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丁认为，巨大的经济变革引发代际和性别冲突，然而社会对代际和性别冲突的认识转变相对比较缓慢，从而导致了出生率的迅速下跌。
中国向消费型社会转型步伐迟缓的主要原因是，快速工业化阶段形成的政策、机制和观念仍然在发挥作用，将过多的资源配置到投资上，导致投资占比明显偏高，而最终消费占比严重偏低。
与2024年相比，2025年美债市场面临的潜在波动风险将明显加剧。
各级政府竞相实施的以财政资金补贴为主的招商引资政策和产业培育扶持政策等手段，是导致多数行业“内卷式”竞争机制产生的核心原因。
2024年发行的专项债中，超四成用于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专项债防风险的职能进一步强化。
毫无节制的智能技术滥用，追求个体的“绝对安全”，只能导致公共安全、自身安全的实际减损甚至丧失。
泰拉规则未完全退出美联储政策框架。
从中长期来看黄金市场有利因素较多。
骑手的收入透明化、公平化，“有劳有得、多劳多得”，不能简单以“过度劳动”“内卷”等主观印象来评估。平台在制定相关规则时更需要充分考虑 “灵活性”。
本次大规模隐债化解的政策支持机制、监管范围及力度、具体化债思路较过往有明显不同。化解思路或更有针对性，解决拖欠企业款项问题重要性明显提升。
随着出生人口变化，那些无法再创造教育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民办大学将退场，而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提供差异化优质教育选择的民办大学，会活下去甚至活得更好。
政府部门的低利率弹性叠加私营部门利率弹性的下降，意味着利率政策有效性在下降，加之政策利率已降至1.5%，空间已十分有限，这正是当前支持性政策立场的主要难点之一。
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宽松货币政策扩大总需求主要是通过资本资产市场的财富效应、降低储蓄率和降低消费信贷成本三个方面带来的消费需求扩张。
一是要释放服务消费的增长潜力，二是进一步发挥财政支出的杠杆效应与挤入效应。
“两新”、“两重”和稳楼市的政策效用明显。经济依然存在三大薄弱环节。
总体上看，会议的基调更加积极，明年工作目标、政策基调、任务部署等层面都释放了积极的信号，有利于增强和夯实明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动力。
决策者应考虑帕斯卡赌注：听从警告即使错误，损失小且可逆；忽视警告若错误，代价巨大且难以逆转。
政策总基调“更加积极有为”，财政政策从“积极”到“更加积极”，货币政策从“稳健”到“适度宽松”，“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
2025年经济增速目标可设置为“双5”，即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均达到5%。
财政政策必须深度转型，从扩大基本建设投资、补贴生产者，补贴国外消费者，逐步转型为惠民生、补贴国内消费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