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存在能够完全替代美元的资产，那么“卖掉美国”就是时间的问题。

今年美国面临9万亿美元国债到期是一个财政临界点。这一数字不仅反映了美国财政的脆弱性，也揭示了当前关税战的深层动机——缓解债务重压。

苹果产品的零售价需要涨90%，才可以实现关税全部转嫁给美国消费者的目的。当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为关税负担而痛苦时，特朗普关税战就会彻底烂尾。

特朗普的“对等关税”对中国既是挑战，更是巨大的机会。

收入分配改革一定是最优解决方案，但短期要重视投资对稳定宏观经济的重要意义。

货币条件的约束因素和传导环境改变了。

目前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一方面规模较小，力度有待提高，另一方面沿袭了行政主导的政策实施方式，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策效力。

虽然美国经济是否进入“滞胀”尚不确定，但美联储利率政策受到的干扰因素已经开始增多。

美国本身的周期效应决定了它已经从前期相对周期高点向下降期进行迈进，美国股市和金融市场的大调整，标志着很可能美国衰退会加速。

对政府来说，有限的公共资源投向决策应注重社会公平，即确保全体国民在早期阶段获得足够的健康、教育和认知能力，确保没有一个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在学会如何解读智能机器的同时，也要学会如何确保它们对我们安全，这两项使命要双管齐下。

2025年的政策路线图已经十分清晰，并会贯穿今后2-3年，如果各项政策能够如期快速到位，内需缺口有望以更快的速度得以修复。

“零工保障”、“技能提升”和“公平分配”是关键。

美国的对等关税政策是对多边贸易体系的侵蚀。当前，全球经济复苏本就脆弱，更需要各国坚守开放包容的初心。

“实施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指引”、“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关系到国企履行战略使命的质量。 

本次CPI预期目标的调整，客观上提高了货币政策空间运用的灵活性。

面对特朗普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战的举动，这些利用全球价值链在中国市场上赚得盆满钵满的美国企业，都将是中国进行反击时可以打的牌。

华生认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经常被并列提起，但这两个概念并不对称，经济学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

长期来看，经济增长模式必须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但考虑到一些短期约束，财政刺激和投资的重要性仍不可忽视。

唐大杰认为，现行的“五险一金”对大部分灵活就业者而言“只有口惠并无实利”，而骑手们需要的交通安全、健康医疗保障仍然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