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勤奋努力就能改变命运”的优绩主义信条，但对经济不平等加剧的普遍反对意见并未否定优绩主义本身——或者说批评者本身从根本上就拥抱优绩主义——这让《逆行人生》以及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这部电影的指责都显得有些虚弱无力。

“作家书写底层就是在剥削底层”这个说法的潜台词，好像是“只有由底层书写自己才具有道德合法性”。真的是这样吗？

教育社会学学者谢爱磊从2013年起在全国四所重点高校对农村籍学子展开相关研究，十年间，他对约2000名重点高校学生做了追踪研究，并与其中的百余位农村籍学生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深入访谈。

对于“无条件基本收入”之不可欲性的反对，常常会带上某些道德义愤的色彩。敢于在这个方面直面嘲讽和攻击，为其辩解，不仅需要哲学分析技巧，也同样需要勇气和耐心。

他们收编和挪用了“有意义的工作”这一话语，变成了你加班是因为你是一个更酷的人，或是一个对职业更有追求的人。

双手干净，良心清白，这已是巨大的特权。

富人在努力和回报之间建立起的关系是交易式的，他们期待更大的努力可以获得更大的回报。学生和家长对上大学的看法也是交易性的——如果孩子进入顶尖高校，就证明家长投入的时间和资源产生了效果。

林小英在《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里一直强调“教育不是经济”，她针对的问题是过去二十多年发展教育的思路一直被经济逻辑所支配，“经济与教育的关系在县域范畴内还真是很复杂。”

对于努力但没有成果的人，这个社会不存在一种解释的话语或者机制，完全没有安慰，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不仅女性观众会被语气亲昵的美妆直播吸引，很多人都喜欢看吃播、探店，还会收看一些五花八门的直播，是不是都在寻找一种联结感，或者说一种替代性的生活？