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一书中，普通人的回忆为我们展现了私人生活如何同邪恶体制共谋，又如何最终被其反噬与倾轧的。在对作者康拉德·H·雅劳施的专访中，他也分析了个人遭遇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

用户和互联网APP之间的关系，正如赌徒和赌博业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严重的“不对称合谋”，赌徒和用户追求忘却烦恼的“迷境”，赌博业和互联网追求的是最大化金钱和使用时间收益。

可乐成为以物易物的硬通货，“非必需品”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回心理平衡。可乐之外，人们还需要囤更多的东西维系习以为常的现代生活。

德国学者在一百年前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认为亚当·斯密两部著作的基本观点是不兼容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由此否定英美主流经济学对于斯密经济学的认知和推崇。

竹内好曾经慨叹过，日本的社会科学与文学没有找到共同语言，这影响了思想运动的涵盖面，削弱了思想立足于国民生活的可能性。他一生正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不断推进着这种促使社会科学与文学结合的“共同语言”的形成。

要解开关于《贝尔法斯特》的困惑，我们必须回到上个世纪60年代，深入了解爱尔兰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经济困境、宗教冲突、移民潮……

在谈及哈佛女孩刘亦婷和谷爱凌等事例时，桑德尔认为崇拜个人成功故事的危险在于，它们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不再关注如何为更广泛的社会公正创造条件。

缺乏预期或者陷入重复让我们感觉虚无，而在认清虚无之后，仍要好好建设人生，回到具体的行动之中，以工作与爱与之抗衡。

埃里克·方纳关注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关注美国激进主义传统如何推动了自由的实现，确实符合新史学潮流。但与“新美国史”的碎片化、去政治化倾向不同，他的研究始终有宏观视野和政治性特征。

自我认知不像照镜子化妆那么轻松愉快，可能是撕心裂肺的、自我鞭挞的。在陈嘉映的新作《感知·理知·自我认知》和特里林的《诚与真》中，我们都能发现，认识自我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