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刀吧，不要让我太痛苦。”46年前，三岛由纪夫在切腹后时说的这10个字，成为了他的遗言。

1970年，三岛由纪夫带领他的4名私人武装“盾会”成员，来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东部总监部，并将总监益田兼利绑架为人质，命令他集合近1000名自卫队队员，好让自己发表那“为了纠正国家的扭曲根本原则”的演讲。演讲时，三岛由纪夫额头上缠着“七生救国”四字，双手叉腰。不过，底下的自卫兵们似乎不太买帐。他们不时打断三岛由纪夫的讲话，最后还发出了“住嘴！把他揪下去！”的怒吼。

迫于形势，演讲被呼声盖住的三岛由纪夫只能提早结束讲话。他三呼“天皇陛下万岁”，然后走回了总监室。三岛由纪夫紧握着的手里的短刀，然后用笔和自己的血写下了一个“武”字，随后便做了一件颇具中世纪日本武士之风的事——切腹。至此，这位颇具才华和争议的作家、被称为“日本的海明威”的作家就此与人世作别。

事实上，对于这次“造反”和自杀，三岛由纪夫早有预谋，甚至可以说，从他1968年建立盾会时就有这个想法。声称要保存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并且保卫天皇的盾会，在两年后的1970年9月9日提出了“行动的计划”，最后将实行日期定为11月25日。在这之前，三岛由纪夫还给他恩师清水文雄写信，称：“《丰饶之海》即将终结了，这终结之后，对我来讲，也是世界的终结了。”他还给美国学者亨利·斯科特·斯托克斯写信，也表明了相同的意思。这句话似乎成了三岛由纪夫死之前的暗示。

在“造反”的前两日，三岛由纪夫与其他四人进行了8次“行动演习”，一切都即将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在24号的演习结束后，三岛由纪夫致电新潮社编辑小岛千加子，说《丰饶之海》的最后一章已经完成，还请他于25号上午来取稿。下午6时过后，三岛由纪夫和实行计划计划的4名成员来到港区新桥的“末源”日本餐馆，举行“辞世宴”。宴罢，在回家的路上，他还强调了“如果在进入总监室前后，事情过早败露，5人就咬舌自尽。”三岛由纪夫到家后，便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伏案写下了《丰饶之海》的最后一部作品《天人五衰》的最后一章。在结尾，他写道——“庭院沐浴在夏日的阳光中，一派寂静......”

25日，三岛由纪夫比平日早起床，入浴后便穿上了盾会的制服，拿出了名刀“关孙六”，在纸上写下了感慨万千的两句话——“生命诚有限，但愿能永生。”然后，他将套了三层信封的遗稿，放在门厅桌上显眼的位置，出门了。前方等待他的，只有他自己选择的死亡。

对于三岛由纪夫用切腹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生命一事，外界看法向来众说纷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唐月梅在《三岛由纪夫传》中这样写道：“它给人们留下了长期的疑惑、不安、议论、指责、批判......直至今日，仍未能揭开这个谜团。”目睹了三岛由纪夫自杀过程的他的师父，日本文学大师川端康成受了很大刺激，并对自己的一名弟子泽野久雄说：“被砍下脑袋的应该是我。”他亲自主持了三岛由纪夫的葬礼，说三岛的精神仍然“活在许多人心中，并将载入史册。”遗憾的是，因为受三岛由纪夫死亡的刺激，川端康成在1972年4月16日的夜晚口含煤气管自杀，甚至未曾留下一封遗书。

三岛由纪夫逝世后，经他妻子许可，出版了一本《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集》。从这本书我们可以得知，三岛由纪夫与川端康成一直保持着书信来往，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末，当川端康成因胆结石住进医院后，他在信中写下“今天又是晚上九时半起床，这就是我的清晨。这种痴呆状态时日已久，还能写些什么呢？我没有把握……”。这些话都表明了他那时的状态的不佳。师徒两人对死亡的态度也是肯定的：川端康成十分欣赏自杀而死的画家古贺春江的一句口头禅：“再没有比死更高的艺术了，死就是生的。”；三岛由纪夫则认为“‘切腹’是艺术，对其本质视而不见的人是愚蠢的。”毫无疑问，两人的死都引起了舆论的大潮。

对于三岛由纪夫的自杀，他的母亲倭文重说：“我儿做步人后尘的事，这是头一回。”这当中，其实包含着她对自己儿子的肯定：她的儿子只是在选择如何死去时，才第一次步人后尘。其次，也暗含着认为他的自杀是“与众不同的”的意味。

许多学者、评论家都对三岛由纪夫自杀这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日本文学评论家长谷川泉认为。三岛由纪夫是一位文士、同时也是位武士。剖腹的行为实际上表现了他内心深处对“弃文从武”的憧憬，也表现了他对现实社会的绝望。至于剖腹的原因，长谷川泉认为这既不是艺术上走入死胡同，也不是肉体上的衰弱和崩溃，除了有一定的精神因素外，这完全是一种为追求逝去的传统而制造的轰动效应。“作为一个作家不可否认他很有成就，但作为一个社会人，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起的作用并非积极，而是相反。”长谷川泉补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德纯于三岛由纪夫剖腹的行为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三岛由纪夫那为了煽动军队搞武装政变而发表的演说，不仅未能使自卫队员揭竿而起，反而引得嘘声四起，以致让自己羞愤至极，甚至身首异处。李德纯还认为，尽管三岛由纪夫的政变彻底失败，但它在后来却成了煽动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一把火”。

三岛由纪夫为何选择以剖腹的方式了结自己的生命？有部分人认为这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但也有不少人觉得事出有因。研究三岛的权威佐伯彰一认为：“川端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给三岛君带来了相当程度的冲击。这是与作家的自尊心相关的微妙问题，三岛君在畅销书的问题上都很介意，是一个非常争强好胜的人。”

作家余华也曾写文分析此事，并称三岛由纪夫混淆了写作与生活，于是死在了自己的笔下。“当三岛由纪夫‘想杀人，想得发疯，想看到鲜血’时，他的作品中就充满了死亡和鲜血。”余华说，“三岛由纪夫的做法不同于其他作家。他过于放纵自己的写作，让自己的欲望勇往直前，到头来他的写作覆盖了他的生活。”

事实上，余华的分析不无道理。“死亡”一直是三岛由纪夫的文学世界里重要的主题之一，而他笔下选择剖腹自尽的角色也不在少数。《忧国》中，主人公武山中尉在遇到“既不能违背道义，也不能违背军令”的两难处境，便只能在与妻子在享受欢愉之后剖腹而死。《奔马》中的饭岛勋也是如此。对日本社会道德沦丧的现状感到愤慨的他，将一个作为泄愤对象的金融家藏原武介杀掉后，也在海边切腹自杀。这些人物的命运不仅与作品的故事走向有关，其实更与作家本人的心态有关。三岛由纪夫在自杀前也曾写过信给美国的文学评论家唐·纳德金，说“很久以前，我就想作为一个武士，而不是一个文士去死。”这似乎成了他自己结局的映照。台湾作家吴继文也认为“死亡对于三岛有绝对的魅力”。

除了写作的影响，三岛由纪夫本人的经历也与他的自杀有关。他那孤独、阴郁的童年给他造成了巨大影响。自出生后的49天，三岛由纪夫便被他那严格、强势的祖母养育，就连他母亲都只能定时来喂奶。他祖母还不允许他外出，也不能玩一些比较激烈的男孩子的游戏，只是挑选几个女孩子来陪他玩。这不仅让三岛由纪夫失去了孩童原本拥有的天真和活泼，还让他身体的健康程度大打折扣，以致于在他5岁那年换上尿毒症，甚至濒临死亡。后来，即使这病症完全痊愈，死亡那沉重的气息和阴影还是给三岛由纪夫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恐惧，也影响了他自身的世界观、美学观等价值观念。

除此之外，也有人认为日本文化中的死亡文化也对三岛由纪夫的死有影响。学者李泽厚在《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说略稿》中写道：“也许由于多山岛国异常艰苦的生活环境，死亡的降临有突发性、袭击性和不可预计（如多地震、台风的特点），这使得人生无常的观念比中国似乎带有更为沉重的悲凄感伤而无可如何。”李泽厚认为，正是包括这一因素在内的诸多原因，使日本人民有了“惜生崇死”的心理。在他看来，“惜生”是珍惜生命，“崇死”则乃积极主动地向神的归依，故呈现为对死亡的尊重、崇拜、和病态的美化、爱恋，而三岛由纪夫的作品和行为便反映了这种心理。

同时，不少人也认为，《叶隐》等书宣扬的武士道精神也“催化”了三岛由纪夫的切腹行为。《叶隐》是一本关于武士修行并崇仰忠君、大义、殉死的书，被视为“武士道的精神源泉。”三岛由纪夫不仅曾对这书进行过解说，还赞扬“假如说曾有一本书连续20多年内令我爱不释手、常看常新、来没有厌倦过，那必定是《叶隐》了。”甚至，在他的遗作《辞世》中，他都不忘表露自己的武士道精神——“武士胯下刀，鞘中隐作响。堪忍已数载，今日映初霜。”由此可见，三岛由纪夫受武士道精神的影响颇深。

除了武士道等精神的影响，三岛由纪夫的切腹还与天皇有关。战争期间，他受到日本浪漫派那“皇国传统”等思想的影响，不满与战后的美国民主体制及天皇自身的想法，提出“文化概念上的天皇”，并势要恢复天皇成为国家与民族的象征。在《天皇防卫论》和《太阳与铁》两篇评论中，他那向往天皇制“复活”的想法展露无遗。》三岛由纪夫的这一系列的思想，不仅让他最后身首异处，也让自己陷入争议的漩涡。

（本文部分参考唐月梅《三岛由纪夫传》一书、高兴兰《三岛由纪夫的死亡美学》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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