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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芭比是谁？她既是强大的职业女性，又代表着一种过时和倒退的女性气质；既是小女孩心中的偶像，也总是引起男人的性幻想。四十年来，芭比都过着一种充满争议的生活，正如《芭比》真人电影的导演格蕾塔·葛韦格（Greta Gerwig）所说：“根本不存在芭比的故事，芭比的故事就是关于她的争论本身。”
要把这些争论塞进电影里，并表达出足够当下的女性主义观点，这并不容易，但是格蕾塔做到了。《芭比》已经成为这几天最为火热的荧屏现象之一，在排片率不足3%的情况下，仍在大陆获得了超高口碑。故事的主线很简单，芭比生活在粉嫩的乐园里，直到她前往真实世界后发现了男性统治下的社会，梦碎之后，芭比必须寻找属于自己的结局。
这不免令人想起娜拉出走的故事，然而就像诸多影评指出的，影片虽然直白地批评了父权制度，比起真实的娜拉们，结局还是过于温和了——芭比从肯那里夺回了芭比乐园，构建起两性平等的乐园，一切皆大欢喜。不过，如果我们深入看一看影片本身，或许会发现，这部影片并非“直白”和“温和”这么简单。
戳破名为“后女性”的梦境，来到人间
如果说女性在现实中是波伏娃笔下的“第二性”，芭比在她的世界里就是“第一性”，这是整部《芭比》电影的起点——芭比拥有自己的梦幻之屋，能当美国总统和宇航员，而男友肯只是一个无用的大型挂件。然而，电影在开场一分钟后就戳破了这个梦境：芭比以为自己扫清了女性平权道路上的障碍，但那只是她的一厢情愿。在湛蓝的塑料天空背后，是父权制依然运作良好的现实世界。
这是一个简洁的转折，寥寥数语就说清了芭比的矛盾地位——她既像是某种女性主义先驱，又回避了关于平权的种种难题。这一矛盾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她的诞生。上世纪50年代芭比横空出世时，就已然暗含着女性赋权的意味，与当时的多数美国女性不同，芭比的创始人露丝·汉德勒与彼时的芭比设计师都是工作女性，芭比也是同样，“忙碌的女孩”（Busy Gal）芭比穿着红色麻质套装，手里挽着装满草图的公文包，俨然设计师本人的化身。而芭比的前身却是一个名叫“莉莉”的漫画角色，她是一个穿着暴露、喜欢从男人那里搞钱的色情玩物，是一个明显由男性创造、为男性服务的人物。
汉德勒对这一切并不知情，她只是在某次旅行时看到了橱窗里的莉莉，认为她很像自己在找的那种玩偶而已。莉莉无疑隐喻着芭比身后的父权社会，无论芭比怎样昂头挺胸阔步向前，只要她仍然是前凸后翘的模样，身上的原罪就难以消除。于是，进入70年代之后，代表着难以企及的美丽标准的芭比，在彼时的妇女游行大会上，有人举着“我才不是芭比娃娃”的牌子。
随着女性主义浪潮的发展，芭比的形象也变得愈加复杂。90年代后，一些学者开始将芭比归类于“后女性主义”叙事的一环，并提出诸多批判。根据安吉拉·默克罗比（Angela McRobbie）在著作The Aftermath of Feminism中的定义：后女性主义假设女性主义的事业已经实现，这样就可以轻柔地否认它，并提取出它最可口的部分，比如性自由、经济独立。芭比提倡的“女孩无所不能”只是一个虚幻的承诺，好像只要不断进行自我女性改造，就可以实现梦想，如此一来却把结构性的不公转嫁给了个人，年轻女性可以成为社会的特权主体，前提是她们不会推动更进一步的女性政治变革。
默克罗比提到，这种“后女性”情绪在《欲望都市》《BJ单身日记》等小妞电影/剧集中十分常见，除了独立女性的骄傲自得，其中也潜藏着模糊的焦虑：“年轻女性想要找回女性气质，却没有说明它为什么会被夺走；想要享受传统的女性乐趣而不需要道歉，尽管为什么她们会觉得自己必须道歉，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事实上，时至今日，此种模糊的焦虑仍然存在。近来在中文互联网上受到争议的“服美役”一词就是很好的例子，打扮漂亮似乎是为了个人自由，但是只要男性的凝视目光还未消散，此种自由就永远需要打一个问号。
与千禧年间的小妞电影们相比，来自2023年的《芭比》的勇敢之处正在于此——芭比意识到了焦虑的存在，并毫不留情地戳破了它。我们由此不得不佩服导演格蕾塔的转喻功力：女性放弃独立自主的幻想、承认父权制并未改变的过程，正像是芭比玩偶走出盒子、进入现实荒原的过程。幻想破灭的细节是具体而微的，洗澡水是冷的，牛奶过期了，芭比再也无法轻盈地从二层房间降落到粉色汽车里，而是拖着变成平足的双脚，重重坠地。这些细节还具有另一重意味，芭比的平足被同伴们称为“故障”（malfunction），故障意味着和身处现实的某种错位，旁人未必知晓，只有自己心知肚明，而这正是女性在这个并不为她们设计的世界中的日常感受。
闪耀、俗丽而“低贱”：谁是芭比？
影片中最精彩的片段之一，是芭比和闺蜜们快乐舞蹈时脱口而出“你们有谁想过死亡吗？”，众人哑然。把芭比娃娃和死亡扯上关系，乍一看不可思议，细想却很有道理，想一想经常拿来与芭比做比较的性感偶像玛丽莲·梦露就明白了，她承受了太多来自影迷的爱与自我投射，也（至少在大众看来）因此而不堪重负，最终毁灭了自己。
生的反面是死，快乐的反面是痛苦，世人经常把难以言表的爱憎投射于一个最为神采奕奕、活力四射的理想化身之上，芭比同样是这样的化身。只不过，与梦露的一具肉身不同，芭比是用塑胶做成的，它没有生命也从不痛苦，可以被浇筑成任何形状，也因此承载着无数女性的自我意识，成为了理解女性如何被看、如何看自己的强大象征物。
这些自我意识并不总是美丽的。这个世界并非为了芭比而设计，而是设计给肯的，女性也更容易感受到不公正。这并非危言耸听，《看不见的女性》一书为我们描绘了真实世界的样貌——世界很多地方的女性工作时间都比男性更长，其中许多是备受忽视的无偿劳动，以英国为例，英国卫生和安全管理局2017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在各个年龄段，女性的工作压力、焦虑和抑郁的比例都高于男性。电影中的那个名叫格洛莉亚的母亲也是同样，她是一名拉丁裔的移民女性，在美泰公司为一群男性领导做着乏味的行政工作。所以，她只好把自己的沮丧和疑惑借由想象中的芭比表达出来，它们是“大腿长了橘皮组织的芭比”、“被死亡念头缠绕的芭比”，形象诡异、扭曲而黑暗。
当然，这种投射更多时候是正面的，毕竟芭比意味着女孩们从小渴望成为的样子。那么，除了金发碧眼这些招牌特征，芭比到底是谁？M.G.罗德在《永远的芭比》一书中做出了精彩的诠释，一言以蔽之，为了吸引更大范围内的消费者，芭比的形象是俗丽甚至有点“低贱”的：
她买了一大堆东西，却都是不需要动用个人鉴赏力的低俗品。芭比其实是一名普通的美国妇女，只有身材是全身上下唯一的例外。芭比有钱，却并不属于看不见的上层阶级；虽然机智，但并非饱受教育，她代表了一个完全可以达到的目标，即使是赤贫阶级的小女孩，也可以将她当做白日梦的对象。
最重要的是，芭比要受制于那种“你好吗”的文化，永远带着说不清是骄傲还是讨好的笑脸。
用“低贱”来形容芭比这个完美偶像，听上去有些奇怪，却很好地说明了当女孩们想起芭比时爱恨交织的情绪——芭比确实是消费主义和大公司企业的一环，但她也寄予着父权社会的各阶层女性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有时，这种渴望也正因女性身处下位而显得有些“低贱”。芭比或许不是一个正大光明的女性主义者，却与女孩们的隐秘情绪紧紧相连。用M.G.罗德的话来说，芭比多多少少反映了女人对女性奥秘的一种“了解、洞悉，却又不足为外人道的心态”。
我们可以一边爱芭比一边呼唤平等吗？
如何处理对于芭比的微妙爱憎，便成为了电影《芭比》的难题。一方面，电影对于芭比的矛盾性有着很强的自我意识，当芭比穿着粉色的牛仔服，自信地说自己“既漂亮又酷”，小女孩萨沙却无情拆穿她只是一个胸大无脑的傻白甜（bimbo）。另一方面，显而易见的是，电影本身并不认为芭比只是傻白甜，而是为其倾注了女性视角的关爱，她会心胸辽阔地坐在轿车里放声歌唱，会在肯夺权以后一脸沮丧颓废地躺地大哭，也会重振旗鼓帮助伙伴们脱离肯们的父权洗脑。
最重要的是，电影并没有回避芭比俗丽的那一面，这从片中四溢的粉色就能看出。导演格蕾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今的粉色已经变得“太有品味了”，而《芭比》的粉色应该是最饱和、大胆和明亮的那种。《芭比》的上映和广受欢迎或许说明，那种“不足为外人道”的心态已经在逐渐消散。
女性学者卡罗尔·海（Carol Hay）同样在某篇文章中提到过，她曾认为芭比的金发女郎形象代表父权制审美标准的一切弊端，然而当她看到《芭比》的预告片，芭比再次和重塑自我的意识交织在了一起。她由此领悟道：认为女性化的兴趣比男性更轻浮，这其实也是一种厌女症。正是因为某些事物被编码为女性化，人们才会不那么认真地对待它。贬低芭比，就像是贬低浪漫主义小说、肥皂剧和私人日记一样，会洗刷掉女孩的情感和思想基础，使女孩在变为女人的过程中感到她们的情感毫无根据，她们的思想与现实无关。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芭比》让一对母女作为第二主角是有其深意的，女孩萨沙在成长过程中认为自己习得了更为先进的女性思想，试图切断和母亲的联系、把芭比封存在地下室，但这样做也抹杀了女性所具有的特殊性。正如Billie Eilish在电影原声歌曲《What Was I Made For》中唱的那样：“我曾飘然空中，如今只剩坠落。往昔熟知的一切，如今却无所适从。我究竟从何而来，为何而生？”这名年仅21岁的女歌手在写歌的过程中意识到，她本以为这首歌是在写芭比，实际上她也在书写自己。
之所以承认“女之为女”的性别差异如此重要，是因为这正是构建真正两性平等社会的基础。在《芭比》的后半段有这样一段对话，尝试创建父权制却失败的肯失落地问道，如果自己不是属于芭比的肯，不是站在沙滩的肯，那他是谁？芭比的回答非常直接：就是肯（just Ken），你需要自己寻找自己是谁。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某种落入新自由主义窠臼的“心灵劝导”，而是不再区分主体与客体的新型叙事，这代表着哲学家露西·伊利格瑞笔下的那种“既不相同，也不对立的两种主体”。在她看来，平等不是思辨领域的抽象平等，因为这背后仍是中性（其实也就是男性）概念，也会因此继续落入男性主导的“占有和掌控”模式，真正的平等应当纳入性别差异这一绝对前提。
或许有人会说，《芭比》的结局只是从一个幻梦乌托邦走向了另一个乌托邦，实现平权怎会如此容易，何况芭比还是一个具有辱女性质的符号。但是抛开好莱坞本身的造梦性质，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为何不能直视并重新定义那些曾让女性感到羞耻矫饰，也同时感到甜蜜快乐的东西，就像《芭比》正在做的那样？无论如何，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这样做，才真正能走上推翻“肯之王国”的道路。
参考资料：
《看不见的女性》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 著 詹涓 译 新星出版社 2022-8
《永远的芭比：四十年的女性时尚》 [美] M.G.罗德 著 阎蕙群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8-10
The Aftermath of Feminism : Gender, 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 Angela McRobbie,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8-12-4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doll – a feminist philosopher's journey back to Barb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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