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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上最神秘的国家拍电影是种怎样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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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上最神秘的国家拍电影是种怎样的体验?

这部电影,《太阳之下》,记录了朝鲜小姑娘辛美加入少先队、为光明星节(金正日的生日,朝鲜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彩排舞蹈等一系列活动。

“加入少先队、讨好性质的联欢晚会、装模作样的领导视察,电影里的一切对于我们都太熟悉了,让人脊背发凉。”

前几天有一个神秘的纪录片出了资源。

故事展示了一个小女孩为了一次演出辛苦准备的过程,听起来超无聊,但豆瓣打分7.6,烂番茄高达93%。

就因为这部电影,导演和小女孩被人找了不少麻烦,甚至触怒了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还吓得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不敢在其纪录片双周展中做展映。

一部儿童纪录片而已,能引起这么多麻烦?

是的,只因为它的拍摄地在——朝鲜。

这部电影,《太阳之下》,记录了朝鲜小姑娘辛美加入少先队、为光明星节(金正日的生日,朝鲜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彩排舞蹈等一系列活动。

只是这样而已吗?当然不是,导演在影片一开始就用字幕揭示了一切——全都是谎言。

 

 

每一个场景都是排练过许多次的结果,就连最简单的一家三口吃个饭,都要经过精心设计。

从光线的变化能看出,为了夸两句泡菜,吃饭这一段从下午拍到了晚上▼

辛美父母的职业也是假的,妈妈本来是自助食堂的员工,片中变成了豆奶厂的,爸爸本来是报社记者,被变成了纺织厂技术员。

就连拍摄工人上班的镜头,都是假的。所有员工站在镜头外,朝方监督人员一声令下,再三三两两进入工厂。

工厂内,爸爸前脚还在和工人沟通改进技术▼

后脚就已经因为产量大增获得荣誉称号了▼

“同志们,今天我们车间的产量超过了政府定额的150%!”女裁缝宣布。到了下一条的时候,产量已经变成了“超额200%”。

辛美和同班的少先队员为光明星节的舞蹈表演彩排,朝方甚至要求其中一个小姑娘假装扭了脚踝,被送去医院治疗。

老师和同学们围在病床前,一起对着剧本念台词:“我们都很想你。”

正式拍摄时,8岁的辛美永远挂着标准到让人毛骨悚然的微笑。

▲辛美与金正日花

唯一一次袒露真情实感,是朝方的陪同人员偶然离开了导演和辛美身边,导演趁机问她,“加入了少先队员,你对生活有什么期待?”

小姑娘突然哭了起来,大家让她别哭了,“想点高兴的事”,她说,“我想不出来。”

直到这时候,小十君才发现,辛美是个特别好看的女孩子,大眼睛双眼皮,嘴巴嘟嘟的,放到韩国,估计就被公司挖走做练习生了吧。然而8岁的她,想不到什么高兴的事。

本片导演维塔利·曼斯基说,他在各地拍摄儿童,孩子们一般都特别好奇,喜欢看镜头里的自己,喜欢提问题。但辛美全程没有看过一次回放,没有提过一次问题。

为什么朝方会允许这样的电影出现?这也是该片惹怒两个国家政府、使导演担惊受怕的原因:

他根本没有获得允许,是偷拍的。

准确的说,导演准备了两张存储卡,每天朝方都会检查拍摄内容,于是每天工作结束时,剧组人员会故意耽搁一下,让其他人有时间去复制素材。

全片将近两个小时的片长,全部靠幕后花絮剪成。

维塔利·曼斯基生于前苏联,对极权政治记忆犹新,一直梦想能够访问朝鲜,“是因为希望借此了解一些关于我的国家和我的家族的过去。”

在拍摄本片的过程中,他一度濒临神经衰弱,睡觉要用家具顶着酒店房间的门。剧组成员们为了不被窃听,甚至发明了暗号来讨论工作。

由于本片在各大电影节获得盛赞,朝鲜文化部联系俄罗斯文化部,要求销毁影片并惩罚导演。虽然后者没有照做,但还是谴责了曼斯基欺骗朝方的行为,说他这样可能会使协助拍摄的朝鲜人民被处决。

曼斯基则表示自己已经把所有对辛美家不利的素材全部剪掉了。

为了能拍摄朝鲜,导演们什么招都试了。《太阳之下》使用了两份拷贝,另一部电影《红色礼堂》则利用了语言优势。

《红色礼堂》中,导演Mads、Simon和Jacob扮作一个丹麦喜剧团,去朝鲜做一次文化交流表演。

陪同人员与Mads讲英语,三人内部讲丹麦语,再加上Jacob是小儿麻痹患者,讲话不清楚,用导演的话说,“就算朝鲜人能听懂丹麦语,也绝对听不懂麻痹患者的丹麦语。”

于是片中经常出现Jacob说他不喜欢这样,Mads笑眯眯地翻译成“我们非常开心”的荒谬场景。

▲J说某幢楼太丑了,

M翻译为“他觉得很漂亮”

▲J不愿在游行中对帝国主义举起拳头,

M翻译为“他没见过这么大场面,要消化一下”

▲陪同人员说J很开心,

J对着镜头用丹麦语说“我要被她搞窒息了”

导演的本意是用语言偏差造成一种喜剧效果,结果Jacob麻痹症患者在朝鲜的处境反而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根据一些脱北者的描述,除退伍军人外,朝鲜所有残疾人(包括驼背、盲人、聋哑人士等)是无权住在平壤的,没有任何专门机构去照顾他们,他们被视为次等人类。刚出生的缺陷婴儿,甚至有被夺走生命的可能。

导演在访谈中提到,许多行人见到Jacob,会问他是喝醉了还是病了,因为他们没见过麻痹症患者。

然而根据官方描述,朝鲜1998年就建立了残疾人帮助协会,2005年已经发展为残疾人保护联盟。

在片中,每个人都对Jacob特别殷勤,却不许他在喜剧演出中从轮椅上站起来,也不准说话,朝方希望观众认为他在演一个残疾人。这种态度让Jacob崩溃了。

▲我觉得特别无助,

我恨这种不公平

▲这太变态了,他们明明对我很好,

我却能清楚地感觉到其中的歧视

片尾他唱了一首列侬的Imagine,讽刺意味十足。

不管是《太阳之下》还是《红色礼堂》,都有有争议的地方。

前者很有可能让辛美一家陷入困难。影片在塔林黑夜电影节拿下最佳导演奖后,朝鲜曾邀请曼斯基回去,“讨论”一桩“紧急事件”,信的最后一句话是“辛美非常想你”。

幸好今年5月10日举行的朝鲜全国代表大会上,向金正恩献花的花童已经被确认为是辛美,但她的家人是否曾遭到朝方报复,不得而知。

后者则带有太过强烈的先入为主观念。朝方陪同人员每次提到金家为国家的付出就痛哭流涕,导演画外音立刻插入“我知道她的内心充满恐惧”。

但不管怎么说,两部电影都在竭尽所能去触碰一些对他们而言是禁忌的东西。

然而外部的“拳头”终究打不破体制的铜墙铁壁。那么内部呢?朝鲜本国人,他们看电影吗?或者说,他们的电影能看吗?

有趣又吊诡的真相是,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是个骨灰级影迷。

二胖拥有一个庞大的私人电影资料库,据说配音、翻译、字幕师、录音师等加在一起有250人之多,远超很多国家的电影资料馆。

作为正牌影迷,自己国家的电影却千篇一律。二胖曾经痛心疾首:“为什么我们的电影都那么主旋律?一天到晚就是哭!你们还会点儿别的吗?”

为了改善朝鲜电影生态,二胖直接把70年代韩国最出名的导演申相玉和其刚离婚的妻子崔银姬绑架了。你不是能拍吗,你给我拍吧。

于是苦逼的申相玉和崔银姬苦逼地为朝鲜至少拍了17部电影,包括后来被奉为cult神作的特摄片《平壤怪兽》。朝鲜荧幕第一次吻戏也是这俩搞出来的。

最终在1986年去维也纳的旅途中,两人逃脱了金正日的控制。

根据崔银姬的口述,以及申相玉出逃时带走的一大卷他和金正日的对话录音,有导演制作了纪录片《情人与独裁者》,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看看。

可惜的是,二胖即便为了改善本国电影能做出绑架导演的事,却逃离不了领导人用政治手腕控制艺术的桎梏。

就算是二胖统治时的电影黄金期,朝鲜电影仍然只歌颂金家,倾向刻画革命中坚强卓越、革命后回归家庭的女性(因为卓越的男性有取代金家的可能)。

政治委员会经常出现在电影放映现场,询问观众的评价,人们也都非常谨慎地解读其中所传递的政治思想。

在流出的录音带中,二胖表示“韩国电影是大学生,我们就像幼儿园,人们思想太封闭了。”可直到今日,他们仍然会因为一部《太阳之下》追着导演满世界跑。

外部的“拳头”打不开朝鲜电影的大门,内部的藩篱也囚禁着包括领导人在内的所有人的思想。到目前为止,朝鲜电影仍未展露希望。

这里是陷入沉思的小十君,希望列侬的Imagine有朝一日不再是空想。

爱你们,么么扎。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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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上最神秘的国家拍电影是种怎样的体验?

这部电影,《太阳之下》,记录了朝鲜小姑娘辛美加入少先队、为光明星节(金正日的生日,朝鲜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彩排舞蹈等一系列活动。

“加入少先队、讨好性质的联欢晚会、装模作样的领导视察,电影里的一切对于我们都太熟悉了,让人脊背发凉。”

前几天有一个神秘的纪录片出了资源。

故事展示了一个小女孩为了一次演出辛苦准备的过程,听起来超无聊,但豆瓣打分7.6,烂番茄高达93%。

就因为这部电影,导演和小女孩被人找了不少麻烦,甚至触怒了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还吓得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不敢在其纪录片双周展中做展映。

一部儿童纪录片而已,能引起这么多麻烦?

是的,只因为它的拍摄地在——朝鲜。

这部电影,《太阳之下》,记录了朝鲜小姑娘辛美加入少先队、为光明星节(金正日的生日,朝鲜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彩排舞蹈等一系列活动。

只是这样而已吗?当然不是,导演在影片一开始就用字幕揭示了一切——全都是谎言。

 

 

每一个场景都是排练过许多次的结果,就连最简单的一家三口吃个饭,都要经过精心设计。

从光线的变化能看出,为了夸两句泡菜,吃饭这一段从下午拍到了晚上▼

辛美父母的职业也是假的,妈妈本来是自助食堂的员工,片中变成了豆奶厂的,爸爸本来是报社记者,被变成了纺织厂技术员。

就连拍摄工人上班的镜头,都是假的。所有员工站在镜头外,朝方监督人员一声令下,再三三两两进入工厂。

工厂内,爸爸前脚还在和工人沟通改进技术▼

后脚就已经因为产量大增获得荣誉称号了▼

“同志们,今天我们车间的产量超过了政府定额的150%!”女裁缝宣布。到了下一条的时候,产量已经变成了“超额200%”。

辛美和同班的少先队员为光明星节的舞蹈表演彩排,朝方甚至要求其中一个小姑娘假装扭了脚踝,被送去医院治疗。

老师和同学们围在病床前,一起对着剧本念台词:“我们都很想你。”

正式拍摄时,8岁的辛美永远挂着标准到让人毛骨悚然的微笑。

▲辛美与金正日花

唯一一次袒露真情实感,是朝方的陪同人员偶然离开了导演和辛美身边,导演趁机问她,“加入了少先队员,你对生活有什么期待?”

小姑娘突然哭了起来,大家让她别哭了,“想点高兴的事”,她说,“我想不出来。”

直到这时候,小十君才发现,辛美是个特别好看的女孩子,大眼睛双眼皮,嘴巴嘟嘟的,放到韩国,估计就被公司挖走做练习生了吧。然而8岁的她,想不到什么高兴的事。

本片导演维塔利·曼斯基说,他在各地拍摄儿童,孩子们一般都特别好奇,喜欢看镜头里的自己,喜欢提问题。但辛美全程没有看过一次回放,没有提过一次问题。

为什么朝方会允许这样的电影出现?这也是该片惹怒两个国家政府、使导演担惊受怕的原因:

他根本没有获得允许,是偷拍的。

准确的说,导演准备了两张存储卡,每天朝方都会检查拍摄内容,于是每天工作结束时,剧组人员会故意耽搁一下,让其他人有时间去复制素材。

全片将近两个小时的片长,全部靠幕后花絮剪成。

维塔利·曼斯基生于前苏联,对极权政治记忆犹新,一直梦想能够访问朝鲜,“是因为希望借此了解一些关于我的国家和我的家族的过去。”

在拍摄本片的过程中,他一度濒临神经衰弱,睡觉要用家具顶着酒店房间的门。剧组成员们为了不被窃听,甚至发明了暗号来讨论工作。

由于本片在各大电影节获得盛赞,朝鲜文化部联系俄罗斯文化部,要求销毁影片并惩罚导演。虽然后者没有照做,但还是谴责了曼斯基欺骗朝方的行为,说他这样可能会使协助拍摄的朝鲜人民被处决。

曼斯基则表示自己已经把所有对辛美家不利的素材全部剪掉了。

为了能拍摄朝鲜,导演们什么招都试了。《太阳之下》使用了两份拷贝,另一部电影《红色礼堂》则利用了语言优势。

《红色礼堂》中,导演Mads、Simon和Jacob扮作一个丹麦喜剧团,去朝鲜做一次文化交流表演。

陪同人员与Mads讲英语,三人内部讲丹麦语,再加上Jacob是小儿麻痹患者,讲话不清楚,用导演的话说,“就算朝鲜人能听懂丹麦语,也绝对听不懂麻痹患者的丹麦语。”

于是片中经常出现Jacob说他不喜欢这样,Mads笑眯眯地翻译成“我们非常开心”的荒谬场景。

▲J说某幢楼太丑了,

M翻译为“他觉得很漂亮”

▲J不愿在游行中对帝国主义举起拳头,

M翻译为“他没见过这么大场面,要消化一下”

▲陪同人员说J很开心,

J对着镜头用丹麦语说“我要被她搞窒息了”

导演的本意是用语言偏差造成一种喜剧效果,结果Jacob麻痹症患者在朝鲜的处境反而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根据一些脱北者的描述,除退伍军人外,朝鲜所有残疾人(包括驼背、盲人、聋哑人士等)是无权住在平壤的,没有任何专门机构去照顾他们,他们被视为次等人类。刚出生的缺陷婴儿,甚至有被夺走生命的可能。

导演在访谈中提到,许多行人见到Jacob,会问他是喝醉了还是病了,因为他们没见过麻痹症患者。

然而根据官方描述,朝鲜1998年就建立了残疾人帮助协会,2005年已经发展为残疾人保护联盟。

在片中,每个人都对Jacob特别殷勤,却不许他在喜剧演出中从轮椅上站起来,也不准说话,朝方希望观众认为他在演一个残疾人。这种态度让Jacob崩溃了。

▲我觉得特别无助,

我恨这种不公平

▲这太变态了,他们明明对我很好,

我却能清楚地感觉到其中的歧视

片尾他唱了一首列侬的Imagine,讽刺意味十足。

不管是《太阳之下》还是《红色礼堂》,都有有争议的地方。

前者很有可能让辛美一家陷入困难。影片在塔林黑夜电影节拿下最佳导演奖后,朝鲜曾邀请曼斯基回去,“讨论”一桩“紧急事件”,信的最后一句话是“辛美非常想你”。

幸好今年5月10日举行的朝鲜全国代表大会上,向金正恩献花的花童已经被确认为是辛美,但她的家人是否曾遭到朝方报复,不得而知。

后者则带有太过强烈的先入为主观念。朝方陪同人员每次提到金家为国家的付出就痛哭流涕,导演画外音立刻插入“我知道她的内心充满恐惧”。

但不管怎么说,两部电影都在竭尽所能去触碰一些对他们而言是禁忌的东西。

然而外部的“拳头”终究打不破体制的铜墙铁壁。那么内部呢?朝鲜本国人,他们看电影吗?或者说,他们的电影能看吗?

有趣又吊诡的真相是,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是个骨灰级影迷。

二胖拥有一个庞大的私人电影资料库,据说配音、翻译、字幕师、录音师等加在一起有250人之多,远超很多国家的电影资料馆。

作为正牌影迷,自己国家的电影却千篇一律。二胖曾经痛心疾首:“为什么我们的电影都那么主旋律?一天到晚就是哭!你们还会点儿别的吗?”

为了改善朝鲜电影生态,二胖直接把70年代韩国最出名的导演申相玉和其刚离婚的妻子崔银姬绑架了。你不是能拍吗,你给我拍吧。

于是苦逼的申相玉和崔银姬苦逼地为朝鲜至少拍了17部电影,包括后来被奉为cult神作的特摄片《平壤怪兽》。朝鲜荧幕第一次吻戏也是这俩搞出来的。

最终在1986年去维也纳的旅途中,两人逃脱了金正日的控制。

根据崔银姬的口述,以及申相玉出逃时带走的一大卷他和金正日的对话录音,有导演制作了纪录片《情人与独裁者》,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看看。

可惜的是,二胖即便为了改善本国电影能做出绑架导演的事,却逃离不了领导人用政治手腕控制艺术的桎梏。

就算是二胖统治时的电影黄金期,朝鲜电影仍然只歌颂金家,倾向刻画革命中坚强卓越、革命后回归家庭的女性(因为卓越的男性有取代金家的可能)。

政治委员会经常出现在电影放映现场,询问观众的评价,人们也都非常谨慎地解读其中所传递的政治思想。

在流出的录音带中,二胖表示“韩国电影是大学生,我们就像幼儿园,人们思想太封闭了。”可直到今日,他们仍然会因为一部《太阳之下》追着导演满世界跑。

外部的“拳头”打不开朝鲜电影的大门,内部的藩篱也囚禁着包括领导人在内的所有人的思想。到目前为止,朝鲜电影仍未展露希望。

这里是陷入沉思的小十君,希望列侬的Imagine有朝一日不再是空想。

爱你们,么么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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