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麦太尔在《后真相》一书中真诚地建议每一个人“与我们的内心斗争”。他认为无论我们站在哪一边，指出别人不想看到的真相是容易的，但是以同样的标准审视自己的信念是艰难的。
过去几十年，世界主义或全球主义是主流，但现在我们清晰地看到民族主义正在反噬它。
大家在仪式中注入个性，避免生命意义丧失，是一种抵抗传统习俗流于空洞的精神自助。
“如果没有工作人员来管理这些项目，多数资助可能会被终止。”
在地铁里，人们不再遵守原来的阶序与位置，而是共享同一种身份——乘客。临时的乘客身份、挤地铁带来的密切感受，为人与人的关系赋予了不确定性，让他们介于陌生与熟悉之间，自由与谨慎之间。
在怪异和阴森中反思现实，在恐惧和错乱中探索内心。
是做随和的父母，让孩子发挥潜能、获得快乐，还是当高度警觉的家长，时刻关注孩子的学习生活？中国妈妈总是处在焦虑和不确定性之中。
许多人感到振奋，认为《阿诺拉》获奖有助于性工作者的去污名化，并进一步推动社会将性工作正常化为一份职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些言论感到满意。有人认为，导演和主演的奥斯卡获奖发言错过了倡导真正变革的机会。
少女在父权文化中的形象如此纯洁无暇、无辜脆弱，她们是否认同这样的形象？抑或她们也遭遇着和母亲类似或不同的困境？
“我一直说我会活到92岁。”《以爱为名的支配》作者、日本前国会议员田岛阳子说，“我一直被母亲压迫，从来没有能力反击或争辩，但在了解了女性主义并积累了生活经验后，我在46岁时第一次有能力说‘不’。为了纪念那一天，我必须活得比以前长一倍。”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文利在采访中提醒我们注意，成年人常常把孩子看成是无性的个体，告诫他不要去想性，也不要知道性有愉悦的方面。性当中积极美好的含义被刻意掩饰，呈现给孩子的就剩下负面的东西，让很多孩子从小对性有偏见。
重新讨论大S的一生，也是重新思考东亚女性的身体与娱乐业以及大众媒介复杂的关系。
“太残酷了，我们失去了一切”，勋伯格的儿子拉里·勋伯格表示，“已经没有希望能找到或取回任何东西了，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结局，令人悲痛。”
“很多时候可能是一边抱怨今天又加班了，同时又觉得自己加班是在拼事业。这种主动过劳和被动过劳之间的界限其实很模糊，其中也可能有很多自我驱动在里面。”
今天，AI已经逐渐深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我们的未来将会走向何处？本文从政治、就业、大科技公司、艺术创作等领域入手，希望能够为你带来一点启发。
2024，人们在怀旧中挣扎，在逃离时迷茫。
请查收2024年最后一期文化周报。这份周报也可以算作界面文化年末盘点系列的一部分，带我们从政治选举、文化风潮和网络生态这三个角度回望这一年。
在今年，性别视角越来越多作为一种批评角度出现。
《再见智人》作者吴冠军认为，在技术呈指数级发展的当下，缺乏的是政治智慧。我们必须呼吁一次政治智慧的迭代，不再止步于人类主义的固有框架。
展览汲取上海解放75年来的重要十天，以图文报道、新闻影像的方式，讲述新上海的发展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