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期主持人 | 潘文捷

暑假到来，“研学营”在今年屡次登上新闻热搜。

据新京报报道，市场上出现大量旅游团、研学团，有组织者口头承诺可以“逛清华校园”“与清华学霸交流”，但实际上只是在学校门口拍照，甚至把清华科技园谎称为“清华新校区”，带领孩子们在其中游玩。民生节目“1818黄金眼”也以《“偷渡”进清华，还失败了……》为题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报道，市民给孩子购买了几千元的游学项目，核心卖点就是去清华北大游学走访，一部分人预约成功，一部分人以“清华里面的人”的“弟弟妹妹家属名义进去”了，还有一部分孩子被保安拦下，在校园外等到晚上11点多。

今年6月30日，清华大学发布了“暑期校园参观管理公告”，公告称进入校园需实名预约，且“每人在暑期校园参观开放期内仅能成功预约1次”。研学营工作人员在采访中提到，预约名额不仅随机，而且极少（校方保卫处给出的数据是每天名额为4000人），但“全国可能去了有几万个孩子”。

虽然清华和北大的公告中都表示，校园参观不收取任何费用，希望大家拒绝以任何名义提供参观服务的有偿预约行为，但仍有人在名额紧俏中看到了巨大商机。根据北京大学校友网消息，7月21日，一支名为“北大金秋暑期定制课”的校外研学团队，由部分北大校友通过预约同行人员的方式，拆分预约139名学员入校，每人收费10800元，合计收费约150万元。后来，北大关闭了这些人校友预约系统的使用权限。

不少媒体在关注“研学营”存在欺骗嫌疑的时候，另一个问题也浮现了出来：为什么进入大学校园那么难？曾几何时，去北大旁听并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2007年的《新民周刊》曾记录当年旁听的盛况，有人甚至在北大旁听了11年——文章称，“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只要走入校门，坐进课堂，即九九归一，皆为学子”，一位旁听生接受采访时说，“北大几乎任何一间课堂都对所有人开放。每个系的课程表基本上都可以查询到，而讲台上的老师看见陌生面孔，也不会追问你的身份。”然而如今，不仅旁听生几乎销声匿迹，非本校学生、非校友群体进入学校都成为了难题。

早就有不少声音在呼吁“高校拆掉围墙”，这种观点认为，大学资源理应向社会开放和共享。2016年，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任孟山撰文提到，他在美国著名高校参观时，“对别人的开放校园深有体会。甚至总是下意识记起，有次我带孩子路过北京一所著名学府准备进去略加参观时，被门卫坚决拒之门外的情景，当时给我的理由是学校正在上课。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能理解，但作为家长，我确实不能接受。”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刘永谋也在一次采访中提及，“中国主要的大学资源都是国家财政公共投入的，应该适当反馈社会，比如校园绿地、运动场所等可以与社会共享”。

从开放到隔绝的大学校园

董子琪：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高校大门都是随便进的。我小时候住在省财经大学附近，也报过学校老师的美术班还有大学生开的暑期班，这也算“研学”了吧？哈哈！当然是门槛比较低的，只是借用了人家的空间而已。那时候对大学印象很好、很自由，就在于校门大开，大学生也很和善。我上大学时，大部分高校也是对公众开放的，在鼓楼校区经常能看到市民推着小孩来游玩，带着饭盒进食堂打饭买包子什么的。当然我也借这样开放的机会进过清华和北大，在人家食堂吃过饭，至今都能回想起那个热闹的场面。

之前也听人讲过专门住在五角场、进复旦旁听中文系课程的美谈。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气氛就严峻了，再进校要刷卡刷证件，要人工登记，闲杂人等不让入校，哪怕是校友都不行，更别说上课了，一律不准进，警卫森严，让人不敢靠近也不敢问。因为这样，过年时跟着留校的同学溜进了几乎空无一人的学校，激动不已，在校门严格管理的时代，这大概算是享受到了某种内部福利吧。

不过这个情况最近又有所缓和，上海的高校又陆续可以进入，但还是有一天内的预约名额限制，可能会因为预约不上，到了门口也只能败兴而归。我还观察到一点，高校大门紧闭这个情况不仅对外也对内，现在大学生进出校门都需要刷脸刷卡，过个马路都得认证，似乎是管理制度借助科技手段更加严格了。

可以参考一下某主流媒体人对这个事件的点评（不以人废言），他将大学紧闭的校门视为疫情时代的阴影与象征，也认为校门拦住的不仅是普通市民，更是大学生向往自由与开放的心。虽然我不太认同校门紧闭是疫情造成的，我看到的大学校门严格管理都早于2020年，但觉得这件事他说得也算公允，尤其在于高墙、大门紧锁给人带来的普遍心灵感觉方面。 

林子人：我觉得大学的管理措施和文化氛围真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读大学的时候，“大学是一种公共资源”应当算是社会共识，我没怎么注意过是不是有校外人士来旁听大学课程，但大学里举办的公共讲座的确是欢迎公众参加的。因为校园里绿化很不错（甚至还有一片湿地），我们学校也是附近居民散步溜娃的去处，学生有时会戏称学校是“XX镇人民公园”。校外人士只要办张校园卡，就可以在我们学校的食堂吃饭。 

防疫政策放开后，就有人开始呼吁重新开放大学校门，有一种反对声音是这会增加学校的管理成本，增加风险，影响到学生的学习生活。我觉得挺可笑的。按年龄算，大学生在入学之时基本都已经算是成年人了，大学是他们进入社会前的最后一站，他们既有接触社会的心智，也需要为之做好充分准备，让大学校园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最自然的让大学生接触社会的方法。 

徐鲁青：中国高校确实应该属于城市公共资源的一部分，高校师生在法理上只是具有优先使用权，但现在很多情况是“私有”状态让使用排序靠后的城市居民被隔离，失去了使用它的可能。

我觉得，不仅高校可以给周边市民带来好处，学生和老师也需要和周边的社区发生关系。如果大学生要么是在象牙塔里好好学习，要么是去CBD办公室实习，这样的教育是很匮乏和单向度的。上街头游荡，去社区玩耍，与当地居民、小店小贩产生关系，对学生与老师来说都会有很多收获。一直不太喜欢“学生”和“社会人”的二元划分，回想起来，大学时对我影响最大的朋友都是在校外认识的“社会人”。

建筑师简·雅各布斯曾提出，学校周边一个社区的消失，对学校的影响大部分是负面的。她说，必须理解在街头蹲着喝可乐和在专门的游戏室喝可乐是不一样的，是城市街道让我们形成对世界的基本理解，在街头我们会发现自己除了是学生，也是市民与公民，我们会参与进城市的运行模式里，这些影响或许要比教室里的知识教育更加深刻与久远。

尹清露：我小时候家住在山东大学老校区旁边，父母都是校友，所以经常带我进去玩，我也对校园里葱葱郁郁的梧桐树和校门旁边的大教堂很有好感，依稀记得最早上过的小学英语辅导班也是在山大的外语学院里面，现在想来，这些体验形成了我对大学最初的印象：随和而友善。那时经常听说“保安旁听课程考上北大”的事例，现在这类北大旁听生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类价格水涨船高的“研学团”，或者需要有亲友关系才能进入校门。

我看到，现如今想要去北大听课，必须符合一定要求才能成为名义上的“旁听生”，申请者必须是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的在职工作人员，具有大学程度的文化水平。这也令人疑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课堂秩序，但也从源头上切断了许多人接触知识的渠道。

与校园的物理区隔相匹配的心理区隔

潘文捷：维护学校秩序和满足市民需求可以兼得吗？理想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尹清露：这可能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从公众的角度来说，我们会觉得进出大学校园是纳税人的权利，大学与社区之间的互动也是社会良好氛围的体现。不过校方多数是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尽量避免增加工作负担。我问过一名在南方科技大学做法务的朋友，他表示疫情后学校开放了游客预约制，即使是在这样的制度下，还是发生了很多人身伤害或者纠纷，无形中增加了校方的工作量。

林子人：是怎样的人身伤害呢？

潘文捷：有的报道谈到过清华开放时女寝被人闯入、北大参观者随地大小便等。不过仔细想一想，这并不是本校生和外来人的区别，因为外来访客也会保持礼貌友好，校内学生和老师也会行为不端。比如2017年8月30日清华研究生院发布的违纪处分中，就出现了“冒用学校名义在社会上参加活动”、“婚外与他人交往”、“在宿舍内留宿异性过夜并殴打该异性”、“在女卫生间进行偷窥”等违纪行为。近年来很多重要社会事件也是在校园内发生的。举这些例子并非在比坏，而是说人群中总是有好人有坏人，不能将普通游客妖魔化。

我也有一种感觉，高校教育正在把校园之外的人塑造成一种他者的形象。在我读研的学校里，几乎每一堂课的老师都会说一些类似于你们是某校的学生、你们和其他人不同、你们是社会精英之类的话，不断加重学生们的傲慢。所以，当我看到校友，尤其是还在校读书的学生，首先的刻板印象不是他们成绩很好，而是这人八成很自恋。社交网络上还流行着“如果你认识的人是某大学的，一定会三句话之内让你知道”之类的段子。当学校不断加强与社会的物理区隔，也一定有一套适配的心理区隔，以至于很多学生和校友不但拒绝思考校园开放的问题，反而为自己有直通校园的“特权”感到高人一等。

徐鲁青：其实也有研究表明，开放校园的安全性反而更高。《打开临校空间｜期待高校与城市相融合的未来》一文就提到了这个问题，相比于不定时的安保巡逻，行人的社会监督能更加实时响应各种突发事件，也更具威胁力。校园面积往往很大，人口密度也远低于城市人口密度，即便是把大量用于教育的资金投入安保力量巡逻，也会有很多监视盲点。

父母与孩子的高质量互动比什么研学营都强

董子琪：高校不仅有绿地草坪，文化资源也可以辐射周边，家附近街道开展面向老年人的普法讲座，邀请的就是财经大学的老师，书店讲座也经常由周边大学的教师主讲，这样的活动不比要交钱的研学营差。难道说野草一般自由生长、为爱发电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人们更信赖包装好的课程？

林子人：我从一些报道中了解到，很多参加研学营的孩子年龄非常小。我非常怀疑，就算他们真的能顺利进入清华北大校园，对校园氛围如何、全国顶尖的学生如何积极进取，又能有多少理解能力呢？我小时候虽然没参加过研学营，但也不可免俗被家长带去瞻仰过清华大学，实话说，并没有什么打鸡血的作用……认为孩子去好大学体验一遭就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恐怕更多是家长的一厢情愿。

我也会觉得，把孩子送进研学营是不是家长用金钱来推卸陪伴责任的举动，父母与孩子的高质量互动，其实比什么研学营都强。前段时间有一本新书《同窗》出版，作者是一对母女，她们一起读了《沉思录》《西游记》《挪威的森林》《伊利亚特》等十几部文学作品，聊各自的感受，对话自由又平等，令人印象深刻。

父母与孩子之间碰撞出的智识火花，将激励孩子自主学习、思辨。这才是能让他们受益终身的“研学”。当然，现在不少家长恐怕也是无奈，本来工作就那么忙了，没多少精力安排孩子的悠长假期，自然是让所谓的专业人士负责照看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