征，而是由多基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形成的。”因此，她引入了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WAS）和多基因指数两个前沿工具，综合考虑多个基因对性状的影响，进一步指出基因是如何影响人们的教育成就，并反映到人们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的。

2018年《自然-遗传学》（Nature Genetic）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全基因组关联研究中的教育程度多基因指数与大学毕业的可能性和家庭收入一样密切相关。具体而言，多基因指数处于基因分布前1/4的学生，从大学毕业的可能性是处于后1/4的人的将近四倍。因此，“DNA也可能是儿童生活中的一种系统性力量”，拥有某种遗传变异组合所赋予的优势，会在数百万人中累积，并导致不可忽视的教育不平等。

那么教育又如何影响财富水平呢？2020年《政治经济学期刊》上一篇题为《遗传禀赋与财富不平等》的论文显示，教育多基因指数高出平均水平1个标准差的人比处于平均水平的人财富多出近25%。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斯基领导的研究结果也补充表明，拥有较高教育多基因指数的人在退休时更富有。

既然我们的生活如此强烈地被出生时的两次抽彩影响着，那么我们是否就无能为力了呢？如果这样想，我们便落入了优生学的陷阱，哈登强调遗传绝不是我们逃避社会责任的“免罪金牌”。她要做的，正是在优生学与优绩主义之间寻求第三条路径，让人们重新认识遗传学与平等之间的关系。

反对优生学：经验上是错误的，道德上是盲目的

获得2020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寄生虫》只用了一场雨，便将鸿沟般的阶级分化呈现：一边，暴雨冲过布满铁网的窗户，淹没了金家的地下旧屋，对他们来说，暴雨是一场平静的掠夺；另一边，朴家的女主人为雨水而欣喜，评价着雨水如何清除污染，对她来说，暴雨意味着消灭污渍。这一对比将“有人生来就在罗马，有人生来就是牛马”描绘得淋漓尽致。

如今，这类阶级不平等越发被视作自然现象。哈登提醒我们注意，当遗传学被用来建立一个不平等的人类等级制度，根据人的内在价值对其排序，并用来制造自由、资源和福利分配的不平等时，这正顺应了优生学的意识形态。

优生学从诞生之初便与种族优越性观念纠缠在一起。19世纪末，弗朗西斯·高尔顿提出了优生学，旨在通过遗传手段改良种群素质。后来，卡尔·皮尔逊继承了这一学说，公然反对全民教育，主张只有拥有优良血统的人才应接受教育，甚至倡导限制“不符合社会要求的人”的生育。优生学的影响之深广，至今仍广泛渗透科学和医学等多个领域。

哈登认为优生学不仅在道德层面应当被驳斥，在遗传学立场上也站不住脚。一方面，优生学错误地将基因过度简化，将一切遗传因素看作是可以精确控制的变量，忽略了基因的复杂性和随机性。

另一方面，优生学混淆了种族和血统的概念，并借此安排谁可以获得空间和社会权力。血统指的是一个人的家族历史或亲属关系，与遗传密切相关，我们说一个人有“欧洲血统”或者“非洲血统”，指的是他们与特定地区或族群的遗传联系。但我们用种族形成关于人类等级组织的结论时，其分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历史和法律决定的。例如，在美国历史上，强制实行种族隔离的法律需要明确界定谁被认为是白人，谁不是。

对此，哈登提出了一个反常识的推断，即“对教育有正面影响的基因可能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中更常见”。她援引社会学家罗宾逊的一篇论文作为依据，研究显示美国文盲率较高的州，出生于境外的居民实际较少。这驳斥了种族主义先验的信念，即白人因其基因而享有更好的生活结果。

通过上述对优生学的反驳，可以认识到优生学思想家们是如何稳步进行误导性宣传的，试图使人相信“对社会的重新想象是徒劳的”。哈登拒绝对此妥协，她以一个收养实验为例，提出警示：我们不应将遗传的影响解释为决定性的，也不应放弃社会政策带来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

在20世纪初的罗马尼亚收养实验中，科学家们抽签决定哪些孩子将留在孤儿院，哪些将与寄养家庭一起生活，并对其进行跟踪调查。结果显示，被随机分配到寄养家庭的儿童平均智商要高于被留在孤儿院的儿童。这项结果证明，基因固然具有系统性的影响力，但环境和教育同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因此，哈登希望明确一个观点：遗传可能成为社会分层的原因，但改善系统性社会力量的措施可以有效地推动社会变革。对此，她提出了倡议，即利用遗传信息来改善机会，而不是将人们分成三六九等；利用遗传学信息促进公平，而不是排斥某些人；不应将幸运误认为有德。

反思优绩主义：别把幸运当成有德

在许多人看来，遗传学研究的结果与社会平等不相容，哈登对此表示理解。正如前文所述，优生学的影响使得人类遗传学一直被用来推进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的意识形态，给被列入劣等的人带来了可怕的后果。为了避免划入优生学的陷阱，一些自由派人士对遗传学抱有极为谨慎的态度，他们通过强调人类基因同一性来反驳优生学的意识形态。

这样的倡导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优生学建立的僵化等级秩序，但同时也犯了“基因盲”的错误。哈登认为基因盲延续了这样一个迷思：我们这些在21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成功的人，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勤奋和努力，而并非因为我们碰巧是出生的偶然受益者，包括环境偶然性和基因偶然性。

在人类基因同一性的社会中，我们常常听到“天赋就是勤奋地练习”这样的说辞，但哈登反驳称没有任何的“优绩”可以不受遗传影响。哈登曾参与了一项双生子研究，试图捕捉被认为对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成功重要的各种特质，如坚毅、成长型思维模式、求知欲、掌握取向、自我概念和测试动机。结果发现，这些非认知技能具有60%的遗传率，与智商50%-80%的遗传率极为接近。

这意味着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快速处理速度，甚至于面对困难的有条不紊和坚毅，可能都并非优绩主义所宣扬的后天努力的结果，而是一系列运气的总和。因此，哈登提醒道，任何从遗传优势和环境优势的组合中受益的人，都不应当把幸运当成有德。

哈登还强调，自由派打破阶层固化的初衷没有错，但问题在于它将能动性置于个体身上，忽视了遗传的作用，反而增加了那些未抽中基因彩票的人的压力。哈登认为，当我们认识到遗传运气在教育和经济中的作用时，就可以减少人们因未取得足够成就而受到的指责，并且可以支持资源再分配，实现更大的平等。

因此，完全将遗传学研究束之高阁并不是解决之道。尽管我们必须警惕优生学的幽灵被放出魔瓶，但这并不能消除基因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遗传学对于个体的特质和差异确实产生影响，而将其完全忽视只会导致与遗传相关的不平等继续作为自然现象存在。

尾声：如何为社会中最脆弱的人谋求补偿性公正？

那么，哈登如何设想社会公正？她援用了美国自由派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提出的论说，即认真对待人与人之间的生物差异并没有损害平等主义；恰恰相反，生物差异是促使人倡导更平等社会的理由之一。

沿着这一思路，哈登认为一个社会应当首先认识到基因造就的不平等，才能够真正明白那些在抽彩游戏中“输掉”的人需要什么，并给予他们合适的弥补，使其内在的潜力不被湮没。也就是说，公平并非对每个人一视同仁，而是给那些最可能遇到困难的人，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比如，当一些人因遗传因素而更容易近视时，那么这种视力缺陷就是不应得的，我们不应该对此视而不见，反之应当发明和制造眼镜，帮助他们弥补这种缺陷。

哈登的观点因同时挑战了左翼和右翼令她备受争议，正如《纽约客》杂志评价的，哈登正在开启一场两条战线的运动，在她的左边，那些人假定基因无关紧要；而在她的右边，那些人坚信基因就是一切。但她所留下的质问依旧振聋发聩：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重新想象公共空间、工作条件、医疗服务、法律规范和社会规范，来保护社会中最脆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