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乡镇企业改制潮至今令人记忆犹新。乡镇企业竞争力低下被认为是推进改制最重要的理由，而导致竞争力低下的主要原因则被归结为先天模糊的集体产权属性，因此通过改制使得产权明晰，理顺代理链条，就成为改制的主要诉求，事后看来也构成一个相对完美的解释框架。

但是这个框架因其过分完美而显得有些单薄，比如很难解释为何1990年代中期成为一个关键节点，为何之前浙江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不足以“说服”江苏乡镇企业及其管理者进行改制？在产权这一内生变量之外，当时中国大的政经框架发生了哪些变化，导致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和经营者心甘情愿地将其“抛弃”？

美国学者白苏珊在其《乡村中国的财富与权力》一书中，提醒人们在着眼于乡镇企业本身的产权结构的同时，更要关注此一产权结构运行的外部大环境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从而使得此前相当长一段时期得以顺遂运行的既有产权结构难以为继。

在白苏珊看来，是1990年代中期的分税制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和要素市场化改革，迫使此前相对受宠爱的乡镇企业和此前相对被歧视的民营企业站到了统一起跑线上，才使乡镇企业先天不足的产权问题和因产权问题导致的经营管理水平低下问题得以暴露，从而失去了原来享受很久的竞争优势。换言之，这三个改革，使得乡镇干部没法再用税收优惠、信贷分配和生产资料的优先供给来提携乡镇企业，因此乡镇企业也就不复此前的竞争力。当然，此时来自民营和外资企业的竞争的加剧，以及中国经济总体上摆脱短缺经济，也对乡镇企业的没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事后看来，乡镇政府官员此前对于乡镇企业的父爱式提携，其实是从两方面削弱了乡镇企业：一方面自然是人们比较容易理解的因为溺爱太多导致拼劲儿不足，另一方面则是过度汲取以及干涉独立经营权导致的发展后劲儿不足，表面上的互爱渐渐演变成了互害。

这两种倾向看似矛盾，其实恰恰同时长期“完美”存在于乡镇政府与乡镇企业的互动中。一个地方的乡镇政府之所以愿意扶持发展乡镇企业，一方面固然由于历史遗产，也即改革开放前社队企业较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乡镇企业易于把控，征税、摊派和安置就业的成本比较低。此外当然也有“政治正确”因素的考量，相较于容易惹来争议和是非的民企，相对根正苗红的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显然更为可取。

然而，乡镇政府官员对于财税和信贷过多的“把持”——这也是他们能够扶持或挟持乡镇企业的力量源泉——最终“惹恼”了中央政府，因为这一方面造成了国家财税资源的流失和金融风险的累积，另一方面也造成作为宏观调控两个主要手段即税收和金融杠杆传导机制的失灵，由此导致1990年代中期的分税制改革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而要素市场化改革则更多是因为双轨制下必然导致的倒买倒卖所倒逼而成。

这一系列改革一方面使得乡镇干部无法继续扶持乡镇企业，另一方面也使得他们难以继续从乡镇企业那里“挤奶”，从而令他们对乡镇企业的态度变得意兴阑珊起来，从而使改制的阻力大大减少。此外，邓小平“南巡”后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的兴起，也使促进民营企业发展不再显得那么“政治不正确”。

总之历史的前行总是由诸多原因共同造成的，因此只有摆脱单因叙述模式，尽可能丰富解释框架，才可能更好还原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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