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保障住房，取缔指令性的规划条例，鼓励街道、广场和公园的大规模私有化。上周，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建筑公司总裁帕特里克·舒马赫（Patrik Schumacher）在柏林举行的一个会议上发表了上述观点，在场的建筑师和开发商无不感到意外而震惊，随后互联网上掀起了一轮激烈的讨论——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把他成为“建筑界的唐纳德·特朗普”。

哈迪德晚期的作品充斥着科幻未来的元素和反重力的结构，从视觉上就让人遐想万千、叹为观止。如今，扎哈已辞世，她光辉的建筑生涯却因为一个选择而遭到世人的质疑。曲线女王将自己的建筑遗产移交给了一位信奉自由市场的自由之王——帕特里克·舒马赫，而他绝不会退缩。舒马赫从1988年开始与哈迪德并肩工作，现在接掌了她的事业。

在Facebook上的不少状态中，舒马赫强烈地反对从国立艺术学校（“一个站不住脚的时代错误”）到“专业地产公司主导建筑业”（“试图用坏心眼荼毒我们”）的一切既有建制。在这些状态中，舒马赫用众多大写字母和感叹号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舒马赫是建筑会议的常客，即使没有上台发言，他也会坐在前排。此前，他曾在一个会议上打断发言者，宣称此番言论是一场左派自由主义的阴谋。但在柏林世界建筑节的一小时发言中，他比以往更加大胆地宣扬了自己激进的世界观。

他对住宅楼“社会工程化”设计导向以及“才思枯竭”的土地使用规划进行了强烈地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城市政策宣言，亦即取缔住宅楼空间标准、废除各种形式的租房控制和租赁管制。他欢迎海外投资者涌入伦敦市场，他为“购房出租”文化进行辩护，并认为“即使全球企业家只在这里停留短短几周，他们也会做出一些关键的投资，那么这无疑将带来惊人的乘数效果”。

他对廉租房的坚定立场尤其招到外围声音的不满。“当房屋承租人出于社会原因被要求搬家时，他们可以住进一个新的地方，并且他们可以免费住进这些新的房子里，”他愤怒地说道：“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多大的悲剧啊。”城市中心区域应该为“最能创造经济价值、最有权势、最能为我们高效服务的高生产力群体”腾挪出空间，他最后还倡议，我们应该在海德公园上建立一座全新的城市。“海德公园的真实使用率有多高？”他问在场的伦敦人，“我们必须知道，维护这样一个公园会浪费我们大量的资金！”

几天后，55岁的舒马赫坐在克勒肯维尔画廊的透明办公桌前，室内陈列着先锋的家居和餐具，相较于会场里的张扬激进，此时的他谦虚了不少。“我现在仍然一点都不后悔，”他说，“但我并不知情讲座是现场直播的。我必须强调，我发表这些言论是站在知识分子、理论家和辩论家的立场上，与我在公司里的行为是有很大差别的。我并不想要把个人观点带进工作中。”

在领导一家全球400强建筑公司的同时，积极发表政治言论，舒马赫在这两件事上都并非驾轻就熟。或许你会感觉到，他只是热衷于不走寻常路，因此时常持有与普罗大众相左的意见和观点。自哈迪德英年早逝以来，舒马赫才彻底地展示出了自己的潜在真实面目。哈迪德在世时就隔三差五对舒马赫神乎其神的理论和义正言辞的政治观点嗤之以鼻。

哈迪德曾把舒马赫的理论（集结成了两卷本大部头的著作《建筑自生系统论》（Autopoiesis of Architecture）以及数篇论文，例如题为《通过基于主体的参数符号学强化社会功能性》（Advancing Social Functionality via Agent-Based Parametric Semiology）的文章）笑称之为“帕特里克玄学”。哈迪德从来没有表达过自己的政治看法，她乐意为各种类型的政府服务。但她是否认同舒马赫的某些极端观点呢？“不。”舒马赫笑着说。

当舒马赫在1980年代加入公司时，两人在政治看法上走得很近。和不少右翼自由派同事一样，舒马赫曾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但骨感的现实击碎了他的理想。2008年金融危机击碎了他的“主流政治梦幻”。在这一时期，他阅读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新自由主义教父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一系列作品，同时接受了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无政府资本主义”观点。

“我认为需要放松限制，减少国家管制，”他说，“我们必须释放出企业家的创造力，并为个人赋予更大的权利，让每个人拥有自由去创造更伟大的繁荣。”在最近一次思想转变后，他阅读了大量奥地利学派的经济观点（基于个人主义和有限的国家市场干预），包括《经济消融》（Meltdown）的作者托马斯·伍兹（Thomas Woods）、共和党股票经纪人彼得·希夫（Peter Schiff）以及里根政府预算主管戴维·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

舒马赫拒绝被标签化，但他的立场基于一个基本的信念，那就是他相信完全不受管制的市场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从住房供给到雇佣法规。他认为私有化应该拓展至街道、城市管理甚至是司法系统。“不再是任何问题都寻求政府帮助，”他说，“为什么不把这视作是一个企业机遇？”

在他看来，只有企业家能够发现、创造出城市的“共区域性协同性”，都市的活力绝不能被规划局“无耻的官僚主义”所定义。他在“口袋生活”（Pocket Living）这样的创业公司中看到了一线希望，“口袋生活”是一家伦敦的房地产开发公司，由一位前投行银行家创立，该公司钻法律的空子，提供小于常规最小标准的公寓住宅。

他也很认可“共同社”（Collective）的经营理念，“共同社”是一家提倡“同栖生活”的房地产开放商，它提供微型卧室（10平米），租户们可以共享大面积的共同生活空间。这两家公司都以房屋的可负担性为卖点，但也有不少批评声音认为它们的存在会让英国出现更多小户型的群租楼。舒马赫正在同两家公司讨论可能的合作项目。

“它们的出现是对市场需求的回应，”他说，“是对一刀切方法的合理纠偏。法律的灰色地带为新产品的发明留了口子。如果我们修改了空间标准，我们将拥有更多的可能。”他对Airbnb赞不绝口，以谷歌“生产力引擎”和数据区块链的潜力为代表的硅谷自由精神，营造出“后嬉皮时代创作氛围”，他所倡导的建筑流动性、网络化概念是对这种精神的最好回应。（不幸的是，谷歌并不认可他的风格，并将新学院的设计建造权授予给了BIG和Thomas Heatherwick。）

舒马赫可能被传统的中偏左建筑界视作是异见者，但他并不孤立无援。克莱尔·福克斯（Claire Fox）主管的智库机构思想研究所（Institute of Ideas）中有不少舒马赫的同道之友。克莱尔·福克斯是《生活马克思主义》的前出版商，这本书招徕了大批信徒，用卫报专栏作家乔治·蒙博（George Monbiot）话来说，这些人从“最左的阵营转投极端推崇企业的右翼自由派”。

这些人是建筑界的中坚力量，从未来城市计划到英国文化委员会再到前《蓝图》（Blueprint）杂志的编辑团队。在混圈子的同时，舒马赫已经参与了不少项目，诸如实验性自治领“自由之国”，该项目试图在多瑙河西岸狭长地带开展一个建筑比赛。眼下，“自由私有化城市”的概念让他兴奋不已。

摩纳哥企业家提图斯·格贝尔（Titus Gebel）构想出了一个由私有公司运营的微型国度，住在其中的市民只需要向一家企业服务提供商支付费用就可以获得乌托邦世界的体验，它能“保障居民安全、提供无限的创意，并且杜绝社会冲突”。舒马赫说：“我认为让企业来提供日常管理是一个值得一试的有趣点子”。他提到私人运营的印度城市古尔冈，认为它是一个大有前景的范本——所有的居民都共享周遭的繁荣，他们的生活污水排放到河流中，居民可以自主打井汲取地下水，同时，城市分成了精英区和贫民区。“平等是一个好的出发点，”他补充道，“但它的优先级不应高于经济发展。”

从我们这次对话以及我参加过的他的许多场个人讲座中，我很难判断出他是否真的相信他所说的观点，抑或仅仅是在搏出位而已。在某些时刻，他会稍稍收敛，似乎是看到了自己所持观点的荒谬一面，他有时甚至还会宣称这仅是一些“思想层面的实验”。

在我们对谈的翌日，他发表了另一条Facebook状态，他再次向关注者表示，扎哈·哈迪德建筑设计公司不会拒绝社会住房项目；他接受现有的政治框架，所有的建设项目都必须合规开展；他还表示，他个人的观点不会影响公司的定位。但言行往往无法截然的割裂，他正积极与志同道合的客户开展合作，同时他也利用全球顶级建筑公司主管的身份宣传他的个人价值观，高谈阔论一些他仅略知一二的话题。“我处在一条陡峭的学习曲线上，”他承认，“我并不确切地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我认为这些观点有争鸣的价值。”

给与左派当头棒喝、让他们看清社会现实，这样的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舒马赫的不少观点已经越过了“真实的”边界。当被问到具体问题时，他支支吾吾闪烁其词，他无法解释为什么英国房地产开放商坐拥超过60万块住宅用地地块，并且受到严格的规划限制，但是他们的利润却节节攀升，他也没有认识到住房市场的行为并不会完全遵循市场供需的逻辑。

大可以让舒马赫自由地发表他的观点并接受世人的质疑，但我更倾向于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对于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看法：“一个糟糕的玩笑，或许值得在一堂学术讨论课中进行一些评点讨论……但在其他场合全无必要。”这当然是一种理论，乔姆斯基断言，“如果人们将这种理论付诸实践，将会导致各种形式的暴政和压迫，在人类历史中已有镜鉴。”

（翻译：韩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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